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

　　說是后記，其實是一篇中記，乃是本人在翻譯過程中突有感觸和沖動之記載。首先，非常感謝蘇力教授給我這個繼續(xù)學習、研究波斯納的機會。當然，這無疑也是一個品嘗艱辛的機會，尤其是在這段也許可謂一生之中最繁忙勞累的時刻。而追根溯源，還得感謝波斯納法官（雖然他本人并不知道），是他的作品––––本人所翻譯的《證據(jù)法的經(jīng)濟分析》––––使得我能夠進入蘇力先生的視野。進而，波斯納法官還慷慨地把他這本著作原稿的電子版發(fā)送給我，為本人翻譯和文稿編輯、尤其是表格編排提供了便利，并節(jié)省了大量時間。然而，我翻譯它，也并非僅僅因為蘇力教授的厚愛和指派，更為至關(guān)重要的，乃是因為愛。這是一本我喜愛的書。喜愛它，不只是因為它貼近本人廣闊無際的興趣；而且也由于波斯納的慷慨陳詞，就像其他公共知識分子一樣，他說出了許多痛快淋漓的話語，那是你、我、他都不敢說的話，有些，當然也是在下的肺腑之言；進而，他也為諸如本人這樣一位積極接近“知識分子”目標的年輕人，提供了一些更加便捷地追求聲譽、以及避免聲譽損失的路徑，盡管他的話更多的是警醒和教訓。此外，喜愛，還可以是無需訴諸理由、陳述原因的；喜愛，也可以僅僅只因為“波斯納”這個品牌；喜愛，還可僅僅只是––––以愛的名義。我尊敬的導師，張衛(wèi)平教授，對知識分子著述的廣泛興趣直接影響到我。這種影響和教誨，無論如何估計都是絕不過分的。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許久前他便說過，象“今日說法”這樣的節(jié)目不可做得太多，即所謂“公共性越多，知識性越少”。蘇力教授對譯稿作了諸多校正，走此深表謝意，但是翻譯的錯漏當然由我個人負責。譯者水平有限，請讀者批評指正。我親愛的兄弟、親密的戰(zhàn)友，徐昀，一年之前，我們有過愉快的學術(shù)合作，共同翻譯了波斯納的《證據(jù)法的經(jīng)濟分析》。此番，他念及兄弟情誼，又給予大哥不勝枚舉、不計名利、無私的共產(chǎn)主義援助。剛剛得知，他考上清華大學法學院，并成為我正宗的師弟。他的導師是王亞新教授，王亞新先生于我而言，雖不據(jù)導師之名，卻有諄諄教育之恩。北京工商大學的王琳小姐，河北經(jīng)貿(mào)大學的傅誠剛先生，為本人做了大量的輔助性工作，在此深表謝意。我的夫人，鄭曉靜女士，最大限度地發(fā)揮了內(nèi)助作用，同時也為我分擔了部分的文稿處理工作。尤其值得感激的，是在我埋頭沿著崎嶇的“智識”路徑朝向“知識分子”的山峰攀登之時，她，多年以來，近乎獨立、悉心細致地培養(yǎng)和教育著一位未來的“知識分子”––––徐鑒勁小朋友。如今，我的兒子鑒勁，他的“智識性”已經(jīng)依稀可辯，朦朧之間，我似乎已然見到：那一絲聰慧、一絲天真、一絲狡詰、一絲啟迪……他儼然就像是一位小小“公共知識分子”，幾乎可以就一切的一切發(fā)表高見，并視角獨到，想像無限，且偶而還相當自信地聲稱，“你們連這也不知道？”這一切，朦朧而真實，在我翻譯這本《公共知識分子》的時候，時常地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之中，與那些世界著名知識分子的言論及其批判交織在一起……應(yīng)該交待的是，我的兒子生于公元1997年8月16日，快到5歲了。由于學業(yè)繁忙，很少顧及他，欠了他好多好多禮物，故而想把這本書獻給他，作為2002年春天的祝福。不過，如同我的其他禮物一樣，在春天承諾送出，也許要到秋天才能收到。和這禮物一道，我還打算送給他——那一片藍藍的大?！适碌陌l(fā)生是這樣的：另外一位朋友，也姓王名琳，偶然之機會令我們相遇，他便是網(wǎng)絡(luò)大蝦天涯法網(wǎng)（請頻繁點擊：當然，論及我兒子的智識性，那只是一種期望（也可算是幽了“公共知識分子”一默），正如我的父親母親對我的期望一樣。本人之所以選擇，并不斷努力地接近“知識分子”之目標，乃是基于他們長期的培養(yǎng)和教育。雖然自從我十年前讀研以后，便一直與父母分多聚少，但縱隔萬水千山，他們連同他們的孫子，卻一直構(gòu)成了我生活和學習的精神支柱。

　　波斯納（1939年- ），先后以第一名畢業(yè)于耶魯大學文學系（1959）和哈佛法學院（1962）。曾任聯(lián)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手、政府律師、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和講座教授。1981年出任聯(lián)邦第七巡回區(qū)上訴法院至今（1993-2000任首席法官），同時擔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他是著述最豐的聯(lián)邦法官，前無古人。任職上訴法院、仍屬最高產(chǎn)的法學家之列，同樣前無古人。如果以引證率測試影響力，那么當仁不讓，波斯納是在世的最有影響的法學家”（萊西格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