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

選主批判：對當代民主的反思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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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原初含義：做事能力，而非多數(shù)決 /喬賽亞·奧伯
本文關注古典（公元前4到5世紀）政體類型術語背景下，“民主”的希臘原初含義。結論是，民主最初是指“做事能力意義”上的“權力”。“多數(shù)決”是希臘那些民主的批判者刻意用來表達對民主蔑視的簡稱。把民主制視同寡頭制，在原則或實踐上，都不僅僅是多數(shù)（窮人）和少數(shù)（富人）各自壟斷既定政府官職，人們將會承認公元前5世紀的反民主批判才是對政治現(xiàn)實的準確描述。如果我們回到希臘古風的目標在于獲得有價值的政治權力理解，我們必須學會關注古代民主的實踐者及其批判者。
抑富督官：讓精英重新對大眾政府負責 /約翰·P.麥考米克
現(xiàn)代共和政體沒有建立防止富人政治影響力過大的正式制度，而且放棄了傳統(tǒng)上用來確保官員負責的非選舉技術。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和馬基雅維利曾經反思過羅馬、威尼斯和佛羅倫薩憲制，本文受其啟發(fā)，強調了三個已被人們遺忘的實踐，它們都有助于人民控制經濟和政治精英：混合抽簽與選舉的官員任命程序，排除富人任職資格的官職或議院，以及在起訴和上訴中召集所有公民參加的政治審判。我提出了一個政體類型模式，來評估行政官員不同的選拔方式在抑制富人上的潛力；我還設想了一項改革，即用“保民官”來修補美國憲法，“保民官”這個詞會讓人想起18世紀以前大眾政府的精英問責制度。

002
革命、代表與現(xiàn)代民主制的根基 /克里斯托弗·霍布森
自從代表與民主被調和、混合到一起后，對于代表究竟是使民主成為可能，還是限制、妨礙了民主，就一直存在持續(xù)的張力和爭論。如果人們擱置教條之爭，轉向歷史，代表的民主資格馬上就變得非常清晰。在民主被改造成代議政府體制以前，民主制曾被視為一種過時的統(tǒng)治方式，不適用于現(xiàn)代國家，盡管也許并非完全不可能。本文嘗試借助歷史論據證明代表的“民主性”。這就把我們引向法國大革命期間出現(xiàn)的對“民主”的各種修正和挑戰(zhàn)，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個關鍵進展：民主與代表這兩個曾經對立的概念終于牽手到一起。本文試圖證明，正是在這個時期，才有人認真構思現(xiàn)代民主的概念和理論框架。為了證明這一點，本文展示兩位大革命核心人物如何通過兩項關鍵修正把民主與代議制掛起鉤來，他們是托馬斯·潘恩和馬克西米倫·羅伯斯庇爾。這兩位主角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對民主制提出了大膽而頗具現(xiàn)代意義的重新評估，同時挑戰(zhàn)了這一概念的“評價”和“描述”層面。 在這個過程中，潘恩和羅伯斯庇爾將代表納入對民主的構想中，同時把民主修飾為某種積極而有價值的東西。這兩位兩極對立的核心人物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們對民主的反思和創(chuàng)新重構了民主與代表這兩個概念、并把它們用獨特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現(xiàn)在的人們對這個配對習以為常，但它倆在18世紀幾乎是水火不相容。
代表與民主：不穩(wěn)定的聯(lián)姻 /漢娜·費尼切爾·皮特金
“代表”概念歧義叢生，不是因為它缺乏核心定義，而是因為這個定義蘊含著一個悖論（同時在場與不在場），而且它也太泛泛了，無助于把該詞的許多含義與其不時相互矛盾的暗示協(xié)調起來。
代表與民主的關系并不確定，人們卻經常輕率地將二者等量齊觀。這兩個理念起源不同，甚至彼此沖突。民主來自古希臘，通過自下而上的斗爭贏得。希臘民主是參與式的，與代表沒有任何關系。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和一種政治實踐，代表始于中世紀晚期，當時它是君主強加的義務。只是到了英國內戰(zhàn)及之后的18世紀民主革命時期，這兩個概念才關聯(lián)起來。
民主論者認為正是代表和選舉權的擴展讓大規(guī)模民主成為可能。保守論者則將代表視為阻礙民主的工具。盧梭也對比過這兩個概念，但他更喜歡民主自治。他認為代表是對民主的一個威脅，這頗具先見之明。代議制政府已經成為寡頭制的一個新形式，普通人民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這并非無法避免。代表的確讓大規(guī)模民主成為可能，但關鍵在于，它植根于地方的參與式民主政治。
當今有三個攔路虎阻礙這個可能性的實現(xiàn)：公共問題的規(guī)模與私人權力；金錢或者財富；以及電子媒介時代的理念及其塑造。

