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爾濱住了三年多，我家搬到了天津。在這里，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當時所能受到的學校教育，人也長大了，并且開始工作。在哈爾濱，我們的世界是俄國式的，在天津則是西方式的(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語成了我最擅長的、最便于表達的語言。我念書的學校里沒有中文課程。

天津不同于哈爾濱，后者是隨中東鐵路的建設而興旺起來的新城市，而前者則是已有幾百年歷史的老城市。到了近代，天津又成了大小列強像一群惡狼似的一口一口分食中國的最鮮明范例。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西方艦隊的大炮轟平了防衛(wèi)海岸的大沽口炮臺，打開了從海上直通首都北京的捷徑。從此，天津被分割成許多由外國人管理和警衛(wèi)的“租界”——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俄國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甚至還有比利時和奧匈帝國的！

因此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城里的一條主干道經過三個不同的租界，分別取了三個不同的路名，在法租界的一段叫“大法國路”；在英租界的一段以英女王命名，叫“維多利亞道”；在德租界的一段以德國皇帝命名，叫“威廉街”。在其他各國的租界里，日租界有“旭街”，俄租界有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命名的“尼古拉路”，意租界有以意大利國王命名的“伊曼紐爾路”。還有不少街道以外國侵華戰(zhàn)爭將領或強迫中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外交官的名字命名，如英國的西摩爾海軍上將、埃爾金伯爵，法國的格羅男爵等等。這些路名無時無刻不在對中國進行羞辱和傷害。

在19世紀60年代，還曾一度有過美租界，但很快美國就放棄了。這件事常被美國人引用來證明它對中國沒有實行殖民主義。對此，中國的第一任共和國總統(tǒng)孫中山早已提出過質問。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美國為什么沒有把它這個租界歸還給中國而是給了英國？還可以補充一點：即使沒有它自己的租界，為什么美國在天津不但有一艘海軍戰(zhàn)艦，還有步兵第15團(代號為“能干”，英文為“Can Do”)長期駐扎？20世紀初葉在這個團服役的軍官中有一些后來成為有名的將領，如：艾森豪威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歐洲盟軍最高統(tǒng)帥，后來當選為美國總統(tǒng))、馬歇爾(五星上將、“二戰(zhàn)”中任美國參謀總長，戰(zhàn)后先后任美國總統(tǒng)駐華特使及國務卿)、史迪威(“二戰(zhàn)”中任中緬印戰(zhàn)區(qū)美軍中將司令兼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因與任總司令的蔣介石發(fā)生矛盾，被美國政府調回，改任美國陸軍地面部隊司令、第十軍軍長)以及李奇微和迪恩這兩位“冷戰(zhàn)”(其實是在朝鮮的“熱戰(zhàn)”)中的將領。

還有一個問題：當其他列強把不平等條約強加于中國時，為什么美國只是堅持“利益均沾”，要求中國按照“最惠國待遇”的原則使它享受到同樣的特權？答案是：在19世紀的遠東地區(qū)，在軍事上和商業(yè)上，美國不是英國的對手，也不是俄國在軍事上的對手。它堅持在這些列強的“勢力范圍”內“利益均沾”，等于是爬在后者的背上，分享其侵略成果。美國這種做法，作家拉鐵摩爾俏皮地稱之為“還有我呢……”式的帝國主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變得同其他列強同樣強大了——或者比它們更強大了，它才走上領導的地位。

1920年我家搬到天津時，有三處租界已經沒有了。俄租界是十月革命后新的蘇維埃政府交還給中國的；德租界和奧匈租界是這兩個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被擊敗后取消的。但另外五個外國租界依然神氣十足地存在著。

我們最初住在意租界的“利瑪竇路”(俗稱“營盤小馬路”，后改名為“光明道”)。利瑪竇(1552—1610)是意大利人，明朝末年在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的領袖。后來我們搬到了前德租界的“威廉街”附近。這條路在德租界取消后沒有改用一個中國名字而是改名為“威爾遜街”，表面上似乎是尊崇那位宣布“民族自治”的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實際上是使人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在戰(zhàn)勝國中的“老大”地位。但同時也會使人想起這位總統(tǒng)同意把戰(zhàn)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這個古老的省份曾是孔子的故鄉(xiāng))的權利不是交還給中國而是轉給日本，從而引起中國人民的失望和憤怒。

最后我們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住了下來。我們家離開英租界工部局所在的“戈登堂”不遠。這是一座仿哥特式建筑，有塔樓，是為吹捧英國軍官戈登而命名的。戈登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曾參與焚掠北京圓明園，后來又幫助清王朝血腥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

我在天津居住和生活從1920年開始，到1937年結束，這一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zhàn)爭，它起初包圍了天津的外國租界，最后把敵對國家在租界的權益和財產全部吞沒。

雖然在租界這個“密閉器”中看起來一切安靜得近乎麻木狀態(tài)，但那些年里四周的環(huán)境不論遠近都十分動蕩。

在中國，20年代初期軍閥混戰(zhàn)；1925—1927年全國掀起了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軍事大革命；1927年的反革命逆流導致國共十年內戰(zhàn)和1934—1935年紅軍長征這一歷史的里程碑。其間，日本在1931年占領了中國東北，促使中國抗日運動的興起，發(fā)展成1937年開始的中國全面抗擊日本侵略的戰(zhàn)爭。

在外部世界，1929年，隨著一直景氣的美國股市的垮臺，世界性的經濟蕭條開始了。有好幾年，幾乎只有蘇聯(lián)的工業(yè)明顯增長。歐洲的反動勢力促使法西斯主義興起。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內戰(zhàn)，力求摧毀共和國政權。在西班牙，歐洲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力量兵戎相見。

我這一代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對于這些錯綜復雜的事件記憶猶新，但我這一代人現尚健在的已經不是很多了，所以我在上面把一些主要事件綜述一下。

在那些年里，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這些事件的意蘊，并同我已有的傳統(tǒng)影響相結合，確定了我成長和生活的道路。

在我22歲的時候，我不是從天津走出中國，而是走出了中國國內那個外國人的“密閉器”，進入中國的內心，進入中國人民的斗爭——這是我一生的選擇。

現在我再來回敘在當時那個半殖民地的天津，我受教育和成長的一些情況。

我在五歲時開始接受用英語進行的學校教育，最初是在法租界內的“圣母得勝堂”(現名“望海樓天主堂”)，實際上只是上幼稚園，因為那里的小學不收男生——也許認為女修道院里出現大一些的男孩子不大合適。

