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維廉比較詩學研究

　　進入全球化語境的海外華文文學的詩學研究，是現(xiàn)代化精神觀照下突現(xiàn)出來的問題，有待于拓展和建構(gòu)。20多年來，我國學者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是很有成績的，這一領域的豐碩成果，擴大了我國文學研究的空間，顯示了學術的開放和進步，但面對新的21世紀，如果我們把這一研究領域僅僅定義在文學范疇內(nèi)的文本解讀，或者是各地區(qū)、國家華文文學歷史的追蹤，顯然是不夠的。還應該將它放在當前新的大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研究這一特殊文學領域蘊含著的各種詩學問題，獲得理論層面的研究成果，來推動學科的形成和發(fā)展。海外各地區(qū)、國家華文文學有各自不同的歷史流程，呈現(xiàn)出不同的狀貌，但由于語言和文化的淵源，也有超越歷史與國界時空的共同詩學話題，通過對不同地區(qū)、國家有代表性文本和重要文學現(xiàn)象的分析研究，在異中識同，在同中探異，在詩學層面展示其生命力和豐富性，從而推動世界格局中的華文文學交流，是一個至今尚未真正“開封”而又極具張力的問題。2002年5月，我在“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籌備經(jīng)過及學科建設概況”一文中曾說：“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已有了良好的基礎，具體表現(xiàn)在：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幾代學者的跨世紀研究隊伍；出版了一批學術成果，包括作家、作品的專題研究和地區(qū)、國別的華文文學史；建立了這一領域的初步學術規(guī)劃；完成了學術研究基礎性的資料準備。”隨著學會的成立，我們的研究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要在總結(jié)過去經(jīng)驗的基礎上，把這一領域的研究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這就必然要涉及到一些至今尚未厘清的基本理論問題，如學科的“命名”，概念、范疇的建立，特色的確認等等，都必須進行多方面的探討，并對其作有效的歸納和提升，做到有學理性、原創(chuàng)性、獨特性，同時又不妨礙思維的多重性和多元化。海外華文文學的理論研究，是一種直接思考海外華文文學的詩學，其研究對象既是海外華文文學自身，也應包括對這一領域的文學批評、文學研究的研究。這種詩學，是海外華文文學的反思之學，反思的目的，是探索這一領域自身的理論問題，尤其是那些有特色、帶根本性的問題。我把這種研究稱為海外華文詩學。海外華文詩學與具體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作品的評論有密切的聯(lián)系，但也有區(qū)別，它更重視科學性，注重對這一學科得以建立的“理論依據(jù)”的反思，以開放的眼光，尋找、考察這一領域特殊的詩學范疇和方法，特別是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元范疇”在各地區(qū)、國家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演變過程與方式”、“融合與分離方式”、“死亡與再生方式”，同時也重視異域漢語寫作中的中外“文學相關性”、“文化相關性”和“話語模式”等問題，還涉及詩學范圍的“邊緣性”、“本土性”、“世界性”，以及正在進行的“后現(xiàn)代性”的滲透與尚未終結(jié)的“現(xiàn)代性”等問題。這種研究的關鍵是：要建立海外華文詩學體系，尋找這一領域可以建構(gòu)體系的“網(wǎng)結(jié)”和“基本詞匯”，由它們構(gòu)成體系，因為它們是存在于海外華文文學深處的“理論真實”。我們要走向這一“真實”，深入地理解作為一個學科“路標”的特殊詩學范疇的性質(zhì)、功能、特征、系統(tǒng)性等問題，為建立一門經(jīng)典學科奠定良好的理論基礎，也使其在世界性漢語詩學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規(guī)范性和科學性。重視海外華文文學的理論研究，建設海外華文詩學，是一件長期、艱苦、需要許多學者共同投入的工作，但就當前的學科建設而言，在現(xiàn)有的基礎上，組成學術群體，撰寫“海外華文文學概論”或“海外華文文學理論要略”一類的教材，不僅僅是必要的，同時也是急需的。因為海外華文文學早已進入大學課堂并成為許多學校的常設課程。要促使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基礎理論教材的建設應是其中重要的一環(huán)?