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夾道8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授權”與“限權”的統(tǒng)一

問：司馬先生，任何人沒有超越憲法的權力，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如果這話不對，那么誰有超過憲法的權力？如果沒有人有超越憲法的權力，是否憲法最大？是否法律高于一切？如果法律高于一切，民主居于什么位置呢？

司馬南：你說的問題其實是一個“授權”和“限權”的關系問題。

讓我們大家先明確“授權”與“限權”的概念。

憲法即是授權與限權的統(tǒng)一：一方面，人民依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這就是“授權”；另一方面，人民及其依照人民意愿產(chǎn)生的社會實體本身又必須接受憲法的監(jiān)督和限制，任何人任何團體組織和機關都沒有超出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就是“限權”。

這一切，不同于“三權分立”下的憲政運作，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原則。

關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鄧小平講過非常深刻的話：“沒有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實行真正的從群眾中來，也不能實行真正的到群眾中去。不實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脫離人民群眾，脫離黨員群眾，而且上級脫離下級，甚至在同級里也勢必造成少數(shù)人或個人脫離多數(shù)，少數(shù)人或個人專斷的局面?！?/p>

小平同志還講過，“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I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顔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p>

從憲法原則講民主集中制問題，屬于邏輯判斷和理論判斷，這個判斷固然很重要，但并不能替代事實判斷。

那么，事實上現(xiàn)在的情況怎么樣呢？除開新時期一切關于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進步以外，僅就問題而言，我的判斷是，整個社會民主得不夠充分，集中更不夠充分。此話亦即說人民群眾的民主的積極性還大大地有待提高，大力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乃為當務之急，而中央的權威則必須大大地鞏固和加強，完善正確集中乃為題中應有之義。

后夾道9

中國民主政治實踐這門大課，民主集中制首尾貫穿

問：我們今天講民主話題，但對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我認為重點在“集中”的問題上。

即到底“集中”什么？是“集中多數(shù)人的意見”，按多數(shù)人的意見決策，實行“多數(shù)決”呢，還是“集中正確意見”，只按“正確意見”來決策？

假如只按照“集中正確意見”的要求來行事，“首先是要集中正確意見，”那么，民主的意義在哪里？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又體現(xiàn)在哪里？

司馬南：前一個問題，我剛剛回答過。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頂一個諸葛亮。王小丫《開心辭典》節(jié)目，有一個環(huán)節(jié)，嘉賓答不上來的時候，可以請教親友團，或者現(xiàn)場觀眾一起給出答案。實踐證明，就一般而言，多數(shù)人的經(jīng)驗智慧總是要比一個人的經(jīng)驗智慧多一些，因此，按照多數(shù)人的意見做出的決策，優(yōu)于按照少數(shù)人或個人的意見做出的決策?；究梢詳嘌?，所謂集中多數(shù)人的意見，其實也就是集中正確的意見。換言之，所謂集中正確的意見，亦即集中多數(shù)人的意見。

但是，也不盡然。有時候正確意見會在少數(shù)人手里。

這時情況就會變得比較復雜，出現(xiàn)兩難選擇：堅持正確意見，會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也不利于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而不堅持正確意見，明顯地是對人民事業(yè)的不負責任。

更復雜的問題還在于，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在哪里？由誰來判定正確與錯誤？在一些急需做出判定的問題上，極易遇到這類情況。

實踐中，缺乏民主作風的領導往往誤以為這是個魄力問題、面子問題，于是大大小小的“一把手”把臉往下一拉，“就這么定了”。人們把這種現(xiàn)象概括為“一把手是絕對真理，二把手是相對真理，三把手是宣傳真理，普通委員沒有真理”。如此，“集中正確的意見”的集中變成了“一把手”的個人專斷。這是一些地方的領導班子發(fā)生嚴重失誤的重要原因。鄧小平說得很明白：“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焙迷谌h是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有機體，低一級層面上判斷不清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以在上一級層面，直至最高級層面上得到解決。此外，在今天中共力倡的概念中，不僅有“民主決策”，還有“科學決策”和“依法決策”的提法，而且這三者往往連在一起。這為集中正確意見，實行正確決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簡單地說，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中，顯而易見地是集中多數(shù)人的意見。強調這一條，今天依然有著現(xiàn)實意義。毛澤東當年極為不滿地指出：“近年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于虛設?！?/p>

到了本人出生那一年，1956年（不然我不會記得這么清楚）。

1956年，鄧小平對“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實踐中的缺點”有這樣的評論：

“有少數(shù)黨組織的負責人，仍然有個人包辦的行為。這些負責人，或者很少召集必要的正式的會議，或者往往也召集黨組織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只是形式主義的。他們既沒有使會議的參加者對于所要決定的問題，在會議以前具有思想上的準備，在會議上，又沒有造成便于展開討論的氛圍，實際上形成強迫通過。這種以集體領導的外表掩蓋個人專斷的實質的辦法，必須堅決反對?！?/p>

反對包辦，集體領導，先民主，再集中……這些樸實的語句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領導人民奮斗在實踐中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沒有隨著歲月的流淌化為烏有，反倒在新的歷史時期發(fā)揚光大被繼任者添加上時代的新的解讀。清晰的歷史脈絡告訴我們，中國民主政治實踐這門大課，民主集中制是首尾貫穿的內容。悉賴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得以發(fā)展，中央權威得以維護，黨和國家的蓬勃活力與團結統(tǒng)一得以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