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譯文全集（第一卷）

　　片斷：我的童年莫斯科——舊宮廄區(qū)——最初的回憶——克魯泡特金家族——我的父親——我的母親莫斯科是一個歷史發(fā)展甚為遲緩的都市，至今城中各處還把在歷史的遲緩行程中所遺留的陳跡保存得非常完好。在外莫斯科河畔一帶，有著寬廣而寂靜的街道和一排用灰色漆油過的低的房屋，看起來很是單調(diào)；家家戶戶的大門都是不分晝夜地緊閉著。這一帶地方就是商人階級的隱居所，又是那班外表上非常嚴峻、古板，專制的，信奉“舊教”的非國教派的大本營。克里姆林宮至今還是教會和政府的根據(jù)地；宮前一片廣大的土地，點綴著幾千家店鋪和貨棧，幾百年來這地方就成了熱鬧的商業(yè)區(qū)，而且至今依然是橫被整個廣大帝國的國內(nèi)貿(mào)易的心臟。特威爾街與鐵工橋就是幾百年來時髦的大商店的兩個主要中心；而蒲魯席加與杜洛哥米洛夫加這兩個工匠區(qū)至今還保留著莫斯科建都時代那班吵吵鬧鬧的居民所特有的景象。每一區(qū)自成一個小世界；各有各的特色，各營各的特殊生活。連那些鐵路（當它們開始侵入舊都的時候）也在這古城郊外幾個特殊的中心點集結著它們的貨棧、工場，以及它們的滿載貨物的車輛和火車頭。在克里姆林宮后面，阿爾巴特與蒲列奇斯頓加兩條大街之間有一帶像迷宮一般的，又清潔，又靜寂，迂回曲折的大街小巷，這個地方至今還依然被稱為舊宮廄區(qū)。在莫斯科全城內(nèi)恐怕沒有比這舊宮廄區(qū)更特別的地方了。距今約五十年以前，舊莫斯科貴族就住家在這一區(qū)里，而且就在這里慢慢地消亡了。他們的名字是常見于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國史上的，然而后來卻不得不把地位讓給新來者（即俄羅斯帝國的開創(chuàng)者彼得大帝所召用的“各等級人等”）而自己引退了。這些先朝貴族看見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新朝廷中受到排擠，便只得退居在莫斯科的舊宮廄區(qū)，有的就隱居在首都附近鄉(xiāng)村中風景如畫的別墅里。因此他們對于在涅瓦河畔的新都中身居政府要職的那一群“來歷不明”的雜族人等，便不由得懷著輕視和暗暗的妒羨。他們在青年時代，多半委身于宦途，尤以從事軍務的為多；然而常常因了某種緣故，他們不久就辭了職，并不曾得著高官厚爵。那些較為得意的人還在本地方得到一個清閑的，差不多是名譽的位子（我的父親便是其中的一人），而其余的多數(shù)人就完全告退，過著賦閑的日子。雖然他們一生轉徙無定，走遍了俄國的廣大地面，但他們總會設法回到舊宮廄區(qū)中一所屬于他們自己的房子里，在他們從前受過洗禮的教堂（而且當他們的父母的葬儀舉行時又曾在這里宣讀過最后的祈禱）附近銷磨他們晚年的歲月。后記：代跋樹基：我講過，我不是翻譯家，又不曾精通一種外語，我做翻譯工作，只是為了借用別人制造的武器。那些武器幫助過我，我愿意把它們介紹給我的讀者。譯文的第一卷《我的自傳》出版較早，是我譯過的三卷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中文學性最強的一種，對我的影響極大。初版時我寫過一篇“代序”，說是寫給我的弟弟看的，主要還是談我自己的感受。這篇“代序”以后編入了散文集《生之懺悔》，就被我從《自傳》里抽去，后來各版中都不見“代序”了?！蹲詡鳌吩谥袊m然銷路不大，可是也有好幾種版本。初版由上海啟明書店發(fā)行，只印了一千冊，那是一九三○年的事。后來上海出版合作社在一九三四年又印了一版，作為“插圖本克魯泡特金全集”的首卷，用的卻是啟明書店的舊紙型。一九三九年初我在南方“身經(jīng)百炸”之后，回到上海，在“孤島”進行小說《秋》的寫作。這其間我把一些舊的譯文校改一遍，交給相熟的書店重版，這本修改過的《自傳》就交給了開明書店，一直發(fā)行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本卷中保留了開明版的前記。最近的一個版本則是一九八五年由三聯(lián)書店印行的。書中增加了一篇“附錄”，那是一九六六年俄文本的前言，是B.A.特瓦爾朵夫斯卡婭撰寫的，我沒有征求三聯(lián)編輯部的同意，不便轉錄在本卷中。最后我想談談本書翻譯的經(jīng)過。