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早茶夜讀

如何啟動中國歷史操作系統(tǒng)

一

四年前，和朋友楊早應(yīng)出版社之邀，編寫一本“給孩子的中國通史”——《中國通史》墻書。這是一種形式有新意，適合孩子們閱讀的通史讀本——說是書其實就是一張圖，2.4米長的《中國通史》長卷，容納了五百多個中國歷史條目，涉及中國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社會、文化、建筑、音樂、文字、人口、版圖等方面的知識點。用了一年多時間編寫，再經(jīng)歷兩年多的編校及送審，直到2019年終于出版。

整個編寫過程非常煎熬，每天蹲在圖書館，查閱大量史書，把海量的歷史詞條綜合、整理、分類、編排；更難的是，核查大量的史實，經(jīng)常碰到同一事件，不同的史書有不同的說法，有時候，想搞清楚一個歷史條目，甚至要花去好幾天時間。總算把海量的信息處理為符合成書要求的詞條，又要經(jīng)過編寫團隊的不斷考問，且須與繪者溝通，推翻往復(fù)不少，刪刪減減，幾乎無休無止。

過程雖然煎熬，但結(jié)果還算滿意。這本書出版后，獲得媒體和評選機構(gòu)的肯定，在讀者中反響也不錯。最重要的是，在編寫過程中，也是一次知識格式化的過程，很多認識原來是錯的，還有大量的知識空白更是讓人汗顏。所以，編寫的過程也是學(xué)習(xí)的過程，重新閱讀，也重新思考歷史對我們的價值。

人生中，“記憶”是很重要的。我們每天都要經(jīng)歷很多事，每個人都在“書寫”自己的“記憶”，就像現(xiàn)在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也會成為每個人抹不去的“記憶”。除了自己親歷的“記憶”，我們還會去閱讀和學(xué)習(xí)很多東西，這些慢慢也會組成個人的“記憶”。對每個人而言，“記憶”就是個人史。

而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范圍則更大，通常指集體的“記憶”、城市的“記憶”、民族的“記憶”或者國家的“記憶”，當(dāng)然，還有全球的“記憶”等。讀歷史，就是要將這些復(fù)雜的“記憶”慢慢轉(zhuǎn)化為個人的知識和“記憶”，進而形成自己的“記憶版圖”。

我們中國人，一出生大腦里就內(nèi)置了一套“中華文明操作系統(tǒng)”，隨著一點點成長，知識逐步積累，這套系統(tǒng)中不同的功能被慢慢啟動。大多數(shù)人可能畢生只啟動了系統(tǒng)中的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就像我們用智能手機，往往限于打電話、發(fā)微信一樣，強大的系統(tǒng)也許根本就沒人關(guān)心。

中國歷史無疑是中國人的“文明操作系統(tǒng)”中最重要的源代碼，這套代碼散落在五千年來的歷代典籍中，通過一代又一代歷史學(xué)家、思想家，不斷地升級、迭代，形成如今這套超級無敵的“中國歷史操作系統(tǒng)”。遺憾的是，我們現(xiàn)代人大多數(shù)看不懂古代源代碼，尤其甲骨文和先秦文字；好在一代代歷史學(xué)家，運用了不同的解碼手段，打了無數(shù)補?。ㄗ⑨?、注解等），讓今天的人也能看懂《春秋》《左傳》《尚書》《禮記》等古代典籍。

我們要向歷代的“歷史程序員”致敬，是他們不懈的努力，讓我們今天可以驕傲地以“五千年文明古國”自居。本文旨在向大家推薦中國古代了不起的“歷史程序員”和他們開發(fā)的“系統(tǒng)”（著作）。

二

首先來認識太史公司馬遷。我們很熟悉司馬遷和《史記》，也在中學(xué)課本中讀到不少《史記》選段，但就其價值每個人看法則不同，在我心中司馬遷是中國古代最了不起的人之一。

