工人的自尊與自信伴隨著公民權利意識與權利行為在生長,工會組織通過與工人原生組織的融合,開辟出與行政化的社會化維權的“義烏模式”不同的另一條道路。

當然,細究之下,我們會發(fā)現工人的關注與訴求并不完全相同。李靜君在2007年出版的《對抗法律：中國衰敗地區(qū)和新興地區(qū)的勞工抗議》一書中,深入探討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轉型、消失與再生——包括農民工的形成、下崗工人的消解和新型工人的再造。她比較了中國南北方勞工集體維權行動,認為在東北地區(qū)“銹帶”“遭遇拋棄”的工人們進行的是“關于絕望的抗議”,而在廣東的“陽光地帶”“受到超級剝削”的工人們則在進行“關于反歧視的抗議”。諷刺的是,工人們之所以沒有爆發(fā)更為激烈的抗爭,原因更多的是物質利益上的而不是精神意識上的——“銹帶”老工業(yè)基地國有企業(yè)工人們大多享受過福利分房,“陽光地帶”的農民工們則還有家鄉(xiāng)的土地作為退路。

當工人在企業(yè)中的參與權日益弱化,工人權益受損的矛盾長期被壓抑與積累,工人權利意識日益覺醒與增強,體制內意見表達渠道阻塞時,工人出于無奈,很有可能鋌而走險用自發(fā)的集體行動來表達訴求,而唯一資源便是法律救濟與援助。雖然他們如加拉格爾所述,有可能巧妙地利用國家提出的“以法律為武器”的名義說法,但實際上正像李靜君清楚說明的那樣,“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扮演犯罪和壓迫的橡皮圖章情況下才能作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體系發(fā)揮作用”。相比之下,潘毅將年輕打工女性——“打工妹”放置在中國社會急劇重構的廣闊社會與文化背景中,認為她們在來自國家社會主義、跨國資本以及家庭父權制的三重壓迫下,“自我賦權”的方法是以“機靈而反叛的身體”與痛楚,以僭越工作規(guī)則等日常生活的抵抗與抗爭,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對霸權展開微觀的反抗,這些“弱者的武器”卻未必那么有效與可靠,更有可能的是讓抗爭本身在個體的生命歷程中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要想真正處理好轉型時期的工會組織與集體行動問題,無論是從具有經濟國家主義、地方政商合作、國家合作主義、以經濟增長作為政治合法性主要來源等特征的“發(fā)展型政府”轉變?yōu)椤肮卜招驼?還是從模糊利益沖突、言行分離、精神安撫與物質安撫點面結合的“安撫型國家”轉變?yōu)椤胺前矒嵝汀钡膰?抑或是引入倫理視角、彌補“以政策為依據的依法抗爭策略”的缺陷與局限性、建立“弱勢群體的群體利益表達機制”,都很有必要但也還遠遠不夠。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郝秋笛（JudeHowell）教授的研究一再顯示,中國官方工會的根本性改革與農民工組織的發(fā)展,將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中國公民社會發(fā)育的整體進程同步。耐人尋味的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弗朗索瓦·巴富瓦爾在《從“休克”到重建》一書中發(fā)現,對10個轉型國家的改革與重構產生差異化影響的“歷史遺產”,其實恰恰源于蘇聯類型國家所固有的內聚力——強大的工人文化、發(fā)達的社會保障、鐵腕治理方式等等。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曾說過：“現在我們才開始明白,什么是重建。這是一場革命……但是,對于我們走向的社會的全貌,我們是沒有的?！笔聦嵣?人們都猜到了開頭,卻猜不到結局。

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一個美好卻遙遠的理想。當我們感嘆于資本主義在歐美歷史上的狂飆突進最終催生了民主理念與公民社會的出現時,還必須同時注意到,在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社會結構下,資本不加制約的發(fā)展會如何摧毀與扼殺了這些萌芽與初聲?，F代性并不簡單等同于西化思想,現代化并不全然意味著西方化,但一個現代社會總是擁有某些特定的、應予尊重和強化的基本要素——“價值觀、勞動者尊嚴、公平、平等、世俗主義、企業(yè)自由、思想與行動自由、家庭以及對環(huán)境、公共福利與制度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