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書原是我臺灣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的碩士論文,題目《中國民本思想之史底發(fā)展》。論文完成于一九五九年,距今已四十九年矣。一九六四年,論文由嘉新文化基金會以“書”的形式出版,離今日亦已四十四年了。一九九零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的主編王壽南教授表示有意將我這本“少作”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以新版本面世。坦白說,我是不無猶豫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臺灣地區(qū),知識界盛談民主,民本思想不免有舊時話語之感了。壽南兄是我敬重的歷史學者,他認為今日談民主更應知前民主時期古典中國的民本思想。因壽南兄的慫恿,我就順從了他的提議,把原書名改為《中國民本思想史》在臺灣地區(qū)再次出版了。不知不覺,臺灣商務版印行至今,亦已有十八年的歷史了。日前,我接到北京法律出版社編輯高山先生的信,告訴我法律出版社從臺灣商務印書館引進了我的《中國民本思想史》,希望我為大陸的簡體字版寫一新序,他說:此書雖然是您多年之前的著作,但是如今仍然可以看出您對中國最為重要的一脈思想的精辟見解,而且當前中國正面臨社會轉型之時,因此民本思想當可為如今中國提供些許思想智慧,這也是我們出版您著作簡體版的初衷。高山先生從未見過面,他的信讀來親切,如見故人。除了編輯人邀稿的客氣話,他看到民本思想是“中國最為重要的一脈思想”是很不尋常的眼光,他認為此書正臨轉型社會有參考意義,也頗契合我心。我對過去三十年中國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是無比鼓舞的,我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有很大的憧憬,我更覺得中國需要比另一個三十年更長的時間,在二十一世紀,完成中國全面現(xiàn)代化的千秋大業(yè),那就是構建一個中國現(xiàn)代的新文明秩序。無疑的,由民本轉上民主必然是構建中國新文明秩序的一個重要組成。十九世紀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先覺者黃遵憲在一封致梁啟超的信中說:“太平世必在民主”,真是一字千斤的不易之論。在中國走向“太平世”的長路上,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不必是一盞明燈,但卻是一份極為珍貴的文化資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