每天早上我們面向十字架，齊聲高呼三次：“圣約瑟為我們祈禱！”誰要是調皮搗蛋，那些古板的修女們就會用她們手指上的金屬“圖章戒指”敲打他(她)的腦袋。雖然教學用的是英語，我們表現好而獲得的金邊微型獎狀上卻是用法文寫的“Billet d’Honneur”(“榮譽證書”)。為了法國的光榮，我們全校學生曾在1921年(或1922)集體到法租界的公園里去參加一個特殊的儀式。正在天津訪問的、留著白色小胡子的霞飛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法軍總司令)，在這里為若安達克銅像揭幕，這位法國女英雄手持出鞘的寶劍，是勝利的象征。

在幼稚園里，我第一次感到宗教上的反猶主義的氣息。一個希臘籍的小同學對我說，我們看到的那個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是被猶太人釘在那里的。他說這話并無對我的明顯惡意。我碰到有疑惑時總是去問父親，父親對我解釋道：“這樣的事情是羅馬統(tǒng)治者干的，不是猶太人民。耶穌是猶太人，耶和華，他被處死是因為對羅馬的至高無上的地位發(fā)出挑戰(zhàn)。十字架上所刻的四個字母 INRI是拉丁詞縮寫，意思是‘拿撒勒的耶穌——猶太人之王’，這種嘲諷的話不可能是猶太人刻上去的?！?/p>

福音書上說，猶太傳教士慫恿羅馬人這樣做。有可能。絕大多數高級傳教士，猶太人也好，非猶太人也好，都是在外國的或本國的領主面前俯首帖耳的。這是我們家不信宗教的理由之一。

我們不參加猶太教徒集會，在“贖罪日”(猶太歷7月10日)不禁食，不遵循猶太人的食規(guī)，不在“逾越節(jié)”按規(guī)定食譜進食。我到13歲時也未舉行一種稱為“bar mitzvah”的男性猶太教徒成年儀式(在儀式上誦讀希伯來文《圣經》，表示從此擔負起成年人的道義責任)。

但我們這個無神論的猶太人家庭，在世俗事務上卻完全是猶太式的。父母親用依地語談話，他們喜歡這種語言。我幼小時所聽到的催眠曲也是用依地語唱的。我從很小時候起就聽說“逾越節(jié)”的故事，認為摩西是使猶太人走出埃及脫離奴役的勇敢的解放者，而不是把他作為宗教上的先知。不論信還是不信上帝，我們不崇拜“金犢”。在“普林節(jié)”(一譯“普洱節(jié)”)，我們吃一種稱為“哈曼塔?！?hamantash)的餅，這種餅用罌粟籽做餡，以慶祝古波斯大臣哈曼被處死——據《圣經·舊約全書·以斯帖記》的記載，這個哈曼陰謀把國內的猶太人全部消滅。在古代，我們猶太人對壓迫我們的侵入者總要進行反抗。在每年的“獻殿節(jié)”(或作“光明節(jié)”)，我都要聽人講述在公元前二世紀時猶太人馬卡比家族反抗敘利亞暴君安條克·埃畢方斯的令人激動的故事。我還聽說過巴勒斯坦猶太人領袖巴爾·庫克巴于公元一世紀時反抗羅馬帝國統(tǒng)治的愛國斗爭的故事。我也聽說，當我們上古的王者悖德敗行時，我們的先知們就無情地予以斥責(但應該說明，在他們的話里很難發(fā)現對本地其他非猶太居民的同情心)。在中世紀，十字軍殺害我們，宗教法庭把我們活活燒死。帝俄時代的大清洗對我們進行燒殺擄掠。到了近代，反猶分子在法國以叛國罪誣陷德雷福斯；在俄國以莫須有的所謂“血罪”誣陷門德爾·貝利斯。納粹的超級恐怖行為——反猶太屠殺還是以后的事。

我們家里對于“我們是猶太人”這一點從不否認或諱言或含糊其辭。我從未改動我的英文名字“Israel”(伊斯雷爾)，把它改成Isidore或Irving等等。我的姓Epstein(愛潑斯坦)也沒有改動使之英語化，變成Stone或Epworth。同時，父母從未教我對非猶太人抱持任何偏見，而是告訴我，在非猶太人中有許多人不但反對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歧視，而且反對對我們猶太人的壓迫和歧視。在法國，著名作家左拉喚起全國人民來保衛(wèi)德雷福斯；在俄國，托爾斯泰、柯羅連柯、高爾基和列寧都譴責帝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排猶主義。世界各地的進步人士和革命派都和我們站在一起，反對非正義的行為。我們應該在任何地方都同他們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反動勢力一邊。這些思想都是我父母一點一滴灌輸給我的。他們教導我，作為一個猶太人應該怎樣做——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而是要與人平等相待；既不以正統(tǒng)自居，也不主張同化于其他民族。有神論我們已經拋棄了；猶太復國主義不是我們的信仰。但我們對猶太人民懷著深情——從歷史方面或從社會方面——并且把現代猶太社會主義傳統(tǒng)看作是猶太人民所能達到的高峰。

我在十幾歲時曾聽父親講過他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理論性批判。他的理想是：不論是哪個國家的猶太人都應同本國其他人民和諧相處并參加他們爭取進步的斗爭。如果在巴勒斯坦專門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他認為將為猶太人招致危險，而不是使問題得到解決。我所記得的他的論點大致是這樣的：

·巴勒斯坦已有土著居民。在那里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殖民者國家的性質，這在我們這個20世紀里是不合時宜的，對猶太人和本地居民都是不可取的。

·巴勒斯坦這塊土地處于歐、亞、非三洲的交叉路口，幾百年來引起十多個帝國為爭奪這塊土地不斷發(fā)生戰(zhàn)爭并先后為不同的帝國所占領。它將繼續(xù)為列強所爭奪。

·在那里建立的一個猶太國家能保持獨立和強大，但它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某個爭霸的帝國的前哨陣地或充當其爪牙。

他用許多史實——古代的、中世紀的、現代的——來說明他的這些論點。但有一件事情他沒有料到，這就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

盡管如此，而且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已經是50年來的歷史事實，他所預見到的復雜問題仍然存在。只有通過與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世界共存和共同發(fā)展，解決這些問題，以色列才能平靜地進行建設。

雖然我父母沒能教會我依地語，但母親常唱的一些東歐猶太窮人的依地語民歌，我至今還記得。有一首歌《我送給他們一條羽絨被》講的是一個貧窮的婦女送給一家富親戚她能買得起的最好的結婚禮物，卻仍然受到怠慢冷落，因而發(fā)出如泣如訴的歌聲。歌末的合唱詞中說：“貧窮不是好事，貧窮不是好事，但讓我們不要為一脈相承的自己的軀體感到羞恥?！?/p>

