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音義研究

　　片斷：《五代會要》第八卷《經籍》條記載：顯德二年（九五五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jiān)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薄！彪罚骸捌洹督浀溽屛摹芬呀洷颈O(jiān)官員?？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背跻娨陨嫌涊d，自然容易產生后周顯德二年（九五五年）《經典釋文》三十卷已經詳校雕印的印象，但是如果把它和《玉?！返挠涊d聯(lián)系起來並認真地加以推敲便會感到疑點重重。當時?？钡裼⊥瓿傻木烤故侨碜惚具€是其中的一部分？李致忠先生撰《北京圖書館藏宋版書敘錄（十四）》⑺認為五代雕印的《經典釋文》是該書“最早的刻本”?！氨彼纬跄辍督浀溽屛摹方涍^?？敝笤俅慰逵⌒小＿@應該是《經典釋文》的次早刻本?？上?，五代刻本、宋初刻本均久已失傳，不復可見。此后，隨著儒家經典的整理，注疏和雕印，《經典釋文》也多次版行”。如果說這種說法比較籠統(tǒng)，沒有把足本和其他本子分開的話，曹之先生撰《中國古籍版本學》⑧則明確斷定《經典釋文》三十卷的雕版印刷始于九五五年，並完成于九五九年。這是否正確地反映了《經典釋文》的雕印歷史恐怕是值得商搉的。為了深入探討這方面的問題，讓我們試把《玉?！肪淼谒氖娜舾捎涊d摘錄如下：（1）“唐石經，后唐九經刻板”條：顯德二年（九五五年）二月?？薄督浀溽屛摹啡淼裼?，命張昭、田敏詳校。（2）“開寶校釋文”條：周顯德中二年（九五五年）二月詔刻《序錄》、《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薄抖Y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建隆三年（北宋、九六二年）判監(jiān)崔頌等上新?！抖Y記》釋文。開寶五年（九七二年）判監(jiān)陳鄂與姜融等四人?！缎⒔洝?、《論語》、《爾雅》釋文上之。二月李昉知制誥。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命判監(jiān)周惟簡與陳鄂重修定，詔並刻板頒行。咸平二年（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是書周顯德六年（九五九年）田敏等?？?。郭忠恕覆定古文並書刻板。景德二年（一○○五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3）“景德校諸子”條：咸平六年（一○○三年）四月命杜鎬等?！兜赖陆洝罚庐?，景德二年（一○○五年）二月甲辰，校定《莊子》並以釋文三卷鏤板，后又命李宗諤等讎?！肚f子》序。后記：本書是在以日文寫成並于去年年底在日本二松學舍大學研究生院獲得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除個別篇章外，正式改寫工作始于今年六月。當本書出版之際，謹向多年來曾經給筆者予精心指導的伊藤漱平教授、池田知久教授以及曾以各種形式給筆者予指導和幫助的其他中日兩國老師、前輩致以衷心的感謝。向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種種方便條件的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天理大學圖書館、二松學舍大學圖書館、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東京大學文學部漢籍中心、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綜合圖書館等有關單位表示誠摯的謝意。