司馬遷是漢武帝朝的人，出身歷史世家，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朝主管天文、卜算的太史令。受家族的熏陶，司馬遷“十歲則誦古文”，二十歲的一次大旅行差不多走遍了當(dāng)時的中國，《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可以說，二十歲出頭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三十八歲時，父親司馬談去世，子承父業(yè)，后成為西漢王朝的太史令，有機會飽覽西漢國家圖書館的歷代典籍。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在四十二歲這一年，開始了《史記》寫作。中國從東周開始，各諸侯國就有設(shè)史官編寫本國編年史的傳統(tǒng)，多數(shù)諸侯國稱這些史書為《春秋》，也有另外命名的?，F(xiàn)在我們看到的《春秋》是魯國的《春秋》，系孔子編修而成，記錄了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魯哀公十四年），共計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

這部幸存的《春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這部記錄了二百多年歷史的書，僅用了一萬七千個字，實在太過簡略；于是，之后出現(xiàn)了好幾部為《春秋》作傳的書，現(xiàn)存有《公羊傳》《穀梁傳》和《左傳》。

秦統(tǒng)一六國后，秦始皇采納李斯的主意，頒布“焚書令”，除了秦史、醫(yī)藥、卜筮、農(nóng)法等實用書籍，其他書籍一律銷毀，造成一大批先秦典籍徹底消失。這還不算致命，秦宮里保存的書籍容量畢竟巨大。然而是意圖二世三世千萬世的秦帝國，在秦始皇去世后迅速瓦解，項羽攻入秦都咸陽，一把火將秦宮燒個精光，“火三月不滅”，那些僥幸躲過秦始皇“焚書”的書，卻沒有躲過項羽這一把火。中國先秦典籍在這兩次“書厄”中幾乎消失殆盡。

劉邦草創(chuàng)的西漢，一時間找不到更好的歷史參考，只好繼續(xù)沿用秦制，好在到了文帝、景帝，推崇黃老之學(xué)，老百姓終于得以休息、生產(chǎn)。到了漢武帝朝，漢帝國迎來全盛時期，不僅國庫充盈，歷史、文化、書籍等方面也找補回來了，這就為司馬遷寫《史記》打下了基礎(chǔ)。但是司馬遷寫《史記》可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中間差點掉了腦袋。在“李陵之禍”中，司馬遷被處以殘酷的腐刑，但強大的信念讓司馬遷非完成《史記》不可。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比較詳細地袒露了自己為什么非完成《史記》不可。他說：周公之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剛好就是當(dāng)朝，我該登場了。并且堅定地亮明自己的史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太史公了不起的地方有哪些。

1.《史記》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有十二本紀(jì)、三十世家、八書、十表、七十列傳。記錄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漢武帝時期近三千年歷史。中國五千年歷史，司馬遷一個人就干掉了前面三千年。要不是司馬遷，我們的歷史從哪兒開始算起還未可知呢。事實上，我們現(xiàn)在對先秦的大多數(shù)歷史的了解，還是依循《史記》的記錄。后世大量的出土史料和考古發(fā)現(xiàn)，也證明司馬遷的記錄大多數(shù)是靠譜的。

2.從司馬遷開始，中國的歷史書寫有了新的范本，從依據(jù)時間記錄國家、帝王為主的編年體，過渡到以人為主的紀(jì)傳體書寫模式。即便是記載天子的本紀(jì)中，司馬遷也用他的“成一家之言”把滅秦的項羽和亂政的呂后寫入本紀(jì)；把孔子、陳涉寫入記載諸侯的世家之中。他還把那個年代沒有太高社會地位的游俠、日者（算命的）、貨殖（商人）、滑稽等寫入列傳，讓二千年后的我們，知道歷史上有郭解這樣的游俠，司馬季主這樣的算命先生，計然這樣的大商人，優(yōu)孟這樣滑稽的人。

3. 司馬遷遭受腐刑這樣的奇恥大辱，進到宮里在漢武帝身邊當(dāng)太監(jiān)，直至成為中書令。司馬遷之前以及之后，沒有一個歷史學(xué)家敢“成一家之言”寫當(dāng)朝以及當(dāng)朝圣上的，司馬遷敢。據(jù)說他寫了《今上本紀(jì)》，也就是《漢武帝本紀(jì)》，盡管到東漢時就已經(jīng)被銷毀了。但司馬遷依然在《史記》里埋了一個巨大的雷，在《封禪書》中，司馬遷寫了漢武帝和一個又一個方士的故事，他們都在迎合漢武帝想要封禪的想法，揭示漢武帝怕死的內(nèi)心以及在鬼神問題上的勞民傷財。