在政治上，我知道猶太勞動同盟的依地語盟歌《貧窮勞苦的兄弟姊妹們……》，它最后的反復句大意是：工人的紅旗，用他們的鮮血浸染，悲憤地揮舞著，號召我們去戰(zhàn)斗！

猶太人為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斗爭被看作是所有為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而進行的斗爭的一部分，我所學過的革命歌曲也是多民族的，其中有一首是用俄語唱的1905年革命進行曲：

我們要同舊世界一刀兩斷，

從我們腳上掃清它的塵垢，

一切涂金的偶像都對我們懷有敵意，

沙皇的宮殿多么可恨！

我們要同受苦受難的兄弟們站在一起，

我們要走向貧苦饑餓的人們，

使他們的咒罵指向作惡的人，

喚起他們同敵人戰(zhàn)斗！

當然，我很早就聽到過，后來學著唱過《國際歌》——最響亮的革命號角。

我?guī)е陨纤f的這些思想影響，在1922年七歲時轉到“天津美國學堂”上學。我父母之所以選擇這所規(guī)模很小、由社區(qū)居民主辦的學校，大概因為他們認為在天津外國人辦的學校中，它最民主、最少殖民主義氣息和狹隘的地方觀念。在我這個孩子眼里，這里有許多新東西。學校里掛著華盛頓和林肯的像。我父母向我介紹說，一位是使美國人獲得獨立的領導人，另一位取消了奴隸制度，他們都是革命者。在我父母的價值天平上，這是最高的評價。但在教室墻上裝飾的美國民間故事中的人物(如“鵝媽媽”“兔兄弟”)，那時我看不懂，我父母也看不懂。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在全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天平上，英國和其他老牌國家在華的影響已逐步為美國所取代。這一點也反映在天津的外國人社區(qū)內，兒童也不例外。

像我這樣的少年兒童，還從未到過美國，有的也許永遠不會去美國，但我們已在經歷遠距離的“美國化”過程，“化”的程度僅次于已在美國的移民。美國貨如潮而至，其品牌聲名大著。有些家庭雖然以前同美國毫無來往，也學著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的一貫做法，向“蒙哥馬利沃德公司”訂購貨物，這個公司是當時從太平洋彼岸進貨的主要郵購供應商。

美國影片這時已在本地影院中處于主流地位，它們把美國的價值觀和形象灌輸給青少年——這些青少年有著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并且才開始學習英語。戴維·格里菲思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宣揚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美化三K黨。卓別林和杰基·庫根的《尋子遇仙記》散布了歡笑和溫情。當我看到卓別林這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躺在街上讀紐約出版的依地文日報《前進》(我們家訂閱這種報紙)時，內心激動不已(有人因此說卓別林是猶太人，其實不是)。喜劇演員哈羅德·勞埃德和巴斯特·基頓讓我們笑得肚子疼?？呆數婪颉ね邆惖僦Z主演的影片時，我們這些小男孩一見那些煽情的愛情場面就噓他，姑娘和婦女們卻很開心(瓦倫蒂諾在20世紀20年代被崇拜為“偉大情人”)。朗·錢尼的《歌劇院的幽靈》是恐怖影片的先導，我們看得毛發(fā)直豎?，旣悺よ悼损ァ⒌栏窭埂し杜罂?、基什姐妹、格洛里亞·斯旺森、波拉·內格里的名字和面孔我們都很熟悉 。那些驚險故事系列片每一集總是在危急關頭或出現一線生機時結束，這樣就可以使孩子們非看下一集不可。我們常去的影院有恩派亞、巴埃奧格拉菲等等。那里的日場票價只要一毛錢。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來源的影片，如法國影片《馬西斯特》，它是同英語片《人猿泰山》 同時映出的；還有從德國來的萊辛的影片《智者納旦》，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影片(伊萬·莫斯佐金主演)。蘇聯(lián)影片是后來才來的。這些影片都是無聲的黑白片。

過了幾年，有聲電影來了，引起了轟動，如喬爾森的《爵士樂歌星》。彩色片的出現則更晚一些。

好萊塢的許多影片不是平庸就是迎合低級趣味或者簡直就是“文化垃圾”，但它也確實曾給天津銀幕一些有思想、有啟發(fā)作用的片子。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一些影片：《西線無戰(zhàn)事》《小人物》《光榮的代價》《軍士格里薩的案件》以及《百老匯旋律》和它的插曲《記住我那被遺忘的人》《兄弟你能不能省下一毛錢》。這些都是有深度的作品，反映了時代，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及其后果進行反思。

我們看到的蘇聯(lián)優(yōu)秀電影有：《生活的道路》——講述革命勝利后對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的收容教養(yǎng)；《夏伯陽》——關于俄羅斯內戰(zhàn)時期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紅軍游擊英雄政治上成熟起來的復雜經歷；艾森斯坦的歷史性巨制《“波特金”號戰(zhàn)艦》，這部電影所敘述的俄國1905年革命發(fā)生地同我的家史有關，所以使我的印象加倍深刻。在檔次較低的蘇聯(lián)影片中有一部給我思想上沖擊較大，片名為《尋覓幸福的人們》，敘述猶太人在新建的比魯比詹蘇維埃自治區(qū)的情況——這一實驗看起來似乎是成功的，其實不然。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我看過的外國影片如此之多，卻想不起來曾經看過——哪怕只有一部——中國影片。中國電影院里外國影片充斥，但在供外國人娛樂的電影院里從不放中國影片。

在美國影片中，在后來那部制作態(tài)度相當嚴肅的《大地》之前(此片根據賽珍珠同名小說改編，由保羅·茂尼和路易斯·雷娜聯(lián)合主演)，中國人都被描繪成邪惡的(如“傅滿洲大夫”)或是可笑的。有一個可稱是“半”正面人物——大偵探“陳查理”，卻是由一個西方人華納·奧蘭扮演的。華裔美國女演員安娜·梅·黃(黃耐霜)雖然既不邪惡也不可笑，但她只能演一些二等角色，并且場景是西方的。

我現在已經85歲了，但我仍然能夠一下子就想起在我十歲以前看過的那么多電影的名字和場面，可見這種傳播媒介的威力。

那時，看電影是相當便宜的，特別是兒童票，雖然影院的開銷里邊還要包括對院內樂師的演奏報酬。我?guī)缀蹩偸窃谥苣┤タ粗形缁蛳挛绲牧畠r場。除了滿足思想上的需求，影片還總使我感到欲罷不能——下一集會怎么樣？那時演的還都是無聲片，觀眾聽不到劇中人物的對白，所以也不要求院內安靜。我們看到銀幕上出現英雄時就歡呼，出現壞人時就斥罵，出現談情說愛的無聊場面——在我們孩子眼里是如此——就嘲笑，也沒人來干涉。我們不但覺得銀幕上那些滑稽動作很好玩，自己也干一些惡作劇來尋開心。我們這些男孩子常常從二樓票價便宜的座位上，把紙折的小飛機或飛鏢(頭上粘了嚼過的口香糖)向樓下觀眾的禿頭上投去。