向給筆者提供了寶貴獎學金的日本東華文化交流財團、日本國際教育協(xié)會、二松學舍大學以及對筆者的研究一向寄予關心並提供無私援助的許多友人、熟人致以由衷的謝忱。向今年八十有五高齡、經常鼓勵筆者鉆研學問的老母以及全力支持筆者完成研究任務的內子致以深切的感謝。一九九五年九月筆者于東京都寓所后記中提到的一向對筆者的研究多有鼓勵的老母何任嬌，廣東新會人，世居南洋，熱愛中華文化，不幸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走究了人生的旅程，未及見本書出版。特此補記以示深切的懷念和哀悼。一九九六年二月筆者于東京都寓所前幾天，伊藤漱平老師給筆者寄來發(fā)表在1998年第4期《中國語文》雜志上的孫玉文先生撰《〈經典釋文＞成書年代新考》一文。該文主要論證了《經典釋文》不是成書于入隋之前。這一觀點和筆者于1995年3月發(fā)表在日本二松學舍大學《人文論叢》第五十四輯上的《＜經典釋文＞の成立·?？奔挨业癜妞恃菠罩T問題ぃつぃて》（1994年7月曾先在第69次二松學舍大學人文學會上口頭發(fā)表?，F(xiàn)已收入本書第一章第一節(jié)，第二章第二節(jié)等處）一文，對《經典釋文》成書于陳的傳統(tǒng)說法提出質疑，并認為不能排除該書完成于入隋以后的看法的方向是一致的。今讀孫文，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和認識。不過，本書的核稿工作已經結束，限于篇幅和煩瑣，只好留待今后另文記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筆者于松戶市寓所本書前言一九八九年秋冬，我應邀訪問東京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在講《尚書》時，有幾位來自大陸和臺灣的中國留學生，和日本博士生一道，都很用心傾聽，悉心提問。經過一段時期相處，發(fā)覺這些青年都是向學情殷，且于其專業(yè)都各有所長，各有所得，的確為“后生可畏”的一個英才群體。其中有一位出生于印尼、后歸國服務于大陸對外文化交流部門有年的黃華珍君，每次提問，我發(fā)覺他都不是膚泛地提，而是對問題有所辨析后提問其關鍵之點，或歷來聚訟之點，我就覺得此君好學深思，已具有功底，非尋常者可比。時東京大學主持接待我的，正是他的導師，掌管中國哲學室的中國哲學專家，曾以其幾部著作相贈的池田知久教授，為我稱道諸博士生時，于黃君多所嘉許。而且當我學術訪問約四個月時間里，承他指定黃君多所照顧、協(xié)助，過往就較多。其時我又應邀兩次至二松學舍大學講學，承校長伊藤漱平教授熱情接待，投分頗深。別后還承以其所為清新俊逸的漢詩寄示，益見其對中國文學的深入。后來始知黃君轉入二松繼續(xù)攻讀學位，又獲得這位深于中國學術的伊藤教授為其導師。而池田知久教授亦至二松兼課。在這兩位名師指導之下，黃君的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日益精進。一別五、六年，于去秋獲悉黃君論文經過長期研析之后已經完成，榮獲日本很難獲得的博士學位。然后黃君又以數(shù)月之力將原用日文寫的論文改用中文加以刪補寫成本書，就更見充實精確，成為《莊子》研究中別開生面的一部佳作。首先是治學方法上的謹嚴縝密，既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的樸學精神，特別是清代樸學的實事求是的學風，又吸收了日本學者最擅長的善于廣泛全面鉅細不遺地搜集各種資料加以系統(tǒng)化研析的細致功夫。當然也有客觀條件，日本藏書豐富，可以就各個問題獲得應有盡有的資料，所以纔成此從版本下手善于運用比勘、校訂、類推、綜覈等研治方法寫成的佳作。通過對《莊子音義》的研究，終于獲得對《莊子》原書的歷史的和邏輯的實質性認識，是本書最大的成就。全書內容方面，據(jù)我初步的瞭解，最可稱道的有下列諸項。對《莊子音義》的母體《經典釋文》及其作者陸德明作了扼要的考論。