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

　　因為研究上山下鄉(xiāng)史的緣故，這些年我結交了不少知青朋友。《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的編委盧曉蓉和鄧鵬二位，雖相識較晚，卻稱得上一見如故。這與其說是緣分，倒不如說是思想的契合。從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列入國家計劃到一九七九年這場運動接近尾聲，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其中“文革”前下鄉(xiāng)的將近一百三十萬。這一百三十萬人是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中真正意義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兩萬多名重慶知識青年到四川東北部的大巴山這落戶，鄧鵬和盧曉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間，四十年過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輕，但這個群體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卻依舊當年。經(jīng)過長期醞釀和反復修改，他們終于在最近完成了五十余萬字的回憶文集《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捧讀這部沉甸甸的書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運，令我熱淚漣漣。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知青題材的出版物據(jù)說已有百種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筆。《知青檔案》、《知青歲月》、《紅土熱血》、《蹉跎與崛起—— 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錄》、鄧賢《中國知青夢》、火木與夢想——中國知青二十五年史》、費聲《熱血冷淚 ——世紀回顧中的中國知青運動》，都是其中膾炙人口之作。還應該提到戴思杰的小說《巴爾扎克與小裁縫》，這部獲得法國文學大獎的小說，使知青話題擁有了更廣泛的讀者。但是，上面提到的這些作者，沒有一個是“文革 ”以前下鄉(xiāng)的老知青；集體性回憶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這無疑是知青研究的一個重大缺憾。而《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收集了大巴山的重慶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這個群體第一部大規(guī)模的回憶錄，其內(nèi)容豐富、感情真摯、細節(jié)生動、視野廣闊、文風樸實，在有關知青上山下鄉(xiāng)的文獻中獨樹一幟。唯其如此，它對研究中國知青史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關于當時中學的政治教育與“階級路線”的推行、組織下鄉(xiāng)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與社辦農(nóng)場、“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風、造反動機與造反過程等問題，在迄今為止的相關出版物中，或者淺嘗輒止，或則語焉不詳。《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記錄的大量事實，為還原“文革”前的上山下鄉(xiāng)史，做出了重要貢獻，并為今后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載著不同的社會功能，滿足讀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講，最看重的還是切近歷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說《巴爾扎克與小裁縫》，以兩個知青與一個農(nóng)村小裁縫的感情糾葛為線索，展示城市文化與農(nóng)村文化、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沖突，自有它的價值。但文學可以“創(chuàng)造” ，當作者虛構出小裁縫在巴爾扎克小說感召下毅然逃離農(nóng)村，去大城市尋找新生活這樣一個“光明”的結尾，卻未免離奇。在當時的大背景下，不要說幾億農(nóng)民被各種有形無形的枷鎖牢牢束縛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萬下鄉(xiāng)知青，又何嘗有選擇自己命運的自由？那是一個在“階級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口號喧囂中亢奮地制造人間災難的時代，只要你直面那段歷史，就難以擺脫夢魘的沉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掀起初瀾之際，正值祭起“階級斗爭”大旗之時。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階段仍然存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學生的處境明顯惡化。腐朽的血統(tǒng)論一旦與階級斗爭理論相融接，勢必在青年中間制造出不同的等級。于是，出身“不好”的學生，無論學習如何優(yōu)異、品行如何高尚，參加升學考試只有落榜一途。當這部分青年的升學、就業(yè)之路變得日益狹隘時，另外一條據(jù)說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擺在他們面前，也就是那場席卷全國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正是基于這一背景，這部分青年構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主力。赴新疆支邊的十萬上海知青中，多達百分之七十是所謂 “資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長沙的下鄉(xiāng)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樣高的比例；在北京、重慶等大城市的老知青當中，情況大同小異。被扼殺的思想先驅遇羅克，幾次高考成績優(yōu)秀，只是因為出身的關系，名落孫山。他后來下過北京郊區(qū)農(nóng)場，當過臨時教員，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帶來的歧視始終如影隨形。為此，他撰寫了振聾發(fā)聵的《出身論》，公開挑戰(zhàn)不可一世的“血統(tǒng)論”，為喚醒走火入魔的“革命群眾”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的作者多數(shù)正是當年“血統(tǒng)論”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學生時代，就被打入政治的另冊，瘦弱的雙肩從此承受起父一輩、子一輩的苦難。他們中許多是品學兼優(yōu)的學生，卻被過早地剝奪了升學、就業(yè)乃至遷徙的權利。在本書的許多文章中，作者回憶了自己選擇上山下鄉(xiāng)道路時的無奈和到農(nóng)村后的坎坷與艱難，更通過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經(jīng)歷，揭示了階級斗爭理論對中華民族造成的損害。在撰寫《中國知青史——大潮》這本書時，我曾重點探討了“血統(tǒng)論” 這個歷史現(xiàn)象。在遭受“血統(tǒng)論”茶毒的眾多無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僅當時農(nóng)村，就有多達幾千萬的“黑五類”子女，他們的悲慘命運比起知青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時至今日，人們對這段慘痛歷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學工作者中，也鮮有人關心這些弱者的命運。但一葉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窺豹，感謝《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的作者，他們沉重的記憶，為歷史留下了新的證言。誠如主編鄧鵬在《前言》中所言：“《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經(jīng)歷的忠實寫照，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史，也不是純粹的文學作品，但我們可以預言：這些證詞般的文字必將成為社會史學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無價之寶。”幾年前，一位從事考古的學者跟我聊天時曾經(jīng)發(fā)出這樣的感慨：“你看，你們知青對過去念念不忘，這些年居然寫了那么多關于上山下鄉(xiāng)的東西；再看看我們這批人：當初在大學挨整，以后被送到農(nóng)村‘改造’，接著上‘ 五七干?！?，‘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過頭一看，卻幾乎沒有給歷史留下什么記憶?！毖粤T連呼“慚愧”。的確，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沒有放棄自己的歷史責任。知青的書籍長久不衰，從回憶到口述，從小說到歷史，形式多樣，相得益彰。在中國，這大概算是一個奇跡。奇跡不僅在于它的數(shù)量，更在于它的過程，即以一種民間的力量，漸進式地推翻了有關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一切權威的武斷，修正、補充和完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這個重要篇章。眾多知青參與到歷史的回憶，是一項很有意義的事業(yè)。它使少數(shù)人把持的文學和史學從象牙之塔走出，去接近民眾，把握時代的脈搏，并且重新煥發(fā)出生機。《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的出版就是一個明證。

暫缺《無聲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憶錄（1964-1965）》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