在八歲時，有一次我在去電影院的路上，因為滿腦子想的都是銀幕上將要出現什么樣的情景，有點神思恍惚，被一輛路過的汽車撞倒，左邊大腿股骨斷成三截。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意外事故改變了我的一生。在臥床的幾個月中，我成了一個如饑似渴的讀者——最后成為一個作家。

同美國在電影業(yè)中的霸主地位相對照，文化領域的其他“進口貨”仍然要數歐洲的水準最高。劇院經理A. 斯特魯克邀請許多世界聞名的音樂家到天津和其他中國城市的外國租界來演出，其中有小提琴家海菲茨、克萊斯勒、埃爾曼和津巴利斯特，鋼琴家莫伊塞維奇和利奧·西羅塔，歌唱家阿米莉達·加利·柯希(女高音)、夏里亞賓(著名俄國男低音)等。俄語社區(qū)的人對夏里亞賓非常崇拜，即使音樂會的票價對他們來說十分昂貴，也要成群結隊地去聽他演唱。對猶太人來說，如果來演出的藝術大師也是猶太人(這樣的情況很多)，那么去出席他(她)的演唱會就幾乎像參加一種典禮、一種可以提高自己身價的活動。

關于夏里亞賓，我還記得他的魁梧身材、蕭蕭白發(fā)和戲劇性的動作，雖然他的嗓音已不如年輕的時候，但他所唱的《伏爾加船夫曲》和《跳蚤之歌》依然震撼人心。我當時還聽到過關于他和著名俄國作家高爾基的一段軼事。這兩個農村青年曾一同在舊俄羅斯各地流浪，他們身無分文，真的當過“伏爾加船夫”，在這條大河上給逆流而上的船只背纖，累得筋疲力盡。在一處市鎮(zhèn)上，他們有機會得到一個比較輕松的工作——一位當地傳教士正為他的教堂唱詩班招募歌手。但在試聽發(fā)聲后，傳教士只錄取了高爾基，卻不要后來成為全球聲樂大師之一的夏里亞賓。這兩個青年朋友不愿分離，于是繼續(xù)流浪。

在天津的音樂和藝術教育方面(包括鋼琴、小提琴、舞蹈)，俄國教師可以說是包攬了全局?！疤旖蚬珜W”英國女生佩吉·胡卡姆師從俄國老師沃伊騰柯夫人學習芭蕾舞，后來以“芳廷”的藝名享譽全球。

我自己從8歲到14歲(或15)學過鋼琴，老師霍拉奇金娜夫人曾就學于彼得格勒音樂學院，師從著名的鋼琴家萊謝蒂茨基。有三四次，她讓我在年度學生匯報演出中登臺，主要是演奏肖邦的序曲，我很喜歡這些曲子，她也認為我在演奏這些序曲時表現出了一些音樂家的天賦和技巧。但我的其他興趣和經歷使我長久地遠離音樂，現在我完全不會彈了——但我仍然保留著一點音樂方面的知識。

租界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公子哥兒”在文化知識方面遠遠不如我們這些來自東歐的窮光蛋們。他們最典型的興趣所在，除了做生意和社交之外就是體育運動。我有一個美國同學老是對我講美國的棒球聯(lián)賽，雖然我向來同棒球不沾邊，很快也會隨口說出一些棒球明星和明星隊的名字，如魯思、科布、馬修森、霍恩斯比和一些著名的球隊如“道奇隊”“揚基隊”“圣路易斯紅鳥隊”(紅鳥隊有一年獲世界聯(lián)賽冠軍，使我大感興趣，因為我有表兄妹住在圣路易斯)等。但當我對那位美國同學談起“作曲家”時，他卻問我：“那是什么？”我解釋說，“寫樂曲的人，像莫扎特、貝多芬、肖邦都是?！弊詈笏蠈嵆姓J：“這些名字從來沒聽說過。你是說像保羅·懷特曼這樣的人嗎？”這一次輪到我問他“那是誰”了。

盡管我的大多數同學和朋友對音樂都這樣無知，卻也有非常突出的特例，那就是我在“美國學堂”三年級的同班同學和朋友約翰·赫賽。他在天津出生，父親是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干事。他了解他所喜愛的作曲家，跟當地一位俄國老師學小提琴，一心想成為一名出色的演奏家。雖然后來他轉而愛好文學并且成為一位第一流的小說家，他對音樂的熱愛卻始終如一。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安東尼亞塔》所描寫的就是偉大的小提琴制作家斯特拉迪瓦里為達到他的藝術巔峰——一把真正完美無缺的小提琴——所投入的熱情。

很奇怪的是，赫賽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向同我在療養(yǎng)腿傷期間的興趣轉向聯(lián)系了起來。

他在半個世紀以后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他在我養(yǎng)傷期間到床邊來陪伴我的情形。他說，雖然我的身材“很小”，看起來卻“精神煥發(fā)”，“一個高高的前額”仿佛是“一座奇妙的思想堡壘”。對于這樣一種高度頌揚和夸大其辭的評價，我自己從未想到過。但我既然給了他這樣一種形象，那就無怪他把我病床上的牽引架描繪成“一架神奇機器”。在這架機器里，我的傷腿“打著石膏……掛在一根精巧地連著滑輪和重錘的繩子上”——看到這些，使他“真希望自己變成艾培”。他接著寫道：“過了幾天，我的妒忌心達到幾乎無法抑制的地步，因為我從天津的英文報紙《華北星報》上看到了這樣一個標題：《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編寫兩卷本世界歷史》。我下決心也要把腿撞斷，以便成為一個作家?！?寫世界史的事是我想入非非地告訴這家小報專寫社會花絮的記者的。)為了趕上我，赫賽打算寫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的美國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的傳記。當然，我們兩個人的寫作計劃都沒有實現。

但赫賽確實成了一位作家，并且是一位具有如此優(yōu)秀品質的作家，如果我有助于促進他的轉變，我會為之高興。他的《廣島原子浩劫記》是一部世界性的新聞報道和反核斗爭的經典作品。他的《大墻》所描寫的是在華沙猶太人集中區(qū)的抵抗運動，對納粹暴行進行了凌厲的控訴，對猶太人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的英勇抗爭表示了崇高敬意。

赫賽的這種態(tài)度也許是由于他幼小時所得的一種印象。他曾這樣記述道：“有一天，我和艾培在院子里玩蹺蹺板，他告訴我關于猶太人的一些事情。我有許多《舊約全書》，都是教會的‘主日學校’里分發(fā)給我的，但第一次使我心里出現這一被剝奪的流浪種族的活生生的形象的則是艾培?！?/p>