指出《釋文》創(chuàng)始于南朝陳時，並引一些學者意見以為可能完成于隋時。但又以為“該書始撰于陳時是無可懷疑的，不過關于成書的時間，至今我們並沒有掌握可靠的資料，因此也就很難下結論。以《經典釋文》的規(guī)模、內容以及當時的著書條件推測，該書恐怕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這是很切實際的審慎的意見。因而又引嚴靈鋒“可能成于李唐之前或入唐后加以修訂”之說，認為“有一定的合理性”。這一看法也是穩(wěn)妥的。但未引《崇文總目》有“德明為唐國子博士時增損成書”之說，其實足為此說印證。而后論定“陸氏所撰《經典釋文》具有鮮明的南學特徵”。並引了一些學者的不同看法，以為“很難證明陸氏入隋以后就不可能按其原來的南學風格繼續(xù)完成該書的編寫工作”。亦是確論。其實陸氏的南學特徵，亦為隋代統(tǒng)一經學以南學為主的結果。這亦足證明其書必成于隋后。而更主要的表現(xiàn)在《經典釋文》的總的學術方面的南學精神，即列入《老子》、《莊子》而不列入《孟子》，這是南朝盛倡玄學，《老》、《莊》成了重要經典，與北方“絕不言玄”的學術迥然異趣，纔致如此。作者指出這“是六朝隋唐時代學術思潮的反映”。這又是確論，所以和《老子》書一樣，《莊子音義》成了《釋文》中重要的一部。對《莊子》本書的考論尤多勝義。作者通過對《莊子音義》的南宋三個刊本（北圖、天理二南宋本及《續(xù)古逸叢書》所據(jù)南宋與北宋的合併本）的比勘研究，以及另一徐邈《音義》的敦煌寫本，運用樸實無華的細針密縷的而又最現(xiàn)代化處理資料信息的研究手段，得出許多有關《莊子》本書的精到認識。舉其要者：作者認為《莊子音義》可能是解決《莊子》原書的鑰匙。從而論定《莊子》不是由一人一時寫成的，當成于戰(zhàn)國末期至漢初。有人認為《莊子》代表奴隸主階級意識，又有人以為書中若干篇是偽作，他都認為不能茍同。《莊子》書作者非常接近平民百姓，對下層人民生活比較瞭解。其書是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之一，充滿了中國哲人的思想光輝及生活智慧。其中許多積極的東西至今仍有指導意義。而通常認為書中“內篇”是莊子自著，“外篇”、“雜篇”是莊周門人或其后人所作。作者認為此說並沒有可靠的證據(jù)。相反，內篇有可能混進了新的東西，外雜篇也可能雜有較古老的內容?？傊肚f子》是由復數(shù)作者分別寫成，后來才被整理匯集成書的。至于內、外、雜篇的區(qū)分與被整理匯集成書，作者認為因于漢代存在著將典籍匯編而又分為內外篇的風氣，如《晏子春秋》分內篇、外篇，《淮南子》亦分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則《莊子》分內、外、雜篇，當是此風氣下劉向整理匯集《莊子》時所分。因《史記》但云莊周“著書十余萬言”，當是些具有很多差異和重復並且雜亂的文字，劉向刪其重復，用把相同或類似的文章集中一篇篇名之下的方法整理成書，並區(qū)分為內、外、雜篇，而后《莊子》獲以傳世。《莊子》的篇數(shù)，《漢書.藝文志》載明“《莊子》五十二篇”，當即劉向所編定之數(shù)。然今所見通行本為三十三篇。作者對此作了考訂。先引《釋文.序錄》載司馬彪注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己篇》亦言五十二篇，皆與《漢志》合。知劉向所分篇數(shù)保存在司馬彪本中。《序錄》又載崔譔注二十七篇（內七、外二十），向秀注二十六或二十七篇（亦無雜篇），郭象注三十三篇（內七、外十五、雜十一），還及其他注者共九家。然后知今本之為三十三篇及內七、外十五、雜十一皆由郭象本來，其關鍵就在陸氏《莊子音義》承用郭象本，后世遂通行陸氏所用郭象本之數(shù)。作者因而就時代流向標出了《莊子》篇數(shù)的變化過程：十余萬言（戰(zhàn)國至西漢）→五十二篇本（西漢后期至西晉通行本，司馬彪加注傳至唐初，后佚）→二十七篇本（西晉崔譔、向秀刪注，似傳至唐初，后佚）→三十三篇本（西晉郭象編定，傳至今）。