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二者兼顧”的錯誤選擇遲早都會在美國經濟發(fā)展和政府資產負債表中有所體現。有關聯邦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的問題并不簡單，而是遠比看起來更為復雜。畢竟盡管數年來新赤字一直存在，但與國民經濟規(guī)模相比，美國國債總量實際上一直是在萎縮，這是美國經濟健康的表現。每次年度預算中都要在國債總量中加入適度的新赤字，但美國經濟的發(fā)展速度遠比政府借貸的速度快得多。1945年因二戰(zhàn)中戰(zhàn)爭費用出現激增的政府赤字使美國國債占到年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19%；到了1960年，變成僅占GNP的58%；1969年又下降至40%；而1974年則僅占國民經濟產出的35%。

接下來歷史的發(fā)展出現逆轉。1975年，二戰(zhàn)后美國國債增長速度第一次并未如期那樣低于經濟增長速度。起初這種新趨勢來得溫情脈脈，并不像戰(zhàn)時國債高筑那樣來勢洶洶，但這種奇怪現象卻在日益嚴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政府由保守主義者執(zhí)掌政權，然而其并未像保守主義者那樣適度調整財政不平衡，反而是使國債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截至1984年，國債占GNP35%的低比率一躍上升至45%，回歸1962年的水平。21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已經開始呈現出只有戰(zhàn)時才會出現的財政狀況。

這些數據并沒有引起政治討論的注意，但此時美國政治家反復追究的都是同一個重要問題，即美國公民應該優(yōu)先考慮哪一個？這個在和平和戰(zhàn)爭中間做出的一個基本選擇涉及到的是政治價值的問題，而非經濟理論。據說冷戰(zhàn)已威脅到美國民生，那么國防開支就必須得到優(yōu)先考慮。但反對的人聲稱蘇聯的威脅不過是夸大其詞，美國軍備開支過于鋪張浪費，政府應將資源轉移到國內經濟發(fā)展上來。雙方陣營的力量都很強大，且各執(zhí)己見，力爭自己的觀點占上風。但從實際來看，一種政治共識已在二者之間形成，雙方都心照不宣，歷經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權，歷經民主黨和共和黨執(zhí)政，在超過30年的時間里，美國政府不會在戰(zhàn)爭集結和和平開支中做出明確選擇，因為它不會丟掉任何一個。

1979年秋，保羅·沃爾克在演講中對聽眾說道：“歷經多年的通貨膨脹，如今我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22

這樣的話對于每位美聯儲委員，甚至是對于那三位仍不情愿對貼現利率做出微調的委員來說，意思再明確不過。然而在9月下旬，這些委員對美國經濟逼近衰退的擔心卻因貿易部傳來的一份新經濟數據而發(fā)生逆轉。盡管存在種種預測，但美國經濟并未如預期的那樣陷入萎縮，反而再次出現加速增長的態(tài)勢。

并且，盡管美聯儲一直在通過提高利率的方式逐步扭轉局勢，但銀行體系實際上一直在加速擴大其信貸業(yè)務。銀行信貸業(yè)務的擴張已達到每年超過20%，正如美聯儲官員從焦急的銀行家那里聽到的，大多數新借貸的產生全部流入到投機風險項目之中，即企業(yè)人和個人借錢的目的是為了購買價格正在飛漲的商品，這種風險項目包括對黃金、白銀和房地產的投機。他們是在下賭注，認定通貨膨脹會讓這些商品的價格越漲越高。而比較明智的投資人則選擇賣掉這些商品或其他可見實物，以還清貸款，達到迅速獲取利潤回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