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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開生面”的象征詩風

百年中國新詩史略:《中國新詩總系》導言集 作者:謝冕 等著


“別開生面”的象征詩風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的結尾,曾對第一個十年的新詩做出這樣的概括:“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sup >(76)從某個角度看,這個結論確實有些“勉強”,甚至包含了對歷史復雜性的“簡化”。比如,所謂“象征詩派”指的是李金發(fā)和后期創(chuàng)造社的穆木天、王獨清、馮乃超等人,但當時李金發(fā)與穆木天等并不相識,彼此之間的詩歌趣味也有很大的差異,(77)并沒有像《詩鐫》群體那樣,構成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流派”。然而,在20年代中期,某種“象征”詩風的確為一批年輕詩人所分享,在詩壇上也引起足夠的反響,并為新詩的展開增添了新質。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象征詩派”的命名,雖然出自一種事后的歸納,但仍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有“詩怪”之稱的李金發(fā),是初期象征詩派的領軍人物。20年代初,他在法國留學,“受鮑特萊與魏爾倫的影響而做詩”,在不長的時間內寫下《微雨》、《食客與兇年》、《為幸福而歌》三本詩集。這些作品寄回國內后,受到周作人的好評,并相繼由北新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出版,震動了當時的新詩壇,被認為“這種詩是國內所無,別開生面的作品”。(78)在風格、語言、意象、情調等諸方面,李金發(fā)的寫作的確獨樹一幟,迥異于當時國內抒情、寫實的詩風。他的詩中遍布了尸體、墳墓、枯骨、衰草、落葉、孤月、琴聲、魔鬼等頹敗意象,“觸目盡是陰森恐怖的氣氛”,充分體現了波德萊爾以降現代詩歌“審丑”的特點。他使用的語言,也多夾雜偏僻的字詞和文言虛詞,形成一種生澀拗口的陌生化效果,再加上詩行的展開極具跳躍性,意象的銜接十分隨意,給人以支離破碎之感,甚至造成了一定的閱讀障礙,相關的爭議也由此產生。朱自清曾用一個比喻來描述他的寫法:“仿佛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著瞧。這是法國象征詩人的手法?!?sup >(79)朱自清無疑是在為現代詩歌的特定手法及晦澀品質辯護,同時也在呼喚一種新的閱讀機制。但不容否認的是,李金發(fā)的詩歌在修辭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如語言雷同、結構松散等,也不能被技藝的新異性所掩蓋。當然,他的詩集中也不乏佳作,如《里昂車中》在光線的明暗變化中,捕捉瞬間的內心感觸,并擴展出廣大的世界幻象;《有感》則模擬魏爾倫《秋歌》中“跨行”的寫法,將完整的句子打斷成幾行,短促的節(jié)奏帶來一種警句的力度。

如果說李金發(fā)擷取的只是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一些皮毛,生澀的語風也與他所追摹的魏爾倫大相徑庭,那么后期創(chuàng)造社三詩人,似乎更得法國象征派的真諦,在理論上也呈現更多覺悟。穆木天、王獨清與創(chuàng)造社友人圍繞詩歌問題進行的通信,就是中國象征主義詩學的經典文本。他們主張“詩與散文的純粹的分界”,要求“詩是要有大的暗示能”,(80)也在具體的寫作中進行了相應的探索。穆木天著重于語言音樂性的挖掘,他多用疊字、疊句與疊韻,力圖傳達出那些“可感與不可感”的潛在情緒。在《蒼白的鐘聲》中,他甚至取消標點,利用詞語的音響和鋪排方式,在聽覺和視覺兩方面,模擬出鐘聲的回蕩、消散。王獨清的詩最初充滿浪漫色彩,喜愛吊古與詠懷,后來摹習象征派的詩藝,比如《我從café中出來》采用跨行的斷句手法,“用不齊的韻腳來表達作者醉后斷續(xù)的,起伏的思想”,《玫瑰花》一詩,則寫出所謂“色的聽覺”,帶來“音”“色”交錯的美感。(81)與上述二人相比,馮乃超似乎更注重意象的完整性,《現在》、《紅紗燈》、《古瓶詠》等詩,在營造空靈、飄渺詩境的同時,也都使某個唯美的意象,成為刻繪的中心。

在新詩的發(fā)生及發(fā)展中,外國詩歌及文藝思潮的影響有目共睹,梁實秋甚至得出過這樣的結論:“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sup >(82)李金發(fā)等人別開生面的寫作,自然也與以象征主義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文藝潮流密切相關,但值得注意的是,“象征主義”在他們那里,更多是作為一種情調、一種風格或一種技巧發(fā)生著作用,其特定的文學觀念、寫作哲學乃至思想背景,不一定為這些年輕的中國詩人所把握,在“象征”的外衣下,或許還是浪漫的情緒表達。朱自清在評價王獨清的詩時就稱:“還是拜倫式的雨果式的為多;就是他自認為仿象征派的詩,也似乎豪勝于幽,顯勝于晦。”(83)在外來的影響之外,20年代文壇普遍的感傷趨向,也導致了象征詩風的流行,眾多飄蕩的文學青年,分享著“世紀末的果汁”,自然會在頹廢、憂郁的表現中找到認同。(84)后來,被歸入初期象征詩派的詩人還有一些,如蓬子、石民、胡也頻等,他們的詩中也遍布了秋天、枯骨、墳墓、噩夢等衰敗的意象,這種風格或許受到了李金發(fā)的影響,但也可看做是當時普遍的詩歌風尚的產物。雖然,這些初期的象征派詩人,尚未如戴望舒、卞之琳那樣,更為自如地運用現代詩歌的技巧,寫出真正成熟的作品,但他們的寫作體現出的新質(如“遠取譬”,“音色的交錯”等)、傳達出的詩歌本體意識(如“純詩”的理念),乃至遭遇到的詰難(如“看不懂”的抱怨),都融入了新詩發(fā)展的進程當中,甚至構成了新詩“傳統(tǒng)”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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