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評說中提煉出了竇垿的核心價值觀：愛國思想、憂患意識、進取精神。但并不是一味溢美，而是同時指出了他極力維護封建統(tǒng)治、矢志忠孝兩全的歷史局限與階級局限。魯迅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題未定”草》之六）作者對竇塘的評說是理性的、較為確鑿的。作者在寫竇垿“科舉入仕”、“尊奉理學”時，對我國的科舉制度、理學發(fā)展有詳備而精到的介紹，但稍顯游離，若能與對傳主的評說結合得更緊密些，其評說會顯得更加雄辯。作者有感于云南學術史上對地方歷史文化名人研究較為薄弱的不足，先寫了何桂珍，現(xiàn)又寫了竇垿，據說還要寫幾位類似的地方歷史文化名人。這不僅是對云南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貢獻，對我們豐富云南學術史、建設民族文化大省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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