本書是在一九三○年初譯成的，大約也就在前一年開始翻譯。一九二七年我初到巴黎的時候，友人吳克剛正在翻譯《自傳》。他那間小屋子里一張小圓桌上堆了一大堆從學生練習簿上撕下來的散頁，上面寫滿了字，歪歪斜斜，又不太密。這是初稿，而且只是最后的一部分，旁邊還攤開一本法文的《自傳》。原來他是從講西歐的一部分開始的，這里有他熟習的人和故事，如格拉佛，他還帶我到郊外去探望過這些老人，他對我說過有疑問可以寫信去向老人求教?？墒遣坏饺齻€月，吳克剛又因參加國際活動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后來回到上海，擔任勞動大學教授。我和他通信不多，我同老人的聯(lián)系也就中斷了。第二年我也回國，在上海見到吳，我最關心的還是那一堆寫滿鋼筆字的散頁（他的初稿）。不用多說我便帶走了一個大紙包，另外還有一本法文舊書《我的自傳》。他把這個工作交給我了。一年以后我交了卷，將啟明版《自傳》送給吳，并感謝他的譯稿對我的幫助（我今天還想對他說，“對我的人格發(fā)展他有大的幫助”）。他淡淡一笑，以后我們也沒有再談這個。但是我一直體會到一部書牢牢系住兩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友情。《自傳》以各種版本問世，一晃就是六十多年。我常常記起過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別的朋友，想念最深的時候，吳忽然出現(xiàn)在我面前。不幸的是我因骨折第二次住院治療，躺在病床講話有氣無力，幾次談話都沒有說出我的意思。我期待著未來，我抱著一個信念——我總會下床的。哪知不到我下床他又離開了大陸。我在病床上講得少卻想得多，除了我的“著作全集”外還有“譯文全集”。關于“譯文全集”，你知道，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我起初答應了你，以后又遲疑起來。我的病使我放棄了赫爾岑的回憶錄的翻譯，因為我沒有精力和能力，也沒有時間?，F(xiàn)在輪到我來給自己做總結了。改不改？出不出？我自己找不到一個痛快的回答。最后我決定下來并且寫了序言的時候，我還因沒有找吳克剛校訂《自傳》而感到遺憾。更不幸的是我的病情逐漸加重，不能作為你的助手參加第二部全集的工作。正在為難的時候，我遇見一位酷愛翻譯的朋友，他剛從新華社國際部退下來，不用說有時間有精力也有能力，他愿為我校訂《自傳》，我便拿了一本一九○六年的英國普及版給他。我譯《自傳》根據(jù)的是我那本十二版美國的原著，英國普及本多了一篇著者一九○六年的新序，據(jù)說這一版被帝俄政府全部買去，外面流傳很少，馬宗融大哥有一本當成寶貝不肯借人，卻為吳用打字機打了一個復本。我的“跋”就是根據(jù)這個復本翻譯的。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得到一本英國普及版，我也當作寶貝。這次我把它交給徐成時，只要求他簡單地看一遍，可是他工作認真負責，又關心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他不僅指出我的錯誤，并且改正了不少譯文不妥的地方。接到他寄來的改訂稿，我感到自己的愿望實現(xiàn)了，為了這個，我感謝我這位老友。寫完上面的話準備擱筆的時候，忽然覺得好像有什么東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記起來了，我的眼前出現(xiàn)了過去的生活，遠去了的朋友。一張大大的圓臉，一連串朗朗的笑聲，坦率、真誠，他對人講話，仿佛把心也給了別人似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從讀者成為我的朋友，從投稿人成為出版社的主要翻譯者。他走上翻譯道路，我鼓勵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譯文送到讀者手里。他熱愛翻譯，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間受虐待的惡劣條件下，他仍然堅持翻譯契訶夫全集，他讓中國讀者懂得熱愛那位反對庸俗的俄羅斯作家。