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先生倡導“走出‘疑古’”說：咱們今天的學術界，有些地方還沒有從“疑古”的階段脫離出來．不能擺脫一些舊的觀點的束縛。在現在的條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時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一九九八年，先生再次重申“專門學科”論：最近我常想，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應當作為一個特殊的學科來看待。我相信，中國古代研究將來一定會被承認是一個重要的專門學科。二○○五年，先生重提“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說：我所致力的領域，常給入以雜多的印象，其實談起來也很單純，就是中國歷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體與《史記》的上下限差不多。這一領域，我想最好稱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二○○六年，先生再次提到“民族信心”問題：今天我們更應該從我們的傳統文化里面尋找寶貴的遺產，更好地建立我們的民族信心和加強我們的民族凝聚力，認識到歷史上我們的先人對于世界文化的發(fā)展有過重大貢獻，使我們今后的貢獻更多更好。二○○七年，先生提出“不公平”說：我總覺得我們中國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貶低了，與外國類似的文明相比，有些人給的評價不公平。二○○八年，先生提出“世界意義”說：中國自古以來，無論是在人口數量、疆域的廣闊，還是歷史的淵源長久來說，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要認識世界文明就不能不研究中國。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不僅對于我們自己意義重大，對了解整個人類文明的興起過程，提高對人類文化的認識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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