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我這書于民國十年秋間出版后，不久便有幾處頗知自悔。所以于十一年付三版時曾為自序一篇特致聲明。其后所悔更多，不只是于某處某處曉得有錯誤，而是覺悟得根本有一種不對。于是在十五年春間即函請商務印書館停版不印。所以近兩三年來外間久已覓不到此書了。這書的思想差不多是歸宗儒家，所以其中關于儒家的說明自屬重要；而后來別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為多。總說起來，大概不外兩個根本點：一是當時所根據(jù)以解釋儒家思想的心理學見解錯誤；一是當時解釋儒家的話沒有方法，或云方法錯誤。大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據(jù)為基礎的一種心理學。所有他在倫理學上的思想主張無非從他對于人類心理抱如是見解而來。而我在此書中談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現(xiàn)在心理學的話為之解釋。自今看去，卻大半都錯了。蓋當時于儒家的人類心理觀實未曾認得清，便雜取濫引現(xiàn)在一般的心理學作依據(jù)，而不以為非；殊不知其適為根本不相容的兩樣東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學，彼此脈路各異，亦殊不可并為一談；則又錯誤中的錯誤了。十二年以后始于此有悟，知非批評現(xiàn)在的心理學，而闡明儒家的人類心理觀，不能談儒家的人生思想。十三四五年積漸有悟，乃一面將這書停版，一面擬寫成《人心與人生》一書；欲待《人心與人生》出版再將這書復版。因為這書所病非是零星差誤，要改訂直無從下手，只能兩書同時出版，以后作救正前作。其他一點根本不對的，所謂解釋儒家的話沒有方法，其覺悟更早于此，十一年的三版自序固已露其端。序文所云“……我當時所懷抱‘格物’的解釋亦同許多前人一樣，以自己預有的一點意思裝入‘格物’一名詞之下……”便是。大凡一種為人崇奉的古書，類如宗教中的經(jīng)典或有其同等權(quán)威者，其注解訓釋都是歧異紛亂不過。不惟是種種不同，直是互相違反，茫無憑準。這一面由古人不可復起，古時社會一切事實背影不復存在，凡其立言之由，出語所指，均不易確定；或且中經(jīng)作偽篡亂，錯簡訛奪，一切文字上待考證校訂處，益滋紛淆；而一面由后人各就己意發(fā)揮，漫無方法準則，有意地或無意地附會牽和，委曲失真。仿佛聽說有人考過《大學》格物的解釋古今有幾百種不同。試問若此，我們將何從置信？所以除史實上文字上應亟作考證校理功夫外，最要緊的便是大家相戒莫再隨意講，而試著謀一個講解的方法以為準則。庶幾不致于無從置信的幾百種說外又添多一種；而糊涂有清明之望。我深自覺在這本書中所為儒家的講說沒有方法，實無以別于前人。因有《孔學繹旨》之作，期望著有點新的成功；曾于十二年至十三年間為北大哲學系講過一個大概。所有這書中講的不妥處亦是預備以新作來救正。卻不謂十五年以來，心思之用又別有在，兩種新作到今十八年了，俱未得完成。而由近年心思所結(jié)成的《中國民族之前途》一書，卻將次寫定出版。是書觀察中國民族之前途以中國人與西洋人之不同為主眼，而所謂中西之不同，全本乎這本書人生態(tài)度不同之說，所以兩書可算相銜接的。因此，這本書現(xiàn)在有復版的必要。我嘗于自己所見甚的，不免自贊自許的時候，有兩句話說：“百世以俟，不易吾言。”這本書中關于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即上面之所謂根本不對的，其實亦自經(jīng)過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無謂。不過《人心與人生》《孔學繹旨》既未得一同出版，只好先以此序敘明年來悔悟改作之意，俾讀者知所注意而有別擇；是亦不得已之一法。改作的內(nèi)容新義，未獲在這里向讀者請教。實是有歉于衷！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廣西桂林，生于北京。學歷計經(jīng)過家塾、中西小學堂、啟蒙學堂、順天中學，至1911年中學畢業(yè)而止，其后皆自學。畢業(yè)后即參加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又任《民國報》記者。1917—192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其后致力于社會運動，先后參加河南村治學院工作（1929），創(chuàng)辦山東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1931）。抗日戰(zhàn)爭期間，奔走國事，為謀求國共兩黨團結(jié)抗日，1940年參與發(fā)起中國民主同盟，隨后赴香港創(chuàng)辦《光明報》。1946年作為民盟代表，參加舊政協(xié)（重慶），參預國共和談。解放后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委員、常委等。主要著作計有：《印度哲學概論》（1919）、《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1932）、《鄉(xiāng)村建設理論》（1936）、《朝話》（1936）、《中國文化要義》（1949）、《人心與人生》（1984）、《東方學術概觀》（文集，1986）、《我的努力與反省》（文集，1987）、《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198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