；仡?0多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歷史，許許多多學術成果已為學科地位的確立打下一定基礎，但學科的學理積淀還較為薄弱，學科的基本原理、深刻內(nèi)涵、應用前景、新形態(tài)展示等，遠未被發(fā)掘出來。這種“概論”或“理論要略”教材的撰寫， 應該有學科基本概念的表述、獨特內(nèi)涵的闡釋、相應的理論性話語的建構(gòu)、合適而有特色的方法論的提出，以及屬于這一文學空間的文學形態(tài)的展示。要做好這一工作，首要的一點是找準學科研究的立足點，理清這一學科得以建立的相對獨立性和有機性（這種有機性是指學科內(nèi)部各種要素的相互聯(lián)系），它與別的文學學科的區(qū)別和聯(lián)系，闡明這一文學領域的獨特理論價值和魅力。這不是一般的表象性概說，而是學科道理與發(fā)展規(guī)律的提煉升華和科學表達。無論是海外華文詩學研究，還是作為教材的“海外華文文學概論”、“海外華文文學理論要略”的撰寫，都要以這一領域大量的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和文學批評實踐成果為基礎。如果理論不是根植于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和文學發(fā)展的歷史研究，它所概括出來的原理、概念、范疇、方法，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jù)。任何一種文學，都有一個歷史發(fā)展過程，考察研究這個過程，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文學史家的事，事實上，文學理論研究同樣要關注這個歷史進程，認識其“與時代同時出現(xiàn)的秩序”（韋勒克），歷史地分析、研究各種各樣的文本，把握該文學領域新舊文學現(xiàn)象的交替及其延伸的法則，找出蘊含其中的矛盾及其轉(zhuǎn)化的規(guī)律，其間不僅僅要注意結(jié)論的提煉，也要重視結(jié)論的產(chǎn)生與展示過程，因為過程中就有規(guī)律的存在，而規(guī)律的概括就是原理形成的一部分。為此，進行海外華文詩學研究，同樣有一個“歷史性”問題，從海外華文文學的存在看，最早的國家應有七八十年的歷史，晚的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研究者在對其整體考察的時候，必須去面對具體地區(qū)、國家的歷史，把握歷史，深入歷史，求同探異，弄清哪些是這一領域文學發(fā)展中相對穩(wěn)定、帶根本性的東西，哪些是歷史匆匆的過客，大浪淘沙，留住“根本”。當然，這些在今天看來是“根本”的東西，也不是永恒的，它只是某一歷史階段的產(chǎn)物，歷史向前發(fā)展，又會有新的文學現(xiàn)象出現(xiàn)，人們又要去發(fā)現(xiàn)、研究新的問題，探索這些原來被認為是“根本”的東西，如何變化和發(fā)展。這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每個研究者都是“在路上的人”，而路，是無窮盡的，是永遠沒有盡頭的。海外華文詩學的確立，應有自己的獨特方法論系統(tǒng)。由于海外華文文學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現(xiàn)象，本身就具有開放性的特點，其方法論系統(tǒng)也應該是開放的，也就是說，不應局限于某一種研究方法，而應該是立體的、多層次的。既然是學科理論的研究，基本的方法主要是哲學的和邏輯的方法；具體的方法則可以是多樣的，如社會學方法、文化學方法、心理分析方法、比較詩學方法、闡釋接受方法、新批評方法、結(jié)構(gòu)主義方法、符號學方法、語言學方法、形象學方法等等。不同的研究者不但在進入問題的角度上存在差異，在研究的方法論上也往往表現(xiàn)出不同的旨趣。在這些具體方法中，針對我們研究的對象，我認為文學的文化研究和比較研究的方法是值得倡導的，因為海外華文文學文化的根是中華文化，但它們都不是本土的“花”，而是異地、異國的“奇葩”，從整體上看，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特點，其文學的文化空間極具張力，蘊含有豐富的文化研究命題。比如，對海外華文作家主體的理論反思，就常常與“文化身份”的理論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文化身份是隱藏在社會的各種力量和矛盾之中，由內(nèi)部差異決定，如種族、性別、階級、年齡、語言以及個別存在的價值等等，都與文化身份相關，故從廣義的文化研究看，對作家主體的理 論考察，最后都必然要落實到文化身份上。海外華文作家離開本土，對應著不同的被重組和建構(gòu)的現(xiàn)實，文化身份不斷發(fā)生變化，文化身份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文化想象和創(chuàng)作，形成一種獨特、不斷變化與發(fā)展的性質(zhì)和形態(tài)?？