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東方》的編集直接起于華東師范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的一個愿望，這個愿望在一年前“中心”向旅外學者發(fā)出的征文啟事中已經有所表達：“中心所企目標之一是成為聯(lián)絡海外中國學者同人之橋梁，交流互動，以共同促進中華學術文化之發(fā)展?！比A東師范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新千年之初即兩年前的五月。當時我得到上海市古籍整理規(guī)劃領導小組的科研資助，承擔實施編譯出版《岡村繁全集》（全十卷，概要參見《人文東方》所收俞慰慈博士專文）的任務。在中國翻譯出版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古典學術文化的全集尚乏先例，它在某個層面上標示著中國學術文化研究面向海外發(fā)展的一個小小跨步。我把這個任務的意義理解為不僅在于翻譯介紹《岡村繁全集》，更在于它所提示和強調的一個國際化發(fā)展方向——海外的中國學術文化需要進一步納入本土視閾，本土的學術文化需要更多的海外傳播回應。因此，如何借助這筆有限的科研基金以充分發(fā)揮其效用，便成為我實施該項任務的一個題中應有之義和共時目標。為此需要建立一個操作平臺，需要聯(lián)絡集合志同道合者和熱心支持參與者。賴我的博士學業(yè)導師王元化先生（本“中心”首席顧問）的鼎力扶植和我所在學校部門的支持，該年次月“華東師范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掛牌成立?！度宋臇|方》的編集意圖亦由此萌發(fā)。《人文東方》所收論文的作者主要為中國開放以來出國留學旅居海外并學有所成的人文領域學者。中國開放以來出國留學者眾多，他們或學經濟科技，或讀社會人文，無論他們學成后作何選擇，由于與祖國大陸的天然聯(lián)系，其工作和研究客觀上構成了廣義的中國發(fā)展的一個特殊部分。以管見所及，迄今國內對于出國留學攻讀社會人文者群體的關注明顯少于對出國留學攻讀經濟科技者群體的關注。如果說精神文明的建設與物質文明的建設同樣是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事業(yè)所不可偏傾的一翼，如果說中國學術文化的價值早已不囿于本土域內，她的發(fā)展也同時是旅外學者的期盼和追求，如果說在全球化格局中海外學者的傳播和研究正在構成中國學術文化發(fā)展的一個特殊部分，并且可能起某種特殊參照或借鑒作用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比以往更多更自覺地關注海外的中國學術文化狀況，尤其是關注與祖國有天然聯(lián)系的旅外中國人的中國學術文化研究?！度宋臇|方》主要以中國開放以來出國留學旅居海外并學有所成的人文領域學者為收錄對象，期望借此從一個側面展示旅外中國人文學者這一群體的本土情愫與學術風貌。旅外中國人文學者由于他們出身中國文化的背景，這種背景通常構成他們在異域生存攸關的“identity”（身份性質），他們對祖國文化潛在著一種中國本土學者未必能夠同樣深切感受到的揮之不去的母體情結；對于他們，研究中國學術文化通常不僅僅是一種專業(yè)或職業(yè)的技能操作，而同時帶有文化認同和身份確證的或潛在或自覺的意識。因此，即便是在與本土學者似乎以同樣方式討論同樣論題，即便是這種討論似乎并不直接涉及價值問題，從作者主觀方面言之，其闡說可能包含著超出中國本土學者所感所論的意蘊；從論著客觀方面言之，同樣的論題在異域環(huán)境中的提出，其本身意味著中國學術文化引力場的世界性延伸。這兩者都理應受到中國本土學術文化界的重視。由于身處異域的文化環(huán)境和在異文化環(huán)境中的研讀積累，旅外學者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較之中國國內大部分學者一般具有直接、本真的跨文化視閾的特點。一方面，當一個在異文化環(huán)境中呼吸生息的主體考察中國學術文化論題時，他的考察本身已經直接構成一種跨文化活動。他的考察可能不僅包含著對不同文化之差別的知性思考，而且包含著對不同文化之差別的感性體驗，后者是困于本土文化環(huán)境中的人所不易具體感知的。由于這種感性體驗的浸潤，他在知性思考層面可能更具有某種“跨文化比較”的真實性。另一方面，正如當代不少哲學家所強調的那樣，文化首先是一種語言現(xiàn)象。在這個意義上，本真的跨文化視閾意味著需要掌握兩種不同文化的語言。在《人文東方》所收以中文表述的論文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不僅諸多論題具有直接的跨文化性質，而且諸多論者所據(jù)以論證的資料來源是跨語言的。這種文本形式上的跨語言性質顯示出旅外學者學術風貌的某方面特征。從中國本上學術文化研究的角度視之，這種特征未必不同時包含其某方面短處，但至少對于中國本土有興趣于比較文學或比較文化的研究者，它應當具有啟迪意義。一年前曾到華東師范大學訪問演講的歐洲當代哲學家哈貝馬斯在其著名的“語言交往理論”中指出：文化由人際交往而產生，文化賴人際交往而延伸。在不同文化背景者的交往日益頻繁密切的所謂“后現(xiàn)代”中，每個文化主體都需要增強各自的“主體間性”。這一時求預設了兩個前提：在全球化進程中，一方面，各種主體文化不可能也不需要消解自己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各種主體文化必須與其他文化相互交流溝通吸納共存。如果說中國學術文化在全球化格局和國際化發(fā)展過程中也需要增強自己“主體間性”的話，那么，旅外學者由于其直接所處的跨文化背景，他們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視角方法乃至觀點等，較之中國本土學者可能更易于具有“主體間性”的特點。有所呈示這一特點也是編集《人文東方》的意圖之一，雖然這種“主體間性”對于有些中國本土學者可能引起暫時的“陌生”感。《人文東方》選收論文較多涉及中國古典文化領域，這除了出于編者的古典學術文化旨趣外，也與中國學術文化在海外被傳播研究接受的一般傾向有關。據(jù)編者經驗和管窺所見，整體而言，海外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傾向于重視古典和歷史領域。其具體表現(xiàn)為：旅外學者在海外大學獲任教或研究資格者以具備中國古典學養(yǎng)根基者為多；海外中國學的一些重鎮(zhèn)多為重視中國古典文化方面（例如歐洲漢學、日本京都學派、美國哈佛燕京學院等）；即便是在海外對中國現(xiàn)當代學術文化的研究領域，其中成就卓著而有影響者也多為對中國古典文化有深入理解把握者；海外在現(xiàn)代科學研究領域中的一些頂尖人物，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化反而多有超出現(xiàn)代一般人常識的珍視和認同（這可以從《楊振寧文集》等海外著名科學家的著作中見出一斑）。主要分布在全球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中國學研究大都有重視中國古典文化的傳統(tǒng)，我以為這一現(xiàn)象本身當也值得正處于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本土學術文化界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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