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的演說中有一個論點，使大家都大吃一驚，那就是完全否認這倒霉的三千盧布的存在，因此也就沒有搶劫的可能。

“諸位陪審員，”律師開始說，“在這個案子里有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最使一切剛來的、沒有成見的人覺得驚愕，那就是控訴搶劫，同時卻完全不能在事實上指出：所劫的是什么？據(jù)說，所劫的是錢，就是那三千盧布，但是誰也不知道，這筆錢究竟是否實際存在。你們想一想：第一，我們怎么知道有這三千盧布，誰看見的？只有仆人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看見過，而且指出這錢是放在信封里，還注有幾行字。也是他，在災(zāi)難發(fā)生以前，就把這事告訴了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費多羅維奇，也曾通知過斯維特洛娃小姐。但是這三個人自己都并沒有看見過這筆錢，看見過的還是只有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這里自然而然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假使果真有這筆錢，斯麥爾佳科夫果真看到過，那么他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時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這筆錢從床上拿走，又放在小箱里，沒有對他說，又怎樣呢？你們要注意，據(jù)斯麥爾佳科夫說，錢放在床上被褥底下；被告應(yīng)該從被褥底下摸出來，但是床鋪一點也沒有弄皺，對于這層，筆錄里記載得清清楚楚。被告怎么會一點也不弄皺床鋪？還有他的染滿了血的手，怎么竟沒有弄臟特地鋪上的干凈而細致的床單？有人會說：地板上那個信封怎么說呢？關(guān)于這信封，倒正值得我們好好談一下。我剛才甚至感覺有點驚訝：才智高超的檢察官在提到信封以后，就在他指出關(guān)于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這種懷疑十分荒誕的時候，曾突然自己說明，——諸位聽清楚，他是自己聲明的：‘假如沒有這個信封，要是它不留在地板上成為一個物證，要是搶劫的人把它帶走了，那么全世界沒有人會知道有這個信封，信封里面有錢，從而知道那錢是被告搶走了。’因此，甚至檢察官自己也承認，只有這一塊上面寫著字的破紙，是控告被告搶劫的根據(jù)，‘要不然，誰也不知道搶去了錢，也許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筆錢。’但是難道僅僅因為有一塊破紙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里面曾放過錢，而且這錢已被搶走的證據(jù)么？有人會回答：‘可是斯麥爾佳科夫看見過這信封里有錢的。’但是他在什么時候，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時候看見的？我現(xiàn)在要問的就是這句話。我同斯麥爾佳科夫談過，他對我說，他在災(zāi)禍發(fā)生的前兩天看見過這筆錢！但是為什么，比方說，我不能作以下的設(shè)想呢，那就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這老頭子獨自關(guān)在屋里，在不耐煩地、歇斯底里地期待著他的情人來到時，由于無事可做，突然把信封拿出來，拆開封口說：‘要信封干嗎，也許她還不會相信哩，如果把三十張一百盧布的鈔票擺在一堆給她看，也許會印象更強烈，引得她流出口水來。’于是他撕破信封掏出鈔票以后，作為主人，自然有權(quán)把信封隨手扔在地板上，不會擔(dān)心什么物證不物證。諸位陪審員，請問，還有比這種設(shè)想，這種情況可能性更大的么？這有什么不可能呢？但要是類似這種情況有可能發(fā)生的話，那么關(guān)于搶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既沒有錢，自然也不會有搶劫的事，如果那個信封留在地板上，就是里面有錢的證據(jù)，那為什么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說法，就說信封所以落在地板上，正是因為里面已經(jīng)沒有錢，那筆錢已由他的主人事先取了出來呢？‘不錯，照這樣說，這筆錢在費多爾·巴夫洛維奇自己從信封里取了出來以后，既然家里進行搜查的時候并沒有發(fā)現(xiàn)，那么它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在他的小錢箱里發(fā)現(xiàn)了一部分錢，第二，他在早晨的時候，甚至還在頭一天，就可能把錢取了出來，另作處置，付給別人，寄出去，或者變更主意，根本改變了他的行動計劃，而在這樣做時根本不認為事先必須要報告給斯麥爾佳科夫知道。只要哪怕有這樣設(shè)想的可能存在，就怎么可以這樣堅決、這樣肯定地指控被告為搶劫而殺了人，而且確實有搶劫的事情發(fā)生呢？要是這樣，就等于是侵入了小說的領(lǐng)域。既然肯定某種物件被劫，就該指出這東西來，或者至少確切證明它是存在的。但是竟沒有一個人看到過它。在彼得堡，最近有一個作小販的青年人，只有十八歲，還幾乎是個小孩，在大白天拿斧子闖進一家錢鋪，用不尋常的、典型的大膽舉動殺死了老板，搶走一千五百盧布。五小時以后他被捕，從他身上抄出除了他已經(jīng)用去的十五盧布以外的全部款項。此外，一個伙計在兇手走后回到鋪子里，不但把被搶去的錢數(shù)報告了警察，還說出這筆款子是什么樣的錢，有多少張花鈔票，多少張藍色，多少張紅色的，多少個金幣，是什么樣的，而在被捕的兇手身上發(fā)現(xiàn)的恰巧就是這樣的錢和金幣，不但如此，跟著兇手還完全坦白地承認了他殺人，并且搶走的正是這樣一筆錢。