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

　　《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以19世紀中后期出版的兩個《論語》英譯本為研究對象，探討經(jīng)典翻譯中文化的闡釋問題。一個是英國倫敦會新教傳教士、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理雅各的譯本，另一個是中國清末民初有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被譽為“文化怪杰”的語言天才辜鴻銘的譯本。兩位譯者和其譯作都具有代表性，同時也都頗受爭議：理雅各的《論語》，像其龐大的《中國經(jīng)典》系列譯著一樣，一個半世紀以來仍然被許多學者視為儒經(jīng)翻譯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很多批評者認為理雅各不僅嚴重曲解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而且其翻譯行文生硬、句子冗長，與《論語》簡練、含蓄之風格相去甚遠。辜鴻銘以高度“歸化”之策略翻譯儒經(jīng)，英文流暢地道，然又“過”之太甚，“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學釋此書”，“失之于增古書之意義”等。《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通過對理雅各和辜鴻銘《論語》英譯本的對比研究，試圖回答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論語》（或儒經(jīng)）英譯的歷史背景，包括宏觀的歷史背景和具體的功利目標是什么？其次，《論語》是怎樣被翻譯的？這也是全文的重心所在。處于不同時代、來自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譯者依據(jù)什么樣的標準對文本進行解讀，又如何對其進行翻譯——或日改寫、轉述、增刪和言說？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是在何種作（譯）者意圖下使用何種翻譯策略來化解翻譯中文化的沖突問題的？第三，這些《論語》英譯本塑造了什么樣的孔子形象和什么樣的《論語》形象？這些形象對于中西文化交流和理解有什么意義？《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在充分利用中西方傳統(tǒng)譯論中“忠實傳意”和“再現(xiàn)風格”二元論討論譯本語言特征的基礎上，采用功能主義翻譯論中的“目的論”（Skopostheorie）、勒弗威爾的翻譯研究理論和加達默爾闡釋學中有關“傳統(tǒng)”和“前見”參與闡釋過程的理論來分析《論語》的英譯實踐。翻譯“目的論”認為，翻譯像任何人類行為一樣乃是有目的、有意識的行動，譯者的目的和動機影響并制約著翻譯的策略和具體方法，并進而影響最終的目的語文本之形態(tài)和接受狀況。翻譯研究學派把翻譯和目的語社會中的意識形態(tài)和主流詩學等文化因素聯(lián)系起來，認為翻譯受到除了語言轉換之外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約，翻譯無疑是一種有目的的改寫行為。這與“目的論”有相通之處，兩者都強調譯者、譯作和目的語社會。然而，原作和原語文化在翻譯中永遠是不能忽視的，任何翻譯都是闡釋活動，文化經(jīng)典的翻譯更是對原作和原語文化傳統(tǒng)的闡釋。加達默爾的闡釋學認為，純粹理解文本所謂的真實意義的闡釋是不存在的，任何闡釋活動一開始總是受闡釋者自身傳統(tǒng)的影響和限制，基于傳統(tǒng)的“前見”是闡釋的前提。因為闡釋者“個人的前見比起個人的判斷來說，更是個人存在的歷史實在”。經(jīng)典的開放性和闡釋者背后傳統(tǒng)的多樣性決定了任何理解和闡釋都受制于特定時空中的特定傳統(tǒng)，因而也具有獨特性?！队⒆g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認為，在《論語》的英譯中，不同譯者有著不同的翻譯動機和目的，這些動機和目的與譯者翻譯《論語》的策略和具體方法有密切聯(lián)系。理雅各的“學術型”翻譯和辜鴻銘所謂“有機整體論”即是如此。再者，譯者背后的文化傳統(tǒng)（包括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詩學等），譯者的教育和學養(yǎng)、性情、信仰；簡言之，譯者的文化立場構成了譯者作為文化闡釋者自身的“歷史實在”，并直接參與文化闡釋過程。因此，不同譯者筆下的《論語》傳達了不同的孔子形象和儒家學說形象。筆者通過對這兩個譯本的考察，探討文化經(jīng)典跨語際翻譯中的跨文化闡釋本質，這正是《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選題的意義所在。

　　金學勤，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翻譯與文化研究，尤其關注儒家典籍在海外的譯介和接受。近年來在《外國文學》、《孔子研究》、《四川大學學報》、《中外文化與文論》、For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等中英文權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和譯作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