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根據教學的課程安排，我為山東大學考古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開設了《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課程。為了備課，對相關資料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梳理，也開始對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做一些思考。在這之前，大約是上一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受國外考古學理論思潮的影響，國內一些青年學者出于對中國考古學前途的熱切關心，先后舉行了幾個規(guī)模不等的座談會和討論會，就中國考古學的歷史、現狀和發(fā)展進行熱烈的論辯。因為我的學校所在地偏居學術中心之外，對前幾次的討論只是聽到一些傳聞，后來也在報刊上看到一些報導，可能是孤陋寡聞，總以為他們是在空談。中國有句俗話，叫做空談誤國，我也這么認為。1989年2～7月，我到北京在文物出版社加工和修改《泗水尹家城》的稿件，利用間隙，到北京大學去旁聽一個美國學者講授民族學和埃及考古的專題課。課間，碰到好友蔣祖棣先生，他在哈佛大學從張光直先生學習，記得當時他正在準備博士論文——《瑪雅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化的比較研究》。課后，受邀到他家里，我們就中國考古學的相關問題（包括當時出現的考古學思潮）進行了長時間交談。坦率地說，這次談話對我有很大觸動，感受較深的是我們關心中國考古學，就必須思考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就必須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經驗并汲取他們的教訓。稍后，北京大學考古系請童恩正先生發(fā)表演說，實際上是以座談會的方式在閱覽室進行的，我也和其他一些同志前往參加，主要議論的也是與中國考古學有關的考古學理論方面的問題。1991年8月下旬，在一些青年學者的熱烈倡議下，由國家文物局文物處出面組織，在山東省兗州唐莊召開了一次有二十幾個人參加的“考古學理論研討會”，會議為期一周，與會者除了三位年長的前輩專家之外，余者皆為來自北京和各地的中青年學者。會上就中國考古學的歷史、現狀與發(fā)展趨向等問題，不同觀點之間從理論上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和辯論，氣氛很是緊張?，F在回顧起來這段歷史，當時的一些場面仍然歷歷在目，不由生出許多感慨。一個學科的發(fā)展，需要不斷地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理論和方法。青年學者的銳氣和對事業(yè)的執(zhí)著，使他們滿腔熱情，慷慨激昂，對中國考古學的前途產生一種迫切的危機感。雖然這股風潮并沒有像美國新考古學那樣明顯地改變考古學的方向，卻也使中國考古學發(fā)生了和正在發(fā)生著許多變化。90年代中期以來，我有機會先后到日本和美國做短期訪問，并和美國耶魯大學等單位進行了多年包括調查和發(fā)掘在內的合作考古研究。因此，對國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有了一些直接的和感性的認識，一定程度上開闊了自己的視野。既然考古學的目的是明確的，問題在于如何實現這一目的，在這里，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此，自己開始從主觀上著力在追求一些東西，即適合于中國考古學的具體的可操作的方法和技術，有些在書中已有所體現。1997年，山東大學教務處設立了一部分教學和教材改革的項目，當時考慮到目前國內還沒有一部系統(tǒng)論述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參考書，就拉著我的同事方輝和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靳桂云一起參加，申報了《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這個題目。結果中選了學校的項目，翌年還被列為省里的項目，錢雖然不多，但它頻繁的檢查總是在不斷地督促著我們。否則，像我現在這種工作情況，很少會有時間進行這一問題的系統(tǒng)研討。這樣前后經過四年多的時間，搞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也算是有了一個交待。為什么選擇方輝和靳桂云參加這個項目，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方輝教授的英文很好，他本來就為考古專業(yè)本科生開設了《外國考古學》的課程，又正好要去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訪問一年，有機會系統(tǒng)了解一下西方考古學理論方面的問題，再加上我們一起和美國學者開展的合作考古項目，也有與美國考古學者直接交流的機會，所以他是撰寫“國外考古學理論流派”章節(jié)的合適人選。靳桂云博士本科和碩士期間都是學習考古學的，1989年獲碩士學位，到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1996年，又考入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從劉東生教授學習環(huán)境考古。因此，請她負責“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這一部分是比較理想的。其余部分則由我來完成。本書如果能夠對中國考古學的從業(yè)者和愛好者、正在就讀的各個層次的學生和相關學科的人員有所幫助，也就實現了我們的初衷。應該說明的是，中國考古學發(fā)展到今天，是幾代學者艱苦努力、不懈追求的結果。文中所表述的理論、方法、觀點、思想和技術等，既有國內學者的，也有國外學者的，我們只是進行了歸納和梳理，并加以系統(tǒng)化，使之比較適合中國人的思路。直接引用的觀點和內容，盡量在文內注明出處。同時，還在全書最后附加了一部分比較重要的參考書目，一方面為讀者提供一個進一步學習和查閱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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