我大講俄語，也貪婪地大讀俄文作品。雖然我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俄語教學，但我母親教會了我，此后我也一直沒有丟掉過。我很早就下定決心，凡是俄國人的作品，只要我能找到原著就決不讀譯文。我堅持這個原則，從兒童讀物開始，然后是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托爾斯泰——先是短篇《高加索的囚徒》、《塞瓦斯托波爾故事》，最后是《戰(zhàn)爭與和平》(我養(yǎng)成一個習慣，每隔五年就讀一遍這部作品，每次都有新的認識)、《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和《克萊采奏鳴曲》。后來我繼續(xù)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等人的作品。再后來是列寧、斯大林和許多蘇維埃作家的作品，還有其他一些俄文出版物。絕大多數俄文書都是從天津猶太人俱樂部(KUNST)的很好的圖書館里借來的，這個俱樂部的文化委員會主席長期由我父親擔任。

我閱讀的英文書，屬于自己的很少，大多是從圖書館借閱的。在“美國學堂”的圖書館里，我經常埋頭閱讀附有大量插圖的20卷《知識全書》，這是當時名副其實的兒童百科全書，還有當時美國出版的青少年雜志《圣尼古拉斯》和《青年之友》。在學校圖書館里，我第一次為一些美國作家所吸引，其中有華盛頓·歐文、愛德加·愛倫·坡、費尼莫爾·庫珀和馬克·吐溫，我也——很不幸地——為贊恩·格雷的作品迷住，他寫了許多對印第安人的戰(zhàn)爭，把這些種族滅絕的暴行寫成英雄的行為。有一次，老師要求把格雷的作品從書架上搬下來，一些男同學表示抗議，我也參加了。后來我才懂得，我們錯了，那位老師是對的。

夏天，我們到北戴河去避暑，那里也有兩個圖書館。一個是傳教士們辦的，但其中的兒童讀物卻是G. A. 亨戴之類所寫的一些非基督教義的(更準確一點說，是宣揚帝國主義——基督教義的)冒險故事，這些作者的殖民者心態(tài)不亞于格雷。另一個是北京市立圖書館的假期閱覽室，它同前面說的那個圖書館形成了對比，是很不錯的。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去那里借閱的時候更多。我借了不少大部頭著作，消磨空閑時間，其中有查爾斯和瑪麗·比爾德的《美國文明史》，威爾·杜蘭特的《哲學史》，美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辛克萊·劉易斯、厄普頓·辛克萊和西奧多·德萊塞的小說，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英譯本)，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和海因里?！ぢ⑷R昂·福伊希特凡格、雅各布·瓦塞爾曼等人的作品(英譯本)。

但在我讀書和學習的范疇中沒有中國的作品，這在半殖民地時代的在華外國人中是很典型的事。我從美國各州的地形上，一眼就能說出這個州的州名，也能順序或倒序背出美國歷任總統(tǒng)的名字，卻說不全中國的朝代和省名。

但中國的現實開始沖擊我，不是從書本上而是從親眼目睹的事實。

在我十歲之前，中國連年內戰(zhàn)和饑饉，我看到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難民涌進天津。有的流著眼淚討一口飯吃，有的出賣親生孩子，因為給人家當奴婢總比活活餓死強。一個寒冬的早晨，我在上學的路上，在一家門洞里看到一個同我差不多年紀(12歲)的孩子的尸體，他蜷縮著，已經凍僵。他想在這門洞里躲避刺骨的冬夜寒風，但躲不過去。

在我上小學四五年級時，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發(fā)生了由孫中山領導的、在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下發(fā)動的大革命。根據孫中山同蘇俄達成的協(xié)議，在蘇俄顧問和武器的支援下，革命軍從它的基地廣州出發(fā)北伐。當時提出的口號有：打倒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耕者有其田、改善勞工地位等，因此贏得了群眾的廣泛支持。

我們一家認為這次革命是正義的、必要的——在天津的外國人家庭中持這樣觀點的極為罕見。還有一層，在我父親看來，孫中山本人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同歐洲的社會主義者有著長期的友好關系。我父親一直強調他自己的理想是具普遍性的，很早他就告訴我，世界上有兩位偉大的社會主義者都是中國人，在現代是孫中山，在古代是宋朝11世紀時主張經濟和社會改革的王安石。

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革命時，我父親告訴我，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因為黑暗的、血腥的叛變行為是任何地方都可能發(fā)生的。卡芬雅克將軍是法國1848年革命的指揮官，但當支持他的工人們起來要求社會和公民權利時他就下令屠殺他們。加利費將軍也是以在革命中誕生的法蘭西共和國的名義鎮(zhèn)壓1871年巴黎公社的，他不分青紅皂白，對男女老幼進行無情殺害。更近一些，意大利的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原來也是社會黨人，他用行刺、毒打、灌蓖麻子油等殘暴手段來對付他以前的同志。但父親教導我說，從長期來看，殘酷鎮(zhèn)壓阻擋不了歷史的進步。他從不對我長篇大論地說教，他的話總是很簡潔，但緊密聯(lián)系歷史和現實，我可以按照他那些少而精的話語自己去讀書和了解。

這樣，在我年幼的心靈中，中國的和世界的事態(tài)一點一點地相互聯(lián)系起來。我在學習選擇自己的立場，并且使自己不論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自信。

1927年是中國大革命失敗的一年，也是美國處死左派意大利移民、工人薩柯和萬澤蒂的一年。這個案件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議，因為對他們的犯罪指控并沒有證據，是反共者歇斯底里把他們送上了電椅。遠在天津的我把他們的照片貼在我的日記本上以示悼念，并用我自己稚嫩的文筆寫下了抗議辭。

我還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事：我在“美國學堂”念六年級或七年級時，有一天一個老師在課堂上說，縮寫詞IWW的原意是“I(我)Won’t(不愿) Work(工作)”，我大為氣憤，因為我知道這個詞是美國西部一個很有戰(zhàn)斗力的勞工組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世界產業(yè)工人聯(lián)合會”)的縮寫，這個工會的會員都是英勇可敬的(在英語里稱他們?yōu)椤皐obblies”)。我的這一理解來自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體格魁梧、說話滔滔不絕的薩姆·布利偉斯，他曾經是這個工會的會員，并把工會發(fā)的一本《小小紅色歌曲集》送給了我(當時在中國這大概是唯一的一本)。薩姆是俄國猶太人，后來入了美國籍，在美國各地從事體力勞動，有一段時間在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鐵路樞紐站上充當機車司爐工。在移民到美國之前，他是俄國“猶太勞動同盟”會員，到美國后加入了“世界產業(yè)工人聯(lián)合會”，并參加過1919年西雅圖大罷工。從他那里，我第一次聽說了喬·希爾的名字。喬·希爾是一位工會組織者和一些優(yōu)秀歌曲的曲作者，在美國猶他州被判處死刑，執(zhí)行槍決。他還提到另一位工會組織者弗蘭克·利特爾，在華盛頓州森特雷利亞被一伙暴徒閹割并私刑拷打。還有另外一些在美國勞資斗爭中不屈不撓的犧牲者。所有這些人決不是像那位老師所說的“我不愿工作”的人，而是為了工人的權利而奮斗的勞動者和戰(zhàn)士。