4. 司馬遷的《史記》，留存了很多歷代文獻。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記錄了司馬家的史學(xué)傳統(tǒng)，尤其對他父親司馬談著墨很多。為了凸顯他父親的史學(xué)思想，全文收錄了他父親的代表作《論六家要旨》，使得這部作品得以流傳至今。再比如漢初大儒賈誼，我們都知道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作品《過秦論》，細數(shù)秦為什么滅亡，講得有理有據(jù)，是非常有價值的一篇文章。而這篇重要作品，正因被司馬遷全文收錄在《史記》中，我們今天才有機會讀到。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5. 司馬遷確定了“正史”樣式，本紀(jì)、列傳成為后世“正史”的標(biāo)準(zhǔn)，《漢書》之后，“書”變成了“志”，但“紀(jì)傳體”的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下來。到唐朝官修《隋書》時，將“紀(jì)傳體”確定為“正史”，《史記》就成為“正史”之首作。

6. 歷史學(xué)家的任務(wù)，在于求真，在于考信，在于亮明立場。二千年前的司馬遷做到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試問我們今天，有人能做到嗎？在謠言滿天飛，碰到問題就“甩鍋”的今天，在疫情蔓延的今天，我們想過“究天人之際”嗎？是什么原因讓我們面臨這樣的災(zāi)難，為什么我們未能“通古今之變”呢？

司馬遷和《史記》的了不起之處太多了，這里沒法一一展開，我們唯有穿越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用更多的插件和驅(qū)動程序，盡可能多地啟動司馬遷開發(fā)的這套系統(tǒng)，才能感受中國歷史的偉大與豐富。再次向太史公致敬！

三

接著再來認識一位“歷史程序員”“大咖”，他老人家也姓司馬，單字光。

從西漢司馬遷到北宋司馬光，歷史行走了一千多年，中國的古人們可不閑著。不停的打打殺殺、分分合合，不斷的王朝更替，給歷代史學(xué)家留下無盡的書寫素材。受了司馬遷的影響，從東漢班固開始，中國進入了斷代史代碼模式，也就是說，每個程序只負責(zé)前朝的斷代歷史。

東漢班固寫《漢書》，記錄西漢帝國二百三十年史事，把西漢朝帝王、明星、大咖逐一紀(jì)傳。司馬遷自然也是大咖，被班固寫入列傳，但班固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抄了《史記》中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就成了《司馬遷傳》。此外，從漢高祖到漢武帝這段歷史，基本上也是照抄《史記》。可見寫同一段歷史，想超過司馬遷很難。但班固也有自己了不起的地方，他的《漢書》把《史記》中寫制度史的“八書”，變?yōu)椤笆尽保绕涫切录拥摹八囄闹尽焙汀暗乩碇尽睂笫烙绊?span >很大。

從《漢書》開始，都是后朝學(xué)者寫前朝的歷史，這就避免了掉腦袋的危險。而且，其中多數(shù)是官修史書，有些皇帝還親自參與。南北朝人范曄作《后漢書》，西晉人陳壽作《三國志》。到了大唐，修史更是自上而下的大事，唐太宗、高宗等親自掛帥，召集朝廷大臣如房玄齡、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編南北朝諸國史，包括南朝四史《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北朝四史《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最后李延壽根據(jù)“八書”又修訂了《南北史》。

這一千多年來，紀(jì)傳體史書可謂獨領(lǐng)風(fēng)騷，從《史記》到《五代史》，共計一千五百卷。在宋人司馬光看來，這太可怕了，沒法讀也不好傳播，于是，他有心編一部簡明扼要的通史。1066年，宋英宗授意司馬光編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有了當(dāng)今圣上的加持，司馬光工作起來就順手多了，朝廷還派了幾位得力的助手，都是當(dāng)朝的著名學(xué)者，其中劉攽是兩漢專家，劉恕治魏晉南北朝史，范祖禹是唐史專家。兒子司馬康打打下手并擔(dān)任校對工作。

