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心語

　　一百年前，中國發(fā)生了一場震古鑠今的改革——戊戌變法；它本身不過是歷史的瞬間，而其改革主張或多或少地在后來實現(xiàn)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本質(zhì)上都是戊戌維新的繼續(xù)和發(fā)展。‘事實上，20世紀的中國文化也始終不能回避戊戌，就是激進的五四“倫理革命”也可溯源于此。今天，人們?nèi)栽诩o念戊戌，重識戊戌。一個世紀轉(zhuǎn)瞬已逝，而歷史竟如此驚人的相似，改革、社會轉(zhuǎn)型、文化重建——百年前的時代主題，仍然聳立在現(xiàn)代中國人面前。人們不僅需要汲取前人的思想營養(yǎng)，甚至電不能忽視戊戌思想家的社會憂思、文化體驗及人生感悟。梁啟超便是這樣一個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1873年生于廣東新會縣，1929年病逝于北京。他并不漫長的一生，卻留下了極不平凡的業(yè)績。后人給他的許多頭銜，如維新健將、啟蒙思想家、政論家、國學大師、學術(shù)導師等等，都反映了梁氏貢獻的一個側(cè)面。他影響了一代，甚至幾代青年。20世紀早期，青年毛澤東崇拜梁任公，受“新民說”的啟發(fā)而創(chuàng)立“新民學會”；胡適自稱“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思想上“不能不跟他走”；郭沫若認為青年學生沒有人刁；“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至于魯迅最突出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可以說直接來源于“新民說”。至今，學術(shù)界關(guān)于梁啟超的籍述迭出，方興未艾。這自然由于他深厚的精神魅。梁啟超17歲考中舉人，卻沒有重蹈“經(jīng)生”“儒家”的舊轍，而是積極尋找救世濟民的新思想、新學問，從而成為維新健將，言論界之驕子。世紀初年，他大規(guī)模輸入西方學理，進行文化創(chuàng)新，并激烈地抨擊清政府的腐朽、專制，表現(xiàn)出贊成革命的跡象。然而，他終究沒有拋開漸進改良的運思，政治上不出康有為的改良派營壘。不過，他已明確否定康氏的尊孔保教論，體現(xiàn)了“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精神，為辛亥以后擁護民主共和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從清末到民國初年，梁啟超被卷入了湍急的政治漩渦：由推進立憲運動，到贊成民主共和，出任熊希齡內(nèi)閣的司法總長；由進步黨的首領(lǐng)、與袁世凱合作，到1915年下半年揮淚反袁，領(lǐng)導護國運動。直到1918年，他才最后退山政壇，專注于著述、講學。這些年，梁啟超在政界吒咤風云，屢建奇功，可謂多變善變。然而，他有不變的宗旨和目的，其所有政治主張與實踐，都未離開政治現(xiàn)代化的軌道。誠如他所說：“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民國初年，他熱衷于多黨制、責任內(nèi)閣，與袁世凱的合作或斗爭，與國民黨的競爭或聯(lián)合，根本上都是嘗試和維護其夢寐以求的民主政治。唯其如此，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即使晚年退出政界，仍然不失為一位在野的政論家。他的政治熱情無不飽含熾熱的愛國情懷、推進政治現(xiàn)代化的良苦用心。但是，梁啟超注重社會的整合，而非對立。他既想推進現(xiàn)代化，又想避免社會震蕩。因而，他主張漸進改革，強調(diào)社會的“調(diào)和”。這種主張貫穿其全部思想。說到底，梁啟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學者，才情洋溢而缺少權(quán)謀，其政治貢獻恰恰是思想追求的產(chǎn)物。他從1896年主編《時務報》，到后來主編《清議報》、《新民叢報》，一直執(zhí)清末輿論界之牛耳。他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令人驚心動魄，思想丕變。梁啟超思想之廣博、議論之新穎、文筆之魔力，清末啟蒙思想家無人能比。戊戌之后，梁啟超對中國現(xiàn)代化的探索與反思，進入空前廣闊而深入的境界。以“新民說”為中心，他對中國的歷史、國民性、社會現(xiàn)實提出了豐富的真知灼見。

　　羅檢秋：1962年生，湖南瀏陽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三卷）、《梁啟超家族的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