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聯(lián)合早報》作為一個威權國家的媒體,沒有太多的研究價值,它服務于國家利益屬于常識,而常識是不需要研究的。的確,如果僅僅是要證明《聯(lián)合早報》服務于國家利益,這個問題確實是沒有價值的。本書實際上要分析的是,在新加坡的國家利益與《聯(lián)合早報》報道傾向之間是否真的存在著相對應的“利益-傾向”關聯(lián)?《聯(lián)合早報》是否如傳聞的那樣傾向中國?它傾向中國的原因又是什么? 本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類似于新加坡這樣的威權國家,其媒體國際報道傾向的生成機制是怎樣的?國家利益(取向)是否是國際報道傾向生成的主導因素?本書選取《聯(lián)合早報》1999—2006年的中美關系報道作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新加坡媒體報道的主要因素(國家利益)為自變量,以《聯(lián)合早報》報道的傾向性為因變量,希望借此案例研究來探索威權體制下的媒體國際報道傾向的生成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