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經(jīng)典文存

　　對于二十世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而言，顧頡剛的出現(xiàn)，可以說是具有某種十分特殊的意義。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和民俗學家，顧頡剛不僅在古史研究上取得了非凡成就，提出了“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重要學說，而且還將自己在史學上創(chuàng)見運用到民俗學領域之中，并進而創(chuàng)建了極為重要的“演變法則”，使這一法則成為整個民俗研究中一直沿用至今的科學方法。這種歷史與民俗的互動性研究思路，使得顧頡剛無論在古史研究領域還是在民俗研究領域，都占有重要的學術地位。歷史與民俗學看似兩個不同的領域，其實在顧頡剛的學術思想中有著極為緊密的聯(lián)系。他著力研究孟姜女故事，主要目的就是“為研究古史方法舉旁證的例”。其研究結果也表明，一切傳說中記載的古史現(xiàn)象都是不可信的。他的這種新疑古派的思想與方法，以及對民間文藝進行動態(tài)考察的眼光，都曾給后人以巨大影響。特別是他在研究中所涉及到一些神州中的人物和事件，至今仍成為不少學者的研究課題。我們編選的這本《顧頡剛經(jīng)典文存》，是從顧頡剛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中精選出來的，主要偏重于古史學和民俗學等方面的論述與思考，它可以為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提供一面思考的鏡子。

　　顧頡剛（1892—1980），江蘇蘇州人。現(xiàn)代歷史學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顧頡剛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0年北京大學本科哲學門畢業(yè)。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云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社會教育學院、蘭州大學等，并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主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學報》、《禹貢半月刊》、《邊疆周刊》、《齊大國學季刊》、《文史雜志》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顧頡剛受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的“整理國故”思想的影響，從二十年代起即從事中國歷史和古代文獻典籍的研究和辨?zhèn)喂ぷ鳌Ｖ鲝堄脷v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會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箱。與錢玄同等發(fā)起并主持了古史辨?zhèn)蔚拇笥懻?，又廣集當時的研究成果編成《古史辨》八冊，形成了“古史辨”派。顧頡剛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認為時代越后傳說的古史期越長，周代時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zhàn)國時有黃帝、神農(nóng)，到秦朝有三皇，漢代以后有盤古，古史系統(tǒng)的形成，主要出于戰(zhàn)國到西漢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zhèn)蔚膽B(tài)度考察了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系，指出孔子的“正樂”與社會上沒有關系，批評梁啟超把孔子說得太完美；斷定六經(jīng)決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經(jīng)沒有太大的信史價值，也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經(jīng)（尤其是利用《尚書》）編成的整個古史系統(tǒng)。又提出，必須打破中國古代民族只有一個、地域向來一統(tǒng)的觀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黃金時代等觀念。這些觀點今天看來雖不盡正確，但在當時卻具有反封建、反對經(jīng)學偶像的意義。顧頡剛一生著述頗豐，除所編《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漢代學術史略》、《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尚書通檢》、《中國疆域沿革史》、《史林雜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