003
超越選主：反思作為陌生權貴的政治代表 /拉尼·吉尼爾
今年的喬利講座考察的是政治代表在憲政民主制下的一些理論與實踐問題，提出了三點主張：第一，選主（通過選舉的統(tǒng)治）把公民的作用縮減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選擇點，真正的選擇權經常落在政客手中。第二，由于過分關注贏者通吃式選舉，選主體制鼓勵美國的各類代議士把自己看作是有權勢的陌生人，對其位置享有專有利益。第三，如果代議士們不僅僅充當各種公民觀點、公民認同的代理人，而是把自己看作公民參與的催化劑，民主就可以深化。借助普通人在選舉前后集體動員起來建構公民權力的古今例證，吉尼爾教授采用集體效能的分析框架來描述這種概念變化。她主張，富于活力的負責選民，可以改造代表關系，將民主重塑為自治式民主，而不僅僅是代議式民主。
難以抓住的民主 /謝爾登·S.沃林
晚近現(xiàn)代世界的民主不可能是一個完整的政治體系，考慮到現(xiàn)代權力形式的可怕潛能，及其從社會和自然世界所榨取的東西，民主也就必然沒有希望，沒有什么值得為之奮斗之處。我們需要把民主重新理解為某種非政府形式的東西。本文認為，所謂當代民主困境不是人們經常所說的，古代民主概念與現(xiàn)代政治社會的規(guī)模和范圍不相容。而是任何植根于作為行動者的公民和參與性政治的民主概念，都與國家的現(xiàn)代抉擇不相容，這個現(xiàn)代抉擇即國家成為政治生活的固定核心，而相關的政治概念就是持續(xù)圍繞單一主導目標的活動，即控制或影響國家機構。民主制是一項關乎普通公民政治潛質的工程，也就是說，關乎他們經由公共關懷的自我發(fā)現(xiàn)及其實現(xiàn)方式成為政治存在的可能性。
混合憲制vs.三權分立：現(xiàn)代民主的君主制與貴族制特征
/莫恩斯·赫爾曼·漢森
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分立理論目前仍是現(xiàn)代代議制民主的地基。它由孟德斯鳩創(chuàng)立，取代了早先的混合憲制理論。后者可以追溯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波利比烏斯，其核心主張是，世界上存在三種憲制：君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當來自三種憲制的各種制度混合在一起，制度之間就會相互作用，影響國家的立法、執(zhí)法與司法等全部職能。今天，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存在太多例外，已經漏洞百出，成了理解現(xiàn)代民主結構的障礙而非助力。因此，我們有必要恢復混合憲制，從而糾正“西方國家就是純粹的民主制”和“民主就是由人民統(tǒng)治”這兩個流行觀念。

004
超越選舉威權主義：非民主體制的光譜 /理查德·斯奈德
很多國家處于自由民主制與成熟威權主義之間“灰色地帶”，超越“轉型范式”，考慮選舉與政體比較研究的四個基本非選舉因素之間的互動，包括誰統(tǒng)治、統(tǒng)治者如何統(tǒng)治、統(tǒng)治者為什么統(tǒng)治、統(tǒng)治的程度如何，探索新的理論框架，聚焦于多元主義、動員、意識形態(tài)、國家權力的不對稱分布以及新信息技術對于威權主義統(tǒng)治者及其反對力量的意義，是理解現(xiàn)代非民主體制光譜的關鍵。
建構政治正當性：選舉民主還是政府質量 /博·羅斯坦
人們常常以為選舉民主的確立是建構政治正當性的關鍵。本文挑戰(zhàn)了這一觀念并提供了一個替代選項。很多實證研究揭示選舉民主對于正當性的建構沒有必然的關聯(lián)。即便是在成功而又穩(wěn)定的北歐民主國家，也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正當性是在政治體系的輸入端建構的。比如，前南斯拉夫政治正當性的崩潰不是因為種族群體意識到他們將會成為永遠的少數(shù)派，而是因為新克羅地亞國在權力行使上侵犯了公民權利。正當性的建構、維系和破壞不是在政治體系的輸入端而是輸出端。因此，與選舉體系建構有效代表的能力相比，政治正當性至少同樣取決于政府的質量。
政黨的公共形象：一種必要的惡？
/拉塞爾·多爾頓、斯蒂芬·韋爾登
政黨在公民眼中形象如何，爭論已久，隨著政黨疏離(Dealignment)席卷整個西方民主國家，最近這個問題顯得更加重要了。本文前所未有地收集了大量描述當前各國政黨形象公共輿情資料。這些意見總體而言是負面的，而且這種悲觀情緒在過去25年間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將顯示，對政黨的不信任降低了投票率，導致當代政黨體系碎片化，為新的反對黨提供了選舉根基，并使得更多的人對政府采取犬儒主義的態(tài)度。盡管政黨是當代代議民主體系的基礎，今天信任政黨的公民卻越來越少，這個趨勢正在重塑民主政治的性質。
不平等加劇時代的美國民主 /美國政治學會特別報告
2002年秋，美國政治學會理事會決定任命“不平等與美國民主”特別工作小組。2003年1月，特別小組召集了15名成員，他們受命在接下來的18個月里共同準備一份內容廣泛的研究評論，主題就是不平等與美國民主。特別小組在三份評論基礎上準備了一份簡報，本報告由此擴充而來。我們的結論是，在實現(xiàn)自己的民主理想方面，美國已裹足不前，在一些領域甚至走了回頭路。特別小組成員就本工作進行了廣泛而嚴謹?shù)霓q論，三位杰出的獨立同行做了審核，美國政治學會理事會做了評論。

代議制民主真的民主嗎？
/伯納德·曼寧、納迪亞·烏賓第訪談
/訪談人海倫·蘭德摩爾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海倫·蘭德摩爾組織代議制政府研究專家伯納德·曼寧和納迪亞·烏賓第，共同探討代議制民主的民主性。討論追尋了代議與民主、代表與宗教、代議制民主的基本原則、代議制民主的未來變體等問題的源流，指出代議制并不存在危機，因為代議制從設立之初就是為了控制而非貫徹民主。政黨也決不會消失。所有代議制民主國家已經適應了政黨忠誠的削弱和權力的個性化，這是伯納德·曼寧對自己代議制民主理論的重要補充和修正。兩位專家還認為，作為代議制民主的補充，審議民主也可能會導致精英脫離既定的選舉問責體系，導致更廣泛的公民政治參與受到遮蔽和阻礙，從而有可能放大精英政治成分。
譯后記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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