《資治通鑒》歷經(jīng)十九年編成，宋神宗看后大贊“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全書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zhàn)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前403），下訖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后周以前（959），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這個編寫團隊效率非常高，治學(xué)也很嚴(yán)謹。有一次范祖禹捧著自己編好的六百卷《唐紀(jì)》，高高興興交給主編大人過目，結(jié)果沒過多久被司馬光刪到了八十卷。

編寫完《資治通鑒》后，他們當(dāng)時在洛陽編書的兩大間屋子，堆滿了刪掉的殘余文稿。司馬光利用剩余的材料又寫了好幾部書，如《通鑒考異》三十卷、《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等，他的幾個助手在編《資治通鑒》外也都有作品名世，比如劉攽的《東漢刊誤》、劉恕的《通鑒外紀(jì)》、范祖禹的《唐鑒》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著作。

四

沒過多久，到了南宋，又一位“歷史程序員”跳出來了，他是袁樞。

這位老兄看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覺得還是部頭太大，有沒有更便于記憶和檢索的辦法呢？于是，他用自己的方法把《資治通鑒》中同一事件的原文按時間順序摘抄在一起，再按上一個標(biāo)題，就這樣，這位老兄抄了好幾年，終于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的《資治通鑒》抄編成二百三十九個專題，抄訂成《通鑒紀(jì)事本末》，除標(biāo)題外，袁樞沒有增加一個字，就這樣，憑借抄書，抄出中國史學(xué)編纂新的體例——紀(jì)事本末體。

中國史書編纂，自先秦至北宋，一直是編年體和紀(jì)傳體輪流坐莊，編年體從《春秋》《左傳》到《資治通鑒》，紀(jì)傳體從《史記》《漢書》到《新五代史》。編年體講究以時間為中心的發(fā)展順序，講究歷史的完整性，但這種體例的問題是一件史事，經(jīng)常會被時間分割成許多碎片；紀(jì)傳體以人為主體，兼顧志、表等，但往往一件史事重復(fù)在不同人身上出現(xiàn)。紀(jì)事本末體則解決了這些問題，以史事為主，把時間和人物貫穿其中。

在袁樞創(chuàng)立紀(jì)事本末體后，明清兩代產(chǎn)生了十幾種紀(jì)事本末體史書，有《宋史紀(jì)事本末》《遼史紀(jì)事本末》《金史紀(jì)事本末》《元史紀(jì)事本末》《明史紀(jì)事本末》《清史紀(jì)事本末》等，成為史學(xué)編纂一大流派。

五

最后，再來介紹一位重量級的“歷史程序員”，他叫鄭樵。

鄭樵生于北宋，卒于南宋，介于司馬光和袁樞之間。這位老兄很酷，十六歲時，曾為太學(xué)生的父親去世，他和堂兄鄭厚在莆田附近的夾漈山搭了件茅屋，埋頭苦讀三十年，寫了很多著作，《通志》是其中一種。鄭樵很推崇司馬遷和《史記》，于是立志要寫一本像《史記》一樣的紀(jì)傳體通史。上起三皇五帝，下至隋朝。全書二百卷，五百多萬字，是《史記》的十倍。

鄭樵治學(xué)廣博，對每一門學(xué)問都下足功夫，在他這里沒有學(xué)問死角，可謂是史學(xué)通人。終身的志愿是把天下的學(xué)問匯集一處，“集天下之書為一書”，《通志》就是他志愿的落點?！锻ㄖ尽返木A在“二十略”，包括六書、七音、金石、昆蟲草木等略。以一己之力，貫通古今全部學(xué)問，鄭樵這樣的治學(xué)態(tài)度和能力，的確讓人佩服，也影響了后世很多學(xué)者。1161年，鄭樵寫完《通志》獻給南宋朝廷，第二年春天就過世了。

《通志》和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三通”。后兩部在史學(xué)編纂體例中屬于制度史，在制度史體例中，《通典》《文獻通考》是貫通歷代來寫的；還有斷代的制度史體例，私人編修的叫“會要”，官方編修的叫“會典”；在“正史”紀(jì)傳體中，“書”“志”一類就屬于制度史的范疇，這個門類史籍也很多，這里就不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