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新聞史學史卷）

　　濫觴斯——中國古代新聞史研究（713—1815）只有邸報、《京報》的片斷記錄，無經(jīng)驗總結，也無系統(tǒng)研究。邸報與《京報》的內容無非帝皇詔令、諸臣奏議與官吏升降；無評論，無訪稿，似不足稱為報紙，“然當時消息公開傳布，惟此類物，則謂其已具報紙之雛形，亦固無可非議也”山。邸報有近1300年的歷史，《京報>>有近400年的歷史，時間不算短，但內容形式變化不大，發(fā)展緩慢，原因固然有受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和各王朝限制報紙出版的文化政策的影響，但其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封建自然經(jīng)濟的制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生活，安土重遷分散經(jīng)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很難產(chǎn)生對信息的數(shù)量和時效要求較高、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報紙。初創(chuàng)期——中國近代新聞史學研究（1815—1919）西學東漸，隨著國人自辦報高潮的興起，一些有志之士，開始對報紙進行科學研究，研究它的性質、功能；陸續(xù)出現(xiàn)一些描述新聞事業(yè)歷史的文章與總結辦報經(jīng)驗的專文，如鄭觀應的《日報》、陳熾的《報館》等等。成長期——中國現(xiàn)代新聞史學研究（1919—19491這一時期，先后出版各種類型的中國新聞史著作，約有50種，其中屬于通史方面，有汪英賓的《中國報刊的興起》（1924）、蔣國珍的《中國新聞發(fā)達史》（1927）、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27）、黃天鵬的《中國新聞事業(yè)》（1930）、林語堂的《中國報刊和輿論史》（1936）。地方新聞史方面，有姚公鶴的《上海報紙小史》（1917）、項士元的電浙江新聞史》（1930）、蔡寄鷗的《武漢新聞史》（1943），長白山人的《北京報紙小史》（收入《新聞學集成》）、胡道靜的《上海的日報》（1935）等。新聞史文集方面，有黃炎培編的《最近五十年》（1922）、胡道靜的《新聞史上的新時代》（1946）等。在新聞界人物史方面，有張靜廬的《中國的新聞記者》（1928）、趙君豪的《上海報人的奮斗》（1944）等。這一時期的新聞史學研究，在新聞史的各個領域都有所開拓，初步奠定了我國新聞史研究的基礎。但由于處于初始期，除了《中國報學史》少數(shù)專著外，多數(shù)著作水平不高，分量也比較單薄。這一時期的新聞史著作的普遍缺點是：（1）處于過程描述階段，偏重報刊名稱、出版日期、編輯人員的情況介紹，缺乏必要的論述和分析；（2）觀點比較陳舊；（3）少數(shù)作者功力不足，材料輾轉抄襲，缺乏新意；許多著作還有不少史實上的訛誤。考訂精詳如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那樣的專著，經(jīng)復查考證，尚且發(fā)現(xiàn)200多處差錯，其他著作就可想而知了。曲折期——中國當代新聞史學研究（1949—1978）建國初期，學習蘇聯(lián)經(jīng)驗，強調路線斗爭，把新聞史寫成政治史、宣傳斗爭史。1956年毛澤東同志提出“十大關系”，貫徹黨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曾于1956年2月22日在中央黨校由熊復主持召開過一次討論中國報刊史教學大綱座談會，傳達了胡喬木同志對編撰中國報刊史的意見。隨著《人民日報》改版與新聞改革的興起，新聞界對辦報傳統(tǒng)、新聞與文學、歷史的關系展開熱烈爭鳴。不料好事多磨，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十年“文革”，動輒得咎，新聞史研究幾起幾落。這個時期，除了一本內部教材《中國現(xiàn)代報刊史講義》外，無創(chuàng)新性新聞史論著出版，只出版了史料性質的參考圖書，它們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輯出版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三集，潘梓年等撰寫的《新華日報回憶》，張靜廬編輯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三本和《中國現(xiàn)代出版史料》五本，阿英的嚷晚清文藝報刊述略》與徐忍寒輯錄的炙申報七十七年史料》等。繁榮期——中國當代新聞史學研究（1979—1999）1978年真理標準的討論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給中國新聞吏與新聞史學研究帶來了春天，20年來的史學研究。成果累累，除新聞志外，各種類型的中國新聞史著作已達100多種。研究隊伍擴大，僅中國新聞史學會會員就由207人增加到396人。各省市自治區(qū)從事新聞史研究人員已超過500人。新聞史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大，除原有報刊史研究外，還開展對廣播史、電視史、通訊社史的研究；除中國新聞史的通史、斷代史的研究外，還開展對地區(qū)比較新聞史、民族新聞史、專業(yè)新聞史的研究。除對新聞事業(yè)史的研究外，還開展對新聞學術思想史、中國新聞文體史、中國新聞法制史、中國新聞經(jīng)營管理史等等的研究。在研究質量方面，由于政通人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方針的落實，我國新聞史研究，也出了一批精品，包括優(yōu)秀著作、得獎論文與著作。新聞學，通常分為理論新聞學（又稱新聞理論，包括新聞學概論、新聞學原理、比較新聞學）、應用新聞學（又稱實用新聞學，包括新聞采訪學、新聞寫作學、新聞編輯學、新聞評論學等等）和歷史新聞學（又稱新聞史學，指的是新聞事業(yè)史）。甘惜分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第78頁上這樣解釋：“歷史新聞學——新聞學的史學部分，研究新聞事業(yè)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歷史過程的學科。”“新聞事業(yè)史，見歷史新聞學條”。按大辭典的說法，新聞事業(yè)史就是歷史新聞學，也就是新聞史學。新聞史學新聞史學史。研究新聞史學的歷史，才是新聞史學史，”研究”兩字不可缺少。歷史新聞學）（新聞史學史。研究歷史新聞學的歷史，才足新聞史學史，“研究”兩字也不可缺少。百年新聞史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20世紀最后20年中？為了篇章結構的適當平衡起見，本書在撰寫時，把當代新聞史學者研究古代報刊的成果列入古代時期，把當代學者研究近代報刊的成果列入近代時期，把當代學者研究現(xiàn)代新聞事業(yè)的成果列人現(xiàn)代時期，按照古代、近代、現(xiàn)代、當代四個時期進行撰述：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碩果累累，人才輩出。