他為翻譯事業(yè)奉獻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獻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譯家這個稱號?！拔母铩焙笏匆娢颐γβ德担?jīng)對我說：“你翻譯工作搞不完，我接著給你搞?！彼苡行判模乙蚕嘈潘?，我比他年長十二歲，我以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頭。他熱愛文學，淡泊名利，我們?nèi)の断嗤?，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幫助。誰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給我一點時間，表示理解，更不用說我的感謝了。不然的話，現(xiàn)在“譯文全集”編成首卷問世的時候，我會感到輕松。當初他離開人世的時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這個噩耗，今天我將這卷書獻給他——翻譯家汝龍，作為對他的紀念。巴金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本書前言序有人聽見“講真話”就頭痛，其實我講真話，總是從自己做起。我有聲音就不會沉默。聲音啞了，我還會使用顫抖得厲害的手。到了既不能說又不能寫的時候，我還可以借用過去積累的那些東西，我說它們是我撿來的武器，我曾經(jīng)用來戰(zhàn)斗了一生?，F(xiàn)在全集印成，給我留下的只有編印譯文集的工作了。一九九○年我有了編輯譯文全集的計劃，這年秋天我答應了朋友樹基的要求，在全集出齊之后繼續(xù)合作，完成第二個“全集”。可是八年的編校工作使我疲憊不堪，何況樹基又是帶病工作，我還聽說他把腿架在凳子上看校樣，我感到內(nèi)疚，考慮再三，我決定放棄出版譯文全集的打算，并通知了樹基。這其間三聯(lián)書店編印的譯文選集問世了。六年前我為這個選集寫的序文好像在談今天的事情。我當時這樣寫道：“我記得一位外國記者問過我，作家一般只搞創(chuàng)作，為什么我和一些前輩花費不少時間做翻譯工作。我回答說：我寫作只是為了戰(zhàn)斗。當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東西進攻，跟封建、專制、壓迫、迷信戰(zhàn)斗，需要使用各式各樣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撿來的別人的武器。在今天擱筆的時候，我還不能說已經(jīng)取得多大的戰(zhàn)果，封建的幽靈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也可能重上戰(zhàn)場?！盎仡欉^去我對幾十年中使用過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我雖然稱它們?yōu)椤囎g’，我重讀它們，還是十分激動，它們?nèi)匀淮騽游业男模词惯@是不高明的譯文，它們也曾幫助我進行‘戰(zhàn)斗’，它們也可以說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這便是我對自己譯文的看法，六年前是這樣，今天也還是這樣。它們的確已經(jīng)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它們都是真話，經(jīng)過了考驗的真話。我要摔掉它們也辦不到，連我一九二二年在成都《草堂》月刊上發(fā)表的第一篇翻譯小說《信號》也給人挖了出來。事情總有人來做，或者照別人的意見，或者依我的想法，除非我自己有個計劃。我不再遲疑了。我又一次向樹基伸出了手。我張開雙臂將我用過的武器全收在一起，我打開倉庫老老實實讓大家看個明白，我究竟有沒有寶藏。我就在選集的基礎上編印我的譯文全集。做法仍然是把一本一本的書稿交給朋友樹基，仍然是同樣的一句話：“一切拜托你了?！逼渌?，序文里講得清清楚楚，不用我嘮叨了。巴金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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