諸位陪審員，我認為這才叫物證！因為在這里我知道，看見，而且摸到了這筆錢，決無法說沒有錢，或者以前根本就沒有過這筆錢。本案的情況是這樣么？要知道這事關(guān)系到一個人的生死，一個人的命運。人家要說，‘這話對，不過他在那天夜里酗酒胡鬧，亂花銀錢，在他身上發(fā)現(xiàn)了一千五百盧布，他是從哪里弄來的呢？’但是正因為發(fā)現(xiàn)的只有一千五百盧布，而另外一半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發(fā)現(xiàn)不出；因此恰恰證明這也許并不是那筆錢，也根本從來沒有裝在任何信封里過。經(jīng)過時間推算（而且非常嚴密），預(yù)審中已經(jīng)查明并且證實被告從女仆那里跑到官員彼爾霍金那里去的時候，并沒有回家，也沒有到任何別的地方去，以后一直在眾人面前，所以不可能從三千盧布里分出一半來，藏在城里。正是因為這一點，檢察官才猜測錢藏在莫克洛葉村中的地板縫里。諸位，是不是藏在烏道爾夫城堡 的地窖里了？這個猜測是不是太富于幻想和浪漫色彩了呢？大家注意，只要這一個猜測，就是藏在莫克洛葉的猜測，一被打消，關(guān)于搶劫的指控就完全成了泡影，因為要是那樣，這一千五百盧布究竟在哪里，究竟跑到哪兒去了呢？既然已經(jīng)證明被告沒有到任何地方去過，那么究竟是什么奇跡竟會使這筆錢變得無影無蹤了？我們竟準備用這樣的傳奇小說斷送一個人的生命！有人會說：‘無論如何他始終說不出他身上那一千五百盧布是哪里來的；大家又都知道在這夜里以前他并沒有錢。’但是誰知道呢？被告自己卻清楚而堅定地交代過錢是哪里來的，而且可以說，諸位陪審員，可以說，再沒有也不可能有比這供詞更可信，而且同被告的性格和心靈更符合的了。檢察官喜歡他自己的傳奇小說：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決定蒙著恥辱拿他的未婚妻給他的三千盧布，是不會分出一半來縫到護身香囊里的，反過來說，即使果真縫了，也會每兩天一拆，一百一百地掏出來用，在一個月內(nèi)把它全數(shù)花光。別忘了，這一切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駁的口氣說出來的。但假如事情根本不是這樣又怎么辦呢？假如你們編了一部傳奇小說，可是小說里描寫的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物，又怎么辦呢？而事實上你們恰恰是創(chuàng)作了另外一個人物！有人也許要駁：‘有證人可以證明他在災(zāi)禍發(fā)生以前的一個月，在莫克洛葉村里已經(jīng)把從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那里拿來的三千盧布揮霍干凈，像花一個戈比那樣的隨便，因此是不可能分出一半來的！’但那是些什么證人呀？這類證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無遺了。再說，別人手里的面包看起來總是顯得大些的。何況這些證人里面誰也沒有數(shù)過這筆錢，只不過用眼睛估量了一下。證人馬克西莫夫不是曾經(jīng)供過，說被告手里有兩萬盧布么。你們瞧，諸位，既然心理學(xué)是兩頭的，那就容許我也利用一下另一頭，再看看結(jié)果是否一樣。

“禍事發(fā)生前的一個月，維爾霍夫采娃小姐曾給被告三千盧布，托他代匯出去，但問題是，托付這筆錢時竟是這樣丟臉，這樣屈辱，像剛才宣布的那樣，這到底是否真實？在維爾霍夫采娃小姐對于這問題最初的供詞里并沒這樣說，完全沒這樣說；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們只聽到怨恨、復(fù)仇的叫嚷，長期積憤的叫嚷。單單從女證人曾在最初的供詞里作不正確的供述這一層，就使我們有權(quán)利下結(jié)論說，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確。照檢察官的話說，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觸這段浪漫史。隨它去吧，我也不去接觸它，但只想說，假使像可尊敬的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那樣一位毫無疑問是心地純潔、道德高尚的人，像這樣一位女士，也竟會忽然在法庭上懷著陷害被告的明顯動機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作這個供詞時顯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并非平心靜氣的。難道我們沒有權(quán)利斷定復(fù)仇的女人會言過其實么？很明顯，她正是過分夸大了她交錢給他時的那種輕侮和凌辱。恰恰相反，她交托這筆錢時，一定是還能夠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對于像我們的被告那樣一個輕率不假思索的人來說。特別是因為，他當時可以指望從他的父親那里很快地拿到賬上欠他的三千盧布。這是輕率的，但正是由于輕率的緣故，他深信父親會付他這筆錢，他會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維爾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給他的錢從郵局里匯寄出去，還清他的債務(wù)。但是檢察官無論如何不愿意承認，他會在當天，在剛受過她指責(zé)的那一天，從到手的錢里分出一半來，縫進護身香囊。‘他不是這樣的性格，不會有這樣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卻又說，卡拉馬佐夫天性廣闊，他自己大聲宣揚過卡拉馬佐夫能同時體察兩個正巧相反的深淵?？ɡR佐夫就具有這種兩方面的，橫跨兩個深淵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難忍的酗酒的需要時，如果有什么東西從另一方面打動了他，他也會頓時止步回頭的。