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有自我矛盾之嫌，他自己比誰都清楚，與他敵對的多納圖派也立即逼問。屬靈的基督教如何可以靠世俗權力助勢?“強迫他們進來”教會，其實是正統(tǒng)自承失敗。對這些十分明白的異議，奧古斯丁的回答很陳腐：我們強制他們，是為他們自己好。一旦接受了這一點，則先強制，后找理據(jù)，就再容易不過。父道意象簡單好用：父親糾正子女，是出于愛。上帝責罰以色列子民，“因為”他們是他的選民，故而他的責罰是他的愛的進一步證明。有什么事情比看緊一個民族不要偏離正道更富愛心嗎?父親——念成“主教與教士”——由政府權威協(xié)助，宗教強制就成為日常教牧職責的一部分。主教與教士，就像普天之下的好父親，就像上帝自己，使用強制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先說之以理，以身作則，最后才用強迫。對于濫用強制的問題，奧古斯丁仍然援引父道來應付。一開始就以強制代說理，無疑是誤用強制，但這最多只構成單單一個濫用權威的例子。一個父親虐待其子女，并不足據(jù)以盡廢父道，猶如一個統(tǒng)治者苛虐其臣民，并不足據(jù)以主張盡廢統(tǒng)治權。

傳記資料有明顯的證據(jù)，顯示奧古斯丁走上強制，并非十分情愿。但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一點是，奧古斯丁是著眼于強制顯然有效，而采取這種立場。根據(jù)奧古斯丁自己的意思，非洲到處是信教半不由衷的多納圖派及半真半假的基督徒，帝國的地方官長對他們加以威脅，才推動他們真心向教，他們是心存感激的。自由主義宗師穆勒也同意奧古斯丁之見：宗教強制要成功，唯一要件是持之以恒。

我們必須指出，奧古斯丁的強制論是他那時代的共識。宗教強制令我們脊梁發(fā)涼，部分原因在于我們已習慣于某種程度的政教分離，或者，至少而論，教會與國家如今已經(jīng)使用，而且應該使用不同的方法來確保其成員忠誠不渝及行為良好。這一點，我們都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信徒，韋伯認為：國家為了自衛(wèi)與維持法律，應該壟斷暴力，其余社會建制，例如教會，必須在“法律內(nèi)部”行事，也就是說，只可以透過說服來行事。我們有時忘了，我們必須同時采取自由主義將社會與國家分開的觀點，才可能采取國家對暴力有壟斷使用權的現(xiàn)代觀點。政治理論大多不是自由主義，而且大多數(shù)政治理論否認自由主義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所作區(qū)分可以成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區(qū)分一旦被否認，除了國家可以之外，原則上其他社會機構就沒有理由不能使用暴力來治管其成員。

此外，國家可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教會為什么不能有樣學樣?人屬于某個國家，其實很少是自己選擇的。如果用一張單子，列舉某些人為什么成為某些國家的成員的理由，這單子無論如何開法，有意的選擇都會排在底下。國家的做法，是疆界之內(nèi)，人皆為我所有，教會為什么不能照樣?畢竟，奧古斯丁的宗教承諾一定給人復活的希望，比國家的能耐強多了。朝不保夕的塵世平安，比起永生的平安，何足道哉。

奧古斯丁是善于直指根本的激進派，在宗教強制這件事上，他的政治思考卻未徹根本。他在上帝之城與魔鬼之城兩者之間所做的識別，引導我們預期他在政教之間也將有類似的區(qū)別。為奧古斯丁辯護的人會說，指望奧古斯丁支持“政教分離”，是時代倒錯。比較嚴肅的說法是，奧古斯丁不可能將政教二分，因為他對雙城的基本思考不容他作此二分。奧古斯丁最根本的社會洞識，認為人構成的各種群體占有相同的社會空間，它們相互重疊程度極高，永遠不可能彼此清楚區(qū)分。我們真正能夠知道的，只是我們各個歸屬于不同的管轄，所以，關于政治上的問題，唯一適當?shù)奶岱ㄊ牵銡w于其中一方管轄，對你所受于另一方的管轄有何影響。至于問：“我是不是永恒之城即上帝之城的成員?”這問題在人間并無答案。據(jù)此說之意，人生在世，對此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宜乎不知所以。誰被選進入上帝之城，保持神秘，而且必須保持神秘。如何能不如此?天機如果泄露，當然會造成社會生活的大災難。人人皆知誰獲選誰未獲選，獲選者再過美德的生活即了無意義，反正已經(jīng)得救，已知注定下地獄者如果能作理性思考，則將變本加厲，蓋竊鉤亦誅，竊國亦誅，何不竊國而誅。社會生活如欲可以忍受，有賴于對最后的結局無知，而上帝將結局保持神秘，也許正是上帝之善的一種表現(xiàn)。一切權威，父權、世俗與教會權威，目的都在于使人在假定如何如何便能得救的半知不知情況下，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