薩姆特別喜歡喬·希爾創(chuàng)作的民歌《傳教士和奴隸》。大意是：“長頭發(fā)的傳教士每晚起來(告訴勞工們)干活和祈禱，餓了就吃草，天上有餡餅，死后可吃到?！备枨詈笥辛Φ爻隽俗顝娨簦骸斑@是謊言！”這首歌加強了我的無神論思想——薩姆的那種無神論思想，是從生活的血淚中產生的，而不像我父親，他的那種無神論思想來自知識。

薩姆小時候住在烏克蘭一個猶太人的小村子里。有一次他推小妹妹蕩秋千，小妹妹不慎從上面掉下來摔死了。他不禁對上帝狂嚎：“為什么要讓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在本村的希伯來語宗教學校中，他又被猶太圣經教師責打，因為他老在動，不老老實實坐在木板凳上。他在時隔50年后對我講到這件事時還感到氣憤：“我怎么能不動呢？！那個教師的老婆養(yǎng)的雞到處亂走，啄我光腳趾上的瘡疤！”他當時想，為什么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這種情況，不讓這個苛刻的教師發(fā)一點慈悲？起初，薩姆每一想到他在懷疑上帝，就感到內疚。直到十多歲，他接觸到革命思想后，才明白過來。他說：“沒有任何宗教，事情就變得清楚多了?！?/p>

在蘇聯(lián)時期，有一個俄國青年也對我具體地描述過類似的自我覺醒過程。他說，當他還是一個農村孩子時，每逢聽到打雷，心里就怕得要命，總要跪下來畫十字，祈求上帝不要為了他犯的某種罪孽把他劈死。革命干部教導他，打雷閃電都是自然現象，不是什么天神發(fā)怒示警，這樣才使他解除了精神上的負擔。

究竟是命運中的什么奇跡最后使薩姆作為一個皮貨收購商來到天津，并且經常來往于美國和天津之間，我一直不知道。我也不記得在我們海闊天空地談論生活和思想時他曾談到過他的生意。

我同薩姆作這些談話的時間是20世紀20年代后期。當時西方列強正紛紛派兵來華，其中有在天津登陸的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三師。列強派兵的總的目的是想阻擋1925—1927年反對封建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控制的中國大革命。

關于這次大革命，我除了從報紙上看到消息外，還親眼見到過這樣一幕：在天津以前的德租界里，軍閥政權那些穿著黑制服的警察失魂落魄地把槍支扔在營房外面的地上，因為當時響應革命的“基督將軍”馮玉祥的部隊正在他們后面緊追。

在全國范圍內，大革命在看似即將勝利之際，形勢卻突然逆轉。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向左派力量開刀，大規(guī)模殺害共產黨人和工農聯(lián)盟的成員。

集結起來準備阻止革命浪潮席卷華北的外國軍隊沒有施展他們的拳腳，因為他們的任務已經由中國自己的反動派代他們完成了。

有趣的是，在準備進行干涉的美軍部隊中，甚至于有幾位高級軍官也對派遣他們來支持腐朽的中國軍閥感到不安。駐津陸戰(zhàn)隊司令斯梅德利·巴特勒將軍是一位老式的平民黨人，他對于多次奉派到國外去制止人民反對壓迫者的斗爭已深感厭煩。十年之前，在俄國1917年革命后被派到西伯利亞去的美國干涉軍司令格雷夫斯將軍，本來應該反對“赤黨”支持“白黨”，但結果他對“赤黨”的印象反而比“白黨”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比巴特勒將軍晚十年，史迪威將軍發(fā)現蔣介石更熱衷于囤積軍火以便將來進行反共內戰(zhàn)，而不是去對共同的敵人日本作戰(zhàn)——共產黨卻在對日軍進行艱苦而有效的戰(zhàn)斗。

在這些美軍指揮官的心中，美國自己的革命傳統(tǒng)還留著一絲火星。但是，最后的決策權不在他們手中。直到退休之后，這三位將軍才對當年要求他們達成的目標公開發(fā)表或留下他們的批評意見。

上面提到的巴特勒將軍以尖刻的語氣總結了他自己的軍旅生涯：

我在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我國最機動靈活的軍事力量——服現役共計三十三年零四個月，從少尉一直干到少將。我是為大企業(yè)、為華爾街效勞的打手——簡言之，我是為資本主義進行敲詐勒索的歹徒……

1914年我竭力使墨西哥成為美國石油利益集團的安全地區(qū)。我竭力使海地和古巴成為花旗銀行那些家伙搜刮錢財的好去處。我還竭力在1910—1912年的美國“布朗兄弟國際銀行”把尼加拉瓜清洗一番。我在1916年又為了美國糖業(yè)巨子的利益使多米尼加共和國重見天日。1927年，我力求做到使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的擴張順利進行。

在那些年里，如同那些在幕后的大亨們所說，我是一個得力干將。我被授予榮譽、勛章和更高的官階?；仡欉^去，我覺得我也許能給(大流氓頭子)艾爾·卡彭一點教益。他最多只能在一個城市的三個區(qū)內敲詐勒索，而我們海軍陸戰(zhàn)隊卻是在三大洲里行動。

以上說的就是在外國勢力統(tǒng)治下天津的狀況。這同今天相比是何等的不一樣。今天，在中國的外國兒童中，有不少人進了中國學校。不同國籍的孩子們最常用來相互溝通的共同語言是漢語。這是中國從不平等邁入平等這一偉大變革的標志之一。

盡管我在年輕時沒有人教我中文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半殖民地環(huán)境的多種影響，但我父母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對這些影響起了抵制的作用，對我的世界觀起了引導的作用，使我沒有為這些影響所淹沒。

同時，我同中國的現實日益接近。1925—1927年大革命時期，我還在上小學。后來，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國的東北三省，使我受到震撼，這時我已16歲并已開始工作。

這些事情在下一章關于我早期新聞工作的經歷中再繼續(xù)講述。

(沈蘇儒　譯)

