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敏：艱苦奮斗，與時俱進

采訪時間：2007年11月

采訪地點：伊敏老師家中

記者：楊璇，趙楠

采訪對象及簡介：

伊敏，1919年2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寧河縣。1932年初中畢業(yè)后，先后在化工廠、鐵路部門工作。1938年加入黨的地下外圍組織，秘密從事抗日工作并加入鐵路職工救國會。1940年，經組織介紹，到抗日根據的工作。同年，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敵后分校、華北聯合大學學習。1942年到平西抗日根據地擔任平西《挺進報》編輯、記者，并于1943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1946年，轉入南口從事鐵路工人的工作，1946年到長辛店，仍舊負責黨的鐵路工人工作。1948年底京郊解放，調入城市工作部。1951年朝鮮戰(zhàn)爭期間，主動請纓參加抗美援朝，在聯合國軍的槍林彈雨下負責我方物資的鐵路運輸。抗美援朝結束后，于1954年到鐵道部任政治部組織處長。1957年調入北大，歷任組織部長、黨委常委。1982年底離休。

記者采訪手記：

從硝煙彌漫的抗日戰(zhàn)場走來，伊敏老師一生有著數不盡的故事；從不堪回首的崢嶸歲月走來，伊敏老師一生書寫堅韌不拔的品格。

雖已年近九旬，卻仍然保持著對時政的敏銳與洞察；身在燕園數載，從未停止對北大的關心與熱愛。

回首伊敏老師的人生路，艱苦奮斗是真理，與時俱進尤可貴。

記者：伊老師您好！您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人生經驗嗎？

伊敏：我今年89歲，出生、成長在舊社會。當時國家非常窮困，被帝國主義侵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老百姓生活很苦。中國當時非常軟弱，帝國主義在中國享有很多特權，訂立很多不平等條約，包括租界地。天津有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意大利租界，還有日本兵營。北京有美國兵營、日本兵營、英國兵營，原來北京老車站附近、東郊民巷里邊就有外國兵營。在中國內地有帝國主義的兵營，可以想象我們受侵略之深。后來更嚴重了，日本出兵占領我國的東北三省，還包括現在劃歸河北省的熱河省。那時候日本人對中國人壓迫、屠殺非常殘酷，很多關外老百姓逃難到關內。這是1931年以后的事情。日本侵略者利用漢奸，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將此地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后來還進一步策動華北五省獨立，于是引發(fā)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再后來就是“七七”事變了。當時就是因為北平有日軍的兵營，允許日本駐軍，日本人就硬說在盧溝橋那個地方丟了一個日本兵，并以此為借口發(fā)起對中國軍隊、中國老百姓的武裝攻擊，日本妄圖吞并全中國的戰(zhàn)爭開始了。

我青年時失學失業(yè)，后來到北京，在當時的北寧鐵路局（北寧鐵路是北京到遼寧的鐵路，北寧鐵路局當時設在天津）北平站做工，“七七”事變后親身體驗了做亡國奴的痛苦。日本人一占領北平就強迫老百姓都掛日本國旗。當時蔣介石對抗日不積極，對于抄殺共產黨倒是特別賣力氣。蔣介石作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代表，特別仇視共產黨，到處捕殺共產黨人，處在十年內戰(zhàn)時期。后來發(fā)生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軍強迫蔣介石抗日。這反映了全國人民的要求，共產黨出來斡旋，取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蔣介石答應了抗日，從這個時候全國才實現了統一抗日。但是蔣介石對抗日不是那么積極，包圍共產黨的根據地的許多兵力也沒有撤退，還是經常跟共產黨搞摩擦。但是從總體來看還是出現了團結抗日的局面。共產黨深入敵后，深入農村，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按照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就是發(fā)展人民戰(zhàn)爭，組織老百姓跟軍隊一起抗日，在敵人后方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凡是日軍占領的地方，除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外，共產黨基本上都到了。

