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已淪為道德淪喪和倫理缺失的社會。兩位哲人以政商界為首，對社會各個階層都進行了嚴厲批判。在政界，官員們只追求“自利”，為了自身利益，就像“墻頭草”一樣見風使舵，沒有那種勇于犧牲自我，為信念殉道的堅定哲學理念；在商界，日本的經營者鼓勵別人利他，自己卻口是心非，不愿身體力行；在學校，老師并沒有盡到傳授給學生做人最低原則的義務，從而導致少年犯罪等惡性事件時有發(fā)生。而且，把眼界放寬到全球范圍，類似問題也不勝枚舉。美國的恐怖事件頻發(fā)，以牙還牙的戰(zhàn)爭永無休止，人類無法斬斷仇恨的鎖鏈，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淖。針對這些問題，兩位哲人不僅僅停留在憂國和哀嘆的層面，而是指出了癥結所在以及提出了對國家的寄語。兩位哲人一致認為，當前日本的“病根”是戰(zhàn)后的日本人從不考慮“人為什么活著？”這一本質性問題，內心缺乏篤定如一的哲學。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以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稻盛和夫提倡“人之道”，即重視以信仰和倫理為基礎的“良心”。梅原猛則提出應該創(chuàng)建新道德，即基于曾經在歷史長河中塑造了日本民族靈魂的優(yōu)秀宗教的佛教、儒教和神道，再借鑒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智慧而創(chuàng)建的道德。兩個人的角度雖然不同，但在本質上是殊途同歸。他們呼吁，應該及早構建一個以經歷漫長歷史而形成的“慈悲”、“愛”、“仁”、“自利利他”為精神基礎的社會。具體到如何形成宗教所提倡的“慈悲”“愛”、“仁”、“自利利他”的精神，兩位哲人結合兒時的體驗、自身生活工作的經歷，從文學和宗教等層面，圍繞勞動的意義、導致美國恐怖事件頻發(fā)的世界宗教的本質以及鼓勵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條件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梅原猛認為“利他”就存在于勞動之中。稻盛和夫則認為勞動的目的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是“為了社會和他人”。而這種“為了社會和他人”和梅原猛先生所說的宗教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對于經營企業(yè)這種創(chuàng)造性勞動，稻盛和夫認為企業(yè)能否成功都取決于不懈的努力和靈感，而現在的日本社會卻是對創(chuàng)新缺乏足夠包容的社會，因此作者認為應該樹立牢固的“利他”理念，并以此高尚的哲學觀來重構日本社會的道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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