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來源于生活。人們有什么樣的生活，就有什么樣的倫理。在原始農耕時代，人們聚族而居，家庭和家族是日常生活的界限，因而便有宗法倫理。之后部落、部落聯(lián)盟乃至國家出現(xiàn)，政治生活成為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便有了政治倫理。同樣，因有戀愛、婚姻生活而生性倫理，因有物品交換和商品交易而生商業(yè)倫理，因有網絡活動而生網絡倫理等等。一切倫理，莫不起自生活。因此，我們可以說，倫理是調節(jié)人類社會倫理關系和范導人類實際生活的規(guī)則；合倫理生活是生活的理想性的樣態(tài)。 生活的主體是人，而人總是處于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歷史階段、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文化傳統(tǒng)中的人。因此，特定人群所遵守的倫理和合倫理的生活也總是有其局限性的，總是一種相對的善。如何使這種相對的善不斷地得到提升？除了在生活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地深化對于倫理的認識之外，似乎把不同人群的倫理和倫理生活加以比較是唯一的途徑。實際上，比較是獲得更高善的方法。人類的倫理道德就是在個體與個體、家庭與家庭、人群與人群的交往和比較中不斷前進的。沒有了交往和比較，善之樹必將變得日益枯萎。 民國時期（1911－1949）中國基督教學者與儒教學者應對于時代倫理思潮所提出的問題，分別有著自己深刻的思考和回答。本書力圖在歷史的視野下，從人與終極實在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救國與救世的關系、社會理想建構以及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的關系幾個方面，考察二者倫理思想變遷、沖突與融合的表現(xiàn)，試圖證明二者倫理思想的發(fā)展，是沿著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相結合的路子前進的。他們的思想對倫理學理論發(fā)展、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以及世界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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