1. [譯者注]“大法國路”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更名為“中正路”， 1949年解放后又更名為“解放北路”；“維多利亞道”先后更名為“中正路”“解放北路”；“威廉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取消德租界，更名為“威爾遜路”，解放后又更名為“解放南路”；“旭街”在抗戰(zhàn)勝利后更名為“羅斯福路”，解放后更名為“和平路”；“尼古拉路”后更名為“六緯路”；“伊曼紐爾路”俗稱“大馬路”，后更名為“建國道”。
2. [譯者注]西摩爾(Baron Thomas Seymour， 1508—1549)，曾任英國海軍大臣、艦隊司令。埃爾金(8th Earl of James Bruce Elgin， 1811—1863)，曾先后任英聯(lián)邦牙買加、加拿大、印度總督，1860—1861年任英國派往中國的全權代表，并聯(lián)合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脅迫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格羅(Baron Anotonine-Jean Gros，1771—1835)，以描寫拿破侖晚期軍事生涯的歷史畫知名。
3. [譯者注]李奇微(Mattew Ridgway， 1895—1993)，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美國名將之一，1950年任駐朝鮮的美軍第八軍團司令。
4. [譯者注]巴克斯是19世紀英國對中國的一個侵略者?！鞍涂怂沟馈奔唇裰氨６ǖ馈?。
5. [譯者注]法文名詞的翻譯承《今日中國》老同事、原副總編輯郭安定教授協(xié)助，謹此致謝。
6. [譯者注]拿撒勒(Nazareth)，以色列北部地區(qū)首府，歷史名城。首見于《圣經》，為耶穌童年時期的活動地，后為其第一次行神跡(在迦拿變水為酒)的出發(fā)地點。
7. [譯者注]金犢是古代希伯來人在公元前13世紀及10世紀所崇拜的偶像，《舊約》的《出埃及記》、《列王記(上)》均指此事為嚴重叛教行為。
8. [譯者注]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為猶太商人之子，法國軍官。他被誣陷于1894年向德國人出賣法國軍事機密，被判犯叛國罪，終身監(jiān)禁，引起一場全國性的政治斗爭。左拉名作《我控訴》就是為此而發(fā)。訴訟一直遷延到1906年，他始獲昭雪，晉升軍階。
9. [譯者注]1911年，俄國猶太人門德爾·貝利斯被反革命組織“黑色百人團”誣告以基督徒鮮血用于猶太教儀式上，以便激起反猶暴力行動。俄國許多民主人士及革命派群起抗議，法庭迫于輿論壓力，在被告律師的有力辯護下，于1913年宣判被告無罪。
10. [譯者注]這個英文名字與現在的以色列國名是同一個詞，是猶太人、猶太民族、希伯來人、希伯來民族的總稱。基督教《圣經·創(chuàng)世紀》載，神賜名“以色列”給雅各，而“雅各的后代”即指猶太民族。此詞在宗教上意為“上帝的選民”。
11. [譯者注]柯羅連柯(Vladimir Galaktionovich Korolenko，1853—1921)，俄國小說家，因參加革命活動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五年后獲釋。1885年發(fā)表著名小說《馬卡爾的夢》。十月革命后因不愿同布爾什維克政府合作，返回烏克蘭，寫作自傳體小說《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未完成。
12. [譯者注]在本章及下一章中有關天津的地名及若干專名的翻譯承天津武警醫(yī)學院外語系趙秀明副教授惠予協(xié)助，謹此致謝。
13. [譯者注]本章中有關美國影人和影片的翻譯曾向《今日中國》老同事、后任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主任的林德彬同志請教(他早年曾做過美國電影的翻譯工作)，得到他的熱情幫助。德彬不幸于2003年病逝，不及見到本書出版，謹致悼念。
14. [譯者注]本段提到的美國影人簡介如下： 格里菲思(David Griffith，1875—1948)，美國電影界先驅人物。《一個國家的誕生》(Birth of A Nation)以南北戰(zhàn)爭為題材，1915年攝制，技術多有創(chuàng)新，但因片中充斥種族主義思想而受到譴責，票房價值則依然很高。 卓別林(Charlie Chaplin， 1889—1977)，英國出生的美國電影演員和導演，世界知名的幽默大師。1919年他與好萊塢童星杰基·庫根(Jackie Coogan，1914—1984)合演的《尋子遇仙記》(The Kid)譽滿全球。 瓦倫蒂諾(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生于意大利，1921年后成為好萊塢明星，許多婦女對他傾倒，他青年早逝，葬禮舉行時萬人空巷，甚至有婦女悲哀自殺。 錢尼(Lon Chaney， 1883—1930)，美國著名性格演員，《歌劇院的幽靈》(Phantom of the Opera)攝制于1925年。其子亦為演員。 璧克馥(Mary Pickford， 1893—1979)，美國最早的電影明星之一，極盛時期為全美國最富裕、最有名的女人之一。她是范朋克的第二個妻子，曾同演《馴悍記》。 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 1883—1939)，美國電影演員、制片人，20世紀20年代“好萊塢之王”，其子小范朋克亦為較知名的演員。 基什姐妹，姐姐麗蓮(Lillian Gish， 1896年生，卒年不詳)是美國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電影藝術家之一，也是舞臺劇演員。以在《一個國家的誕生》一片中的演出而蜚聲世界，后加盟米高梅公司，1971年獲奧斯卡榮譽獎。妹妹多蘿西(Dorothy Gish， 1898—1868)也是影劇雙棲演員，有喜劇天才?！抖嗵}西及麗蓮·基什》一書于1973年出版。
15. [譯者注]“泰山”(Tarzan)是美國作家E. R. 巴勒斯筆下生活在原始荒野中的人物，1912年開始出現在雜志所載的故事中，后來編制成系列電影《人猿泰山》，有十幾名演員主演過這個角色，以世界游泳冠軍韋斯摩勒所飾演的最受歡迎。
16. [譯者注]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國第一位不朽的戲劇家、評論家、哲學家、美學家。影片《智者納旦》(Nathan the Wise)攝于1927年。
17. [譯者注]喬爾森(Al Jolson. 1886—1950)，生于俄國，后移民美國，為著名歌星。《爵士樂歌星》(The Jazz Singer)攝于1927年。
18. [譯者注]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美國女作家，因描寫中國生活的小說而著名，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大地》(Good Earth)以同情的態(tài)度描寫一個中國農民和他的奴隸般的妻子為爭取土地和地位而進行的斗爭，1931年出版后曾被譯成多種文字。
19. [譯者注]保羅·茂尼(Paul Muni， 1898—1967)，出生于波蘭猶太人家庭，1902年移民美國，為戲劇及電影演員。
20. [譯者注]以上音樂家簡介如下：海菲茨(Jascha Heifetz，1901—1987)，生于立陶宛，美籍小提琴家，12歲即蜚聲歐洲樂壇?？巳R斯勒(Fritz Kreisler， 1875—1962)，奧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1888—1889年在美演出獲得極大成功，1943年入美國籍。埃爾曼(Mischa Elman， 1891—1967)，生于烏克蘭，美籍小提琴家，1908年起曾在美、歐、遠東巡回演出。津巴利斯特(Zimbalist)，“匈牙利大洋琴”演奏家。莫伊塞維奇(Benno Moiseiwitsch，1890—1963)，英籍俄國鋼琴家，擅長演奏拉赫瑪尼諾夫和柴科夫斯基的作品。