記者：在日軍占領時期，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呢？

伊敏：日軍占領時期我在鐵路局工作，1938年我就接觸了鐵路局的地下黨，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從事地下抗日救亡活動。這個組織做些抗日宣傳等對抗日有益的事情。比如說，當時建立了敵后抗日根據地，但是根據地缺乏各種物資，我們就組織從城市給根據地買藥品和各種物資，經過地下的秘密通道，運到解放區(qū)。我們還組織發(fā)展秘密抗日團體，輸送一些干部到根據地擔任工作。當時全國有19塊根據地，所有日軍占領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北方是八路軍，南方是新四軍。在北平附近，大的根據地就是晉察冀邊區(qū)、晉察冀軍區(qū)，當時根據地負責人是聶榮臻元帥，黨的負責人是彭真。大的解放區(qū)下面有軍分區(qū)。我一開始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后來經地下黨介紹到解放區(qū)工作了。先在平西，后來到平北。平西就是現在北京到呼和浩特，那時叫平綏鐵路。從北平到漢口那時叫平漢鐵路。這兩條鐵路夾角的地方，像房山、淶水這一帶就是平西軍分區(qū)；從那時平綏鐵路與現在北平到古北口的鐵路這個夾角地帶就是平北地區(qū)，每個地區(qū)都下轄若干縣。但縣城和一些大的鎮(zhèn)子是日軍占著。八路軍就在廣大農村、特別是山區(qū)建設根據地，然后跟敵人持久作戰(zhàn)，以游擊戰(zhàn)為主。

當時八路軍武器裝備很差，主要靠在與敵人打仗當中奪取武器來武裝自己。我們自己制造武器的能力是很差的，能夠制造的武器很簡陋，一般可以造手榴彈，當時這種手榴彈用得很多。還有破壞敵人的鐵路，老百姓把鋼軌運到根據地，用簡易的車床等設備制造手槍。我用過這種手槍，只能填一顆子彈，還是現成的步槍子彈裝在里頭，打一發(fā)，然后裝一下，很落后。當時作戰(zhàn)是游擊戰(zhàn)，再加上民兵配合，比如地雷戰(zhàn)、地道戰(zhàn)。地雷有的是鑄造的地雷，有的干脆就是用石雷。路上有很多石頭，把石頭砸個眼兒，里邊裝上炸藥，安上雷管，民兵拉起導火線，敵人走到這兒，就引發(fā)。我在平北工作，當時那個抗日根據地各方面的生活條件、戰(zhàn)爭環(huán)境都很艱苦，我們在平北最中心的地方，離敵人的據點只有20來里地。敵人一年要進攻幾次，我們住的房子每年燒過幾次，燒了之后回來自己再修一修，補一補，晚上在炕上睡覺，可以看到星星。

記者：您在根據地的這段時間，主要從事的工作是什么？

伊敏：我是做報紙的宣傳工作，做編輯，采訪。那里有挺進報，但不是重慶的那個挺進報。就是先在平西，后來遷到平北，有一個自己編的挺進報，我做編輯記者。報社呢，因為印刷條件很困難，沒有鉛印之類的條件。在平西的時候，是從敵占區(qū)買的石印機——它有一種特制磨得很平的石頭，用藥紙、藥墨，用毛筆寫報紙新聞稿那么小的字，然后做一些標題、花邊啊什么的，印出來跟報紙差不多，每期約印3000份。我開始的工作就是寫那小字，還負責校對工作。

記者：那報紙當時出版，刊登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呢？

伊敏：內容就是宣傳共產黨的政策，講抗日的道理，報道各地作戰(zhàn)的消息，包括國際上反法西斯戰(zhàn)爭和國內的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消息。當時在延安有新華廣播電臺發(fā)的電報新聞稿，我們這有簡易的電臺，接收延安發(fā)出來的新聞稿。比如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國際上的消息、還有根據地建設、地方游擊戰(zhàn)打勝仗等消息都會接收并轉載。到了平北雖然也有一個簡單的電臺，但沒有石印這個條件了，因為經常流動，在一個地方駐不長，只好出版刻蠟版油印的小報。我們十幾個人經常準備打游擊，有時候在流動當中辦報，背著電臺，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架設天線。有時候在屋子里邊，有時候就在露天地里頭架起電臺，收電報，那個電報是明碼電報，不是內部的軍事指揮密碼。將那邊發(fā)出來的阿拉伯數字，4個數字譯一個漢字，對著電碼本來翻譯。做收報譯電工作的同志干得時間長了，許多字的數碼都背下來了，工作效率很高。從敵占區(qū)買來一些很薄的紙、油墨、蠟紙，然后刻成蠟版，刊印，至多印1000多份，作為根據地的、軍隊的干部們的一個重要的信息來源。在根據地里消息非常閉塞的情況下，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宣傳手段和指導工作的工具。因為我們接收延安電臺各方面消息比較靈通，當時蘇聯跟德國打仗，一些勝利消息都聽得到。聽到以后，翻譯出來，雖然是蘇德戰(zhàn)場的捷報，對國內的抗戰(zhàn)軍民也是很大的鼓舞，整個都是反法西斯戰(zhàn)線嘛。有的時候敵人進攻出不了報，我們報社的同志因為平常了解消息比較多，就到農村去進行宣傳，甚至到敵人據點附近召集老百姓開會，給他們講國內國際形勢，老百姓聽了都非常受鼓舞。在1943～1944年期間，我們曾經活動到北京郊區(qū)，像清河、立水橋、孫河這些地方，離北平都不太遠，只有幾里地。那時候敵軍主要在城里，除了組織進攻的時候出去，平時出去也怕被八路軍打。那會兒的形勢發(fā)展得很好，我們把敵人都圍起來了。