這另一方面就是愛情，——就是恰恰在那時候像火藥一般燃燒起來的新的愛情。為了這愛情，他需要金錢，甚至比起和他的這位愛人一起酗酒的需要來還要迫切得多，哎，還要遠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說：‘我是你的，我不要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他就要馬上抓住她，把她帶走，到那時候他必須有錢才辦得到。這比酗酒還重要?？ɡR佐夫不懂得這一點么？其實他正是在為這件事情操心，為這件事煩惱，——因此他把錢分出一半，藏匿起來，以備萬一的需要，還有什么不可能呢？但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直不曾把三千盧布交給被告，卻聽說反而要把這筆款子用來引誘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面前豈不是將成為一個小偷么。’于是他產(chǎn)生了一個念頭，就是他要走到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面前，把他一直藏在護身香囊里的一千五百盧布交出來，對她說：‘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賊。’這才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盧布寶藏著，決不會拆開護身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來花的雙重原因。你們根據(jù)什么不承認被告會有名譽感呢？不對，他是有名譽感的，也許是不正確，也許時常有錯誤，然而這種情感是有的，還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事情復(fù)雜起來了，吃醋的痛苦達到了高峰，在被告的發(fā)熱的頭腦里越來越痛苦地呈現(xiàn)出那兩個老問題。‘我把錢還給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可叫我拿什么錢來把格魯申卡帶走呢？’他在這一個月內(nèi)不住發(fā)狂，暴飲，在酒店里鬧事，也許就因為他心中悲苦，簡直無法忍受。這兩個矛盾問題最后終于尖銳到了使他絕望的地步。他剛打發(fā)三弟去代他最后一次向父親索取這三千盧布，但沒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闖進家里去，結(jié)果弄到當著證人們的面揍了老人一頓。這樣一來就再也不可能從任何人手里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親是不肯給錢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著自己前胸的上部，藏著護身香囊的地方，還對兄弟起誓，他有辦法不做卑鄙的人，但畢竟還是會成為卑鄙的人，因為他預(yù)感到自己是不會去利用那個辦法的，他的意志力不夠，性格不堅強。為什么公訴人不相信阿歷克賽·費多羅維奇那樣純潔、誠懇、不裝假、可信服的供詞呢？為什么反而要讓我去相信錢藏在地板縫里，烏道爾夫城堡的地窖里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談話以后，寫了那封倒霉的信，而這封信就成了被告搶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證據(jù)！‘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錢，別人不肯借，我便殺死父親，從床褥底下拿走他裝在系著玫瑰色綢帶的信封里的錢，只要伊凡離開了這里。’據(jù)說，這簡直是完整的謀殺計劃，所以殺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寫的實行了！’公訴人這樣說。但是首先，這是醉后氣惱中所寫的信；其次，他講關(guān)于信封的事根據(jù)的還是斯麥爾佳科夫的話，因為他自己并沒有見過信封，而第三點，寫是寫了，但究竟是否確已照所寫的實行，憑什么來證明呢？被告是不是從枕頭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錢沒有？究竟這錢存在不存在？再說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搶錢的，請你們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不顧一切地跑去，并不是去搶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這個傷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里？這就是說，他并不是為實行計劃，實行他所寫的話才跑去的，也就是說，并不是為了實行預(yù)謀的搶劫，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懷著瘋狂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說：‘話是對的，但不管這樣他畢竟跑去殺了人，把錢搶走了。’對啊，最后就正是要問，他究竟殺了沒有？對于搶劫的指控我憤慨地斷然予以否認，因為既然不能確切指出究竟搶了什么東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搶劫，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殺了沒有，沒有搶劫而殺了人沒有？已經(jīng)得到證明么？不會也是傳奇小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