這就對《莊子》一書的流傳過程一目瞭然了。作者又指出，五十二篇與三十三篇本在范圍方面無大懸殊，不過郭象在編輯整理過程中，三十三篇本打破五十二篇本原有的構造，部分篇章或被刪除而其內容往往被保留合併到三十三篇中了。這就是現(xiàn)存三十三篇本的來源脈絡。作者通過《莊子音義》所引各家注的研究，對諸本內、外、雜諸篇的承傳關系獲得瞭解。二十七篇本、三十三篇本的內篇，保持了五十二篇本內篇的原貌。但外、雜篇情況較復雜，至今還不太明瞭外、雜篇的區(qū)分標準。二十七篇本只有外篇二十篇而無雜篇，但它取自五十二篇本的外篇和雜篇，后又分散入三十三篇本的外篇和雜篇，而與五十二篇本的外、雜篇有相當大的不同。以上內篇和外、雜篇情況的顯異，作者認為是這次考察和分析得出的重要結論。由于外、雜篇所見有兩種情況，即《莊子音義》各篇所引各家注，凡崔、向注與司馬注齊備者，《莊子》該篇文章結構也比較井然。而二者不齊備時，文章結構也雜然。作者以為這兩種情況顯與《莊子》書篇結構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因而以為，如果沒有出現(xiàn)崔、向注的篇，可推論為崔、向二十七篇本沒有的篇，而這在司馬五十二篇本有之，就可循此管窺司馬注五十二篇本的原貌原容。這是武內義雄採用過的方法，作者這次研究調查進行得更細密更全面，即是把崔、向注和司馬彪注之間的差異作為線索，以探研《莊子》五十二篇的原型。而《莊子》書的原文也是判斷的根據(jù)之一。這樣，作者作了縝密的、細緻的、工程浩大的比勘、考校、科學分析、邏輯覈論的工作，終于嘗試恢復了五十二篇的全部篇名。當然，這只是恢復漢代所編定的《莊子》原貌的探索性成果，作者必仍將繼續(xù)鉆研前進，精益求精。而這是本書最主要的成續(xù)所在，終當推為作者長期辛苦研究所獲得的樸實可觀的學術成就，因而是難能可貴的。除上述幾項主要成就外，書中到處勝義紛陳，在此無法枚舉，現(xiàn)約舉一二。如由《經典釋文》作為早期進入日本的漢籍之一，可管窺中日兩國圖書交流歷史，並促使和刻本的出現(xiàn)，對日本漢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又如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採錄了漢魏及六朝的音切及訓詁總計達二百三十余家，其《莊子音義》是由陸德明自注、諸家注及引用書三部分組成，除少數(shù)不屬于《莊子》專注的漢魏人之說外，主要採用的是六朝人的《莊子》專注，約略達一、二十家。這正是六朝時代盛倡玄學、因而《莊子》研究大盛的實際情況的反映，體現(xiàn)了時代精神。這些見解都是重要的。本書作者現(xiàn)正處于盛年，其成就已卓卓如此。今又受聘在日本的大學執(zhí)教，知作者必將善于利用其良好的學術環(huán)境，豐富的圖書文獻資料，繼續(xù)精進，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將不斷有巨著問世，是可斷言的。劉起釪1996年10月于北京

　　黃華珍，1949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亞，祖籍廣東。長期在北京學習并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1988年負笈東洋，從事古典文獻、中國古代思想史、中日比較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除學術論文之外，已出或將出的主要著譯作品有《日藏宋本莊子音義》（上海古籍出版社）、《〈莊子＞－“道”的思想及其演變》（著者：池田知久。臺灣國立編譯館）、《雷神鳥》（著者：立鬆和平。合譯。中國作家出版社）、《中國仙話》（編者：鄭士有等。合譯。日本東海大學出版社）等?，F(xiàn)任日本岐阜圣德學園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