著名的新聞史學家，現(xiàn)代有戈公振、胡道靜，當代有方漢奇、寧樹藩、李龍牧等。新聞史學家，當代有溫濟澤、康蔭，丁淦林、趙玉明、吳廷俊、姚福申、黃卓明、馬光仁等。有成果貢獻社會的新聞史學者有王鳳超、梁家祿、鐘紫、韓松、許煥隆、劉家林、白潤生、劉云萊、蔡銘澤、王洪樣、黃河、張之華、郭鎮(zhèn)之、張濤、胡太春、尹韻公、秦紹德、黃瑚、曾建雄、孫文鑠、陳業(yè)劭、何炳然、衛(wèi)元理、谷長嶺、謝駿、俞家慶、孫曉陽、曹鵬、李彬、李斯頤、顧炳祥、馬運增、葛思恩、梁洪浩、哈艷秋、王敬、王士谷、王綠萍、喬云霞、向純武、曾憲明、吳慶棠、劉亞、何揚鳴、張鴻慰等等。彰往昭來，激勵后人，特別新聞史的研究，更需要有“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本書是《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叢書之一，考慮到叢書中臺灣、香港、澳門的新聞史學史另有專書介紹，故本書內容集中闡述大陸的新聞史學史，亦即大陸的歷史新聞學研究。中國新聞史學研究，在當代中國，尚處填補空白階段，無前人理論框架、篇章結構可資參考。故本書中如有不妥、失當之處，敬請新聞界、新聞史學界同仁不吝指正，國民黨政府新聞統(tǒng)制制度的形成與發(fā)展北洋政府的反動統(tǒng)治和各派軍閥的長期混戰(zhàn)，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與抗爭。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同竊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北洋軍閥集團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1923年孫中山?jīng)Q定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幫助，發(fā)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1924年1月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把國民黨改組為共產(chǎn)黨人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工人、農民、民族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的革命聯(lián)盟，實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建立起國共兩黨合作的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孫中山逝世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廣州成立；為適應革命形勢發(fā)展的需要，1927年1月遷至武漢。但是，正當北伐革命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北洋軍閥統(tǒng)治行將崩潰的緊急關頭，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在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并迅即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接著，國民黨內的汪精衛(wèi)集團及其他派系也相繼背叛革命，同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合流，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以失敗而告終。1927年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并假借孫中山提出的“建國三時期”的學說，確立了“以黨治國”的基本方針。與之相應，新聞統(tǒng)制思想與政策，即將全國所有的新聞事業(yè)置于國民黨的一黨管制之下的思想與政策，也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形成與發(fā)展起來。1928年6月間，國民黨中央制訂與公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導黨報條例》、《指導普通刊物條例》、《審查刊物條例》。根據(jù)這些條例的規(guī)定，所有報刊均須絕對遵循國民黨的主義與政策，服從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審查。1929年國民黨中央通過《宣傳品審查條例》、《出版條例原則》、《日報登記辦法》，將不利于國民黨統(tǒng)治的宣傳報道扼殺在搖籃之中。1930—1931年，國民政府公布《出版法》與《出畈法施行細則》。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統(tǒng)治面臨嚴重的危機。為了對付日益發(fā)展的進步新聞宣傳活動，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大量汲取德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新聞思想與經(jīng)驗，嚴密控制新聞界。一是效法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至上”的原則，進行“民族主義的新聞建設”，凡是反對國民黨的新聞宣傳，一律以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為由予以取締與鎮(zhèn)壓。二是通過制訂與頒行非常法，加重對有害其政治統(tǒng)治的新聞宣傳活動的懲罰，加強國民黨當局對上述活動的緊急處理權。1931年2月4日司法院發(fā)布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就是這類法律中較為重要的一個。三是建立與完善新聞出版檢查制度。自1932年起，國民黨當局頒布一系列有關新聞檢查的法令，如《宣傳品審查標準》、《新聞檢查標準》、《重要都市新聞檢查辦法》，將出版后審查制度改為出版前檢查制度?？箲?zhàn)爆發(fā)后，鑒于中國進入戰(zhàn)時狀態(tài)，國民黨政府“名正言順”地頒發(fā)了一系列戰(zhàn)時新聞檢查法令，建立和健全戰(zhàn)時新聞檢查制度。1946年內戰(zhàn)爆發(fā)后，特別是1947年內戰(zhàn)發(fā)展到最后激戰(zhàn)階段后，國民黨當局借口非常時期，頒布了一大批非常法規(guī)，將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剝奪殆盡，將新聞法制制度強化到令人恐怖的程度?！?/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