21. [譯者注]夏里亞賓(Fydor Chaliapine， 1873—1938)，俄國歌劇演唱家，多才多藝、富有表現力的獨唱演員，生于俄國喀山，卒于巴黎。
22. [譯者注]芳廷(Dame Margot Fonteyn，原名Peggy Hookham)， 1919年生，1939年以演《睡美人》中奧羅拉一角出名。1954年曾任英皇家舞蹈學院院長。
23. [譯者注]萊謝蒂茨基(Leschetizky，1830—1915)，波蘭鋼琴家、教師、作曲家，卒于德國。本節(jié)中關于音樂家名字的翻譯承中央大學老同學豐陳寶(豐子愷先生之女)幫助，謹致謝意。
24. [譯者注]魯思(Babe Ruth， 1895—1948)，美職業(yè)棒球運動員，首批入“美國棒球名人堂”的五人之一?？撇?Ty Cobb， 1886—1961)，美職業(yè)棒球運動員，曾獲擊球比賽九連冠。馬修森(Christy Mathewson， 1880—1925)，美職業(yè)棒球運動員，首批入“美國棒球名人堂”的五人之一。霍恩斯比(Rogers Homsby， 1896—1963)，美職業(yè)棒球運動員，著名的右手擊球員，僅次于科布。
25. [譯者注]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1644？—1737)，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家，多有革新，后世奉為典范，其兩子均承父業(yè)。
26. [譯者注]以上作家簡介如下：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 1799—1837)，俄國最偉大的詩人，近代文學奠基人。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俄國第一流浪漫派詩人、小說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俄國最為人知的作家、改革家，道德思想家，所著《戰(zhàn)爭與和平》為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Fydor Dostoyevski，1821—1881)，俄國小說家，所著《罪與罰》《卡拉瑪佐夫兄弟》《白癡》《群魔》等使他成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安德列耶夫(Leonid N. Andreyev，1871—1919)，俄國小說家，后期又創(chuàng)作戲劇。
27. [譯者注]以上作家簡介如下：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被稱為“美國文學之父”，最偉大成就為《見聞札記》。愛倫·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美國詩人、小說家、文藝評論家，成名作為1845年發(fā)表的詩歌《烏鴉》。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美國邊疆及海上冒險小說創(chuàng)始者，成名作為1821年出版的《間諜》。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美國最孚眾望的幽默小說家，名作《湯姆·索亞歷險記》(1876)和《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1885)享譽至今。格雷(Zane Grey， 1872—1939)，著有八十多部描寫美國西部生活的浪漫主義小說。
28. [譯者注]本段所述作家簡介如下： 比爾德(Charles Austin Beard， 1874—1948)，美國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之一，以從經濟角度闡述美國制度的發(fā)展而享盛名。 杜蘭特(Will Durant，1885年生)，美國哲學家和講師，著有《哲學的故事》《文化的故事》。 劉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小說家，1920年以《大街》一書一舉成名。 辛克萊(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國小說家，1906年出版的《屠場》為其成名作。 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美國現代作家，其最成功作品為《美國的悲劇》《嘉莉妹妹》。 羅曼·羅蘭(Roman Rolland， 1866—1944)，法國小說家、劇作家，其著名小說為《約翰·克里斯朵夫》，共10卷，1904—1912年寫成，獲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 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德國小說家，作品抨擊德國專制的社會結構，1933年納粹上臺后流亡美國。 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國20世紀最杰出的小說家，1900年以《布登布洛克一家》一舉成名，192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福伊希特凡格(Lion Feuchtwanger， 1884—1958)，德國小說家和劇作家，以寫作歷史傳奇聞名，生于猶太人家庭，1940年逃亡美國。 瓦塞爾曼(Jacob Wasserman， 1873—1934)，德國小說家，在20世紀20—30年代聲名顯赫。1928年出版的《毛里求斯案件》久享盛名。
29. [譯者注]卡芬雅克(Louis Eugene Cavaignac， 1802—1857)，法國將軍，1848年革命期間的最高行政官，因對巴黎起義工人實行鎮(zhèn)壓被稱為“六月屠夫”。
30. [譯者注]加利費侯爵(Marquis de Gaston-Alexandre-Auguste， 1830—1909)，法國將軍，1871年奉命鎮(zhèn)壓巴黎公社起義，以殘酷聞名。
31. [譯者注]薩柯-萬澤蒂案(Sacco-Vanzetti Case)由1920年發(fā)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一起搶劫案引起，他們兩人被控參與搶劫并殺人，1921年7月由陪審團裁定有罪，社會黨人提出抗議，認為陪審團是因兩人信奉無政府主義而定罪的。案件拖延到1927年4月，兩人被判死刑。世界各地紛紛示威抗議，但州長富勒拒絕赦免，兩人終被處死。
32. [譯者注]喬·希爾(Joe Hill， 1879—1915)，出生于瑞典，“世界產業(yè)工人聯(lián)合會”組織者，流行歌曲作曲家。1914年1月因涉及一起搶劫兇殺案，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被判死刑，上訴無效，于1915年11月被處決。1925年，為紀念他，詩人海斯寫了以他的名字為題的著名歌謠。
33. 多年以后，我曾聽我的朋友、出身工人家庭的美國激進派作家史沫特萊深情地唱過這首歌。更晚一些時候，我又聽美國海員范內斯唱過。我同范內斯在太平洋戰(zhàn)爭后曾一同被關進香港赤柱拘留營，后來又一起出逃成功，結下了深厚友誼(詳見本書后面有關章節(jié))。
34. [譯者注]平民黨(Populist)是19世紀后期美國中西部及南部農業(yè)改革者的政治聯(lián)盟，謀求通過各種立法，促進農民利益，1896年與民主黨聯(lián)合競選總統(tǒng)失敗后漸趨消亡。
35. [譯者注]美國在1916年出兵占領多米尼加，至1924年撤軍；1965年再次出兵占領，鎮(zhèn)壓革命。
36. 據當時報刊所載巴特勒將軍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