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我自已：王富仁學術(shù)隨筆自選集

　　這本書取名為《說說我自己》，因為作者把自己置身在歷史的坐標系上來看待問題。他從自身的感受出發(fā)，談自己、談自己的時代、談自己時代的文學，談魯迅、談“五四”、談中國文化……深邃的思考、深沉的感悟，一切都是那樣的真切感人。片斷：我與“五四”/王富仁我是通過魯迅了解“五四”，又從“五四”了解魯迅的。最早知道“五四”，是從小學和中學的課本里，那里面講的是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學生運動。我對這個“五四”，不知為什么，印象并不深刻，好像對我并沒有發(fā)生多么明顯的影響。我是一個在農(nóng)村長大的孩子，從小就膽小怕事，從小學到大學，凡是學生運動的事，不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我都不大敢參加。我對“五四”發(fā)生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中學讀了魯迅的作品之后。那時才知道，除了1919年5月4日的青年學生運動之外，還有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實際是在1919年以前的1917年就有了，它也不是在5月4日這一天發(fā)生的。我對人們稱它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感到有些奇怪，但恰恰是這個不能算作“五四”的“五四”，對我的影響既深且巨。當時讀了魯迅，很喜歡魯迅，因而也就很喜歡“五四”。我想，“五四”給中國產(chǎn)生了一個魯迅，而魯迅又給我們寫了這樣的作品，足見“五四”是挺偉大的。我為什么喜歡魯迅呢？上面說過，我是一個在農(nóng)村長大的孩子。在農(nóng)村，人是很少的，人與人的關(guān)系很單純，那時大人教給我的是儒家的禮法。到了后來，讀了《論語》和《孟子》，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在我沒有讀《論語》、《孟子》的時候，我就已經(jīng)懂得了其中的大部分的道理，那是在農(nóng)村的實際生活中學到的，是大人們以身作則給我“則”出來的。但到了城市里，接觸的人多了起來，知道的事多了起來，就有些應(yīng)付不了啦。我那時又弱又小，打架打不過人家，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沒有任何辦法，總覺著這個世界有點媽媽的，世界上的很多人也有點媽媽的，并不像大人們、老師們、領(lǐng)導們說得那么好。這時候，多么想把人想得清楚一些、把事理解得深刻一些??！當時也讀過一些其它的書，老師和領(lǐng)導也經(jīng)常給我們講一些做人的道理，但總覺著有些“隔”，有些驢唇不對馬嘴，及至讀到魯迅的雜文，心里才覺得亮堂了許多。從那時，我才知道應(yīng)當怎樣觀察人，怎樣理解人，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情況下會說什么話，做什么事。在過去，社會、生活、人乃至自己這些自己很難駕馭的東西，對自己是一種沉重的壓力。讀了魯迅之后，我才感到，世界雖然荒謬，但卻不是沒有趣味的；自我雖然渺小，但卻不是沒有任何作用的。這就給了我一種做人的感覺，做人的勇氣。我這一生，經(jīng)歷過很多不如意的事，但卻沒有被這些事情完全壓垮。越在困難的情況下，這個世界在你面前表演得越充分，你看到的有趣的東西就越多，你也越是能夠看清自己要走的路，做人的勇氣也就大一些。我認為，這就是魯迅雜文所表現(xiàn)出的一種精神。所以，我得感謝魯迅。是他，教會了我在這個紛壇復(fù)雜的現(xiàn)代世界上應(yīng)當怎樣生活，怎樣做人。當時讀魯迅，沒有想當作家、當教授的意思。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考了一個研究生，研究起魯迅和現(xiàn)代文學來。在這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了解得才多了起來。陳獨秀了，胡適了，周作人了，李大釗了，《新青年》了，《新潮》了，白話詩了，現(xiàn)代小說了，傳統(tǒng)文化了，外國文化了，人道主義了，個性解放了，等等，等等，但對這一切，我仍然是依照魯迅的理解來理解的。它的自由的要求，民主的要求，科學的要求，改革開放的要求，文化革命的要求，文學革命的要求，在我看來，是異常自然的。孔子那個時候，只要維護好皇帝的政權(quán)就行了，只要當官的不貪贓枉法就行了。當官的能把官位坐穩(wěn)，老百姓也有個安生日子。我們現(xiàn)在這個社會可不行。現(xiàn)代的社會得靠全社會的人的共同努力，人民沒自由怎么行？政治不民主怎么行？不講科學怎么行？對整個世界沒有一個起碼的了解怎么行？世界變化了，人的觀念也得變化；人的觀念變化了，文化、文學不變也得變。文化革命、文學革命又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那些已經(jīng)有了特權(quán)的人物，我們這些老百姓有什么可怕的？直至現(xiàn)在，還有很多人厭惡“五四”，厭惡魯迅。我認為，他們想的都不是我們中國人怎樣在現(xiàn)代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發(fā)展起來，而是別的一些事情。當然，“五四”也不是把什么事情都給我們做好了，魯迅也不是把什么事情都告訴給了我們。要是那時的人把任何的事情都給我們做好了，我們再做什么呢？他們提出了自由、民主、科學這些現(xiàn)代的中國人需要追求的東西，只要我們知道這些東西是我們必須具有的，“五四”對我們就是非常重要的?？鬃記]有告訴我們這一切，韓愈沒有告訴我們這一切，朱熹也沒有告訴我們這一切，這一切是“五四”告訴給我們的。我認為，這就足夠了。至于怎樣實現(xiàn)它們，什么時候?qū)崿F(xiàn)它們，在實現(xiàn)它們的道路上還會有哪些困難，會不會走彎路，會不會有犧牲，這都是我們這些后來人應(yīng)當思考的。這就是我心目中的“五四”。1999年4月14日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王富仁，1941年生，山東高唐人。1967年畢業(yè)于山東大學外文系，1978年畢業(yè)于西北大學中文系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獲碩士學位，1984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獲博士學位。現(xiàn)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主要著作有：《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王富仁自選集》（文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另有論文集5部、譯著1部、散文集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