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吹響了中國的啟蒙運動號角,以中國的啟蒙抗爭西方的啟蒙。如今,我們生活在反傳統(tǒng)的新傳統(tǒng)之中,既要繼承中國式的啟蒙傳統(tǒng)精神,也要反省西方啟蒙傳統(tǒng)所隱含的偏頗。如果中國的啟蒙運動與西方的啟蒙運動出于截然不同的生存理由,那么中國的啟蒙理應具有不同于西方啟蒙的精神品質。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與洛克是同時代人,英國王政復辟之后,他開始了在愛爾蘭議會的政治生涯,后突然隱退,回歸以閱讀和寫作為主的生活方式。他在法國知識界爆發(fā)“古今之爭”時寫作《論古今學問》-文,引發(fā)了英法兩國就“古與今孰優(yōu)孰劣”而展開的文藝與政制層面的長久論爭。坦普爾雖不是古典學者,卻敬重古人與古代學問,對人性有深具常識的敏銳洞察。在他看來,人的精神品質的好壞與經濟、技術的先進與否并不成正比,與古人相比,今人在道德品質上并未有明顯進步。《論古今學問》收入坦普爾爵士作品七篇,并附其生平文字一篇,展現了歷史上的英格蘭陷于政制動蕩之時,關心國家命運與精神品質走向的智識人如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