日本臨投降時，我工作已經變動了，不做報紙工作了，轉而做城市工作、地下工作。因為我是從北平城里去根據地的，比較熟悉北平的情況，過去在鐵路工作，也知道一些鐵路（方面）的情況。在日本投降之前，各級共產黨的組織都成立了城市工作部，那會兒就已經在做準備，已經看出這個形勢啊，日本要完蛋了，共產黨成立城市工作部，專門派遣人進城開展地下工作。預備反攻的時候里應外合，進行大反攻。在根據地工作跟城內有關系的，派進城里去，或者把住在城里的人介紹到根據地來，受一些訓練，受一些教育，然后再回去。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我又做了一段時間這類工作。

記者：當時遇到了什么困難呢？

伊敏：困難是很多的。我工作地點先是在南口，后來在長辛店，這兩個地區(qū)有鐵路工廠，工人比較集中，有時候我去，有時候他們來接頭，但要絕對地嚴守秘密。當時的方針主要是進行隱蔽的工作，要積蓄力量，準備迎接反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地下工作被捕的同志也還不少。地下工作的原則是單線領導，只有領導和被領導之間一個人一個人接觸，不能發(fā)生橫向關系，相互接觸。那時候有些過于樂觀，思想上也有些麻痹，以為日寇投降了，我們接收了，就可以進城了，所以互相之間有些個人接觸，或者看到了誰去了解放區(qū)，誰跟共產黨有聯系。由于革命陣營中還是有壞人存在，他暴露了，就容易牽扯一片，然后有些人就被捕了，這是一個很沉痛的教訓。在北平搞鐵路地下工作的我們有好幾攤兒人，有一攤兒出了問題，敵人到一個地下黨領導人家里去抓人。這個人當時沒在家，敵人就在他家里頭蹲坑等著。他母親很機警，這位老太太拿著一個碗出去買菜，剛好迎頭碰上這個同志要回家。他媽媽跟他一說，他就趕緊躲出來了。他馬上來告訴我，我們就趕緊回解放區(qū)了。晉察冀城工部（城市工作部），就在京浦鐵路的泊鎮(zhèn)。這時我家里沒出問題，我把愛人、孩子也接出來了，到了解放區(qū)。臨近解放的時候我們又來到鐵路上，準備迎接解放和進行接管等相關事宜。

新中國成立后，我也一直在鐵路工作。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黨號召大家參加抗美援朝，我又報名參加抗美援朝戰(zhàn)爭，在朝鮮工作了三年多。我們去的時候，志愿軍已經把美國從鴨綠江邊打到“三八線”了，戰(zhàn)事相持在“三八線”一帶。在沒有正式簽字停戰(zhàn)之前，美軍對我后方的轟炸特別厲害，他們叫“絞殺戰(zhàn)”，想以此把我們人民志愿軍困死，以為我們后方沒有接應、裝備，后方的給養(yǎng)運不上去就沒法打仗了。在這種情況下，堅持鐵路運輸，頂住美軍沒日沒夜的轟炸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鐵路局就設在朝鮮安州一個山洞里邊。那會兒主要的軍事運輸、作戰(zhàn)物資、一切裝備供給，都是以中方為主，朝方力量是比較弱的。當時我們主要任務是冒著敵人飛機的轟炸搶修鐵路，堅持鐵路運輸。這項任務非常艱巨，也很危險，離敵人爆炸點都很近，中國鐵路職工和鐵道兵都有很大的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