v使他們中的不少人已加入了居住國的國籍，但母語身份和母語存在的那種集體意識，永遠不可能改變，新國籍的身份只是理性的，而自身內(nèi)在的文化心態(tài)、傾向卻是超理性的，或者說是前理性的。這種理性上和行動上的認同與對民族文化的感情使其時時處于矛盾之中，他們在文化身份上的抗爭和碰撞，形成其對生活、人生的獨特視點、角度及文學表現(xiàn)方式，這就給他們的作品打上了“身份”的烙印。因此，從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海外華文作家的角色及其轉(zhuǎn)換，以及由此帶來的作家創(chuàng)作上的特色問題，等等，是極具潛力和張力的。當前，國際學術界在文學研究方面，有一個明顯的轉(zhuǎn)向，就是越來越轉(zhuǎn)向文學的文化研究，更多地關注文學中的種族、性別、階級、身份等問題，一些傳統(tǒng)的文本也因為這些新的理論視角而得到重新闡發(fā)，而且這種闡發(fā)都做得很細、很具體，常常落實到某一部具體作品的某個具體細節(jié)上。從海外華文文學界現(xiàn)狀看，理論成果很少。海外華文詩學的建構(gòu)，要面對大量文學文本，而文本的作者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種族、社會性別、政治經(jīng)濟和個人因素形成的立場上從事創(chuàng)作，文化背景、歷史語境復雜多樣，從文化的視角切入、追問，定可從中提升出有新的價值歸屬的詩學話語和理論。關于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研究，我曾在多篇論文中論及，現(xiàn)在，我仍然認為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方法，十分契合海外華文文學的跨地區(qū)、跨國別研究的特點?！氨容^”本身，就昭示研究范圍是一種有距離的關系域，即時間或空間的關系域。我們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既可以在空間關系域作橫向的比較，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根據(jù)不同的空間關系進行比較，如美加華文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比較，東南亞地區(qū)各個國家華文文學的比較，某一國家的華文文學與大陸本土、臺港澳華文文學的比較。不同地區(qū)、國家相互影響或文學主張相近的文學集團、流派的比較，以及不同地區(qū)、國家個人詩學主張之間的比較。也可以在時間關系域作縱向的比較，如各地區(qū)、國家不同時期華文文學的比較，如新老移民文學的比較；新移民文學與早期留學生文學的比較，各地區(qū)、國家華文文學與華人非母語文學的比較等等。還可以作時空縱橫的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如不同地區(qū)、國家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比較，這種比較既是空間上三類詩學的比較，又是時間上前后承續(xù)的三類詩學的比較，又如大陸著名作家對海外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尋找其影響的“起 點”、傳播的“中介”、影響者的“接受”及其獨創(chuàng)性等，從而發(fā)掘在影響中接受者獨創(chuàng)的價值。在過去的比較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把關注點放在探索兩者的相同點和親和性，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對于海外華文文學而言，這種比較的真正價值是在于對其特殊性的發(fā)現(xiàn)。與文化研究和比較研究密切相關的是世界視野和理論視角的觀照。面對世界多元文化崛起、東方西方文化必然交匯的前景，海外華文文學如何在理論層面上展示其豐富的空間，除拓展其自身詩學的建構(gòu)外，還可以把它們作為一種依據(jù)，開展對中外文化傳播的各種問題的研究，把作為文化記憶的海外華文文學置于理論視野中作“文化闡發(fā)”，將有助于深化中華民族族性書寫的研究，這也是一條極具“文化中國”特色的通向世界文學之路。

　　劉圣鵬，河北省保定市生人，先后在南開大學、杭州大學、暨南大學求學，在杭州、蘇州、深圳、北京、成都等地大學中文系和英語系任教、研究、生活。師從名師英語語言文學教授劉士聰先生、文藝學教授饒芃子先生、文藝學教授曹順慶先生，獲英語語言文學學士、世界文學碩士、文藝學博士學位，以及比較文學博士后資格。出版學術專著兩部，發(fā)表學術論文若干，近期正著手世界宗教研究書籍的翻譯，研究領域為文學、比較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