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設備不言而喻地嵌入民間世界，這一點在語言態(tài)度中變得非常明顯。許多命名活動都為技術現(xiàn)象賦予了民間習俗的習慣說法；助產婆的“鸛鳥車”只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像“l(fā)ange Leitung”或“auf der Leitung stehen”這樣的技術形象主宰著口語，而口語詞典也提供了許多類似的例證。甚至固定的慣用語早就形成了：比如，說一個小伙子，如果火車頭系著圍裙，他也會跟在后面窮追不舍。這冷眼一看似乎是非常個性的，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廣為流傳的套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老頭不是快車”這種說法也已經出現(xiàn)在士兵的歌曲中：

少尉得值班，

我們能安閑，

老頭不是快車，

他只是乘客一個。

在駛出加油站時，本地人能夠聽到“您開好它！”這樣的祝愿——通過一個輕微的變動，“您做好它！”這個舊習語就適應了新的情境：“它”在這里不是汽車，而幾乎是一個人可能遇到的一切事情的總和——新習語首先只是作為先前習語的變體才有意義；但也有可能，它脫離了舊習語而變得與舊習語一樣明白易懂和不言而喻。

人們很容易批評說，在這些例子中，技術性的東西成為民間文化主體這一更具決定性的進程都變得無足輕重了：技術設備在這些例子中甚至在到處都只是附帶的道具，或者無論如何都是文化表達的對象。電影和廣播、電唱機和技術的批量生產——人們在此看到了對民間文化而言的真正危險；這些也常常是民間世界與技術世界的對立的實際?？奎c。然而，考察技術因素自然而然地進入文化表達這一現(xiàn)象，就會提醒我們做出更清醒的判斷：技術的“自然性”和技術的魔鬼性都能找到。彼得·霍夫施特泰爾（Peter R. Hofst?tter）已經在大眾心理學批判中說出了這種設想，“把我們的文化診斷為‘大眾化’的狀態(tài)遠比把它描述為‘孤單化’的狀態(tài)恰當?shù)枚?。我們更多地需要從偶爾退化的角度來看群體，因為人已經與群體疏遠了”?；蛟S那種認為民間文化在不斷衰落的主張也要以類似的方式得到限制：這種主張似乎也部分地是文化載體階層“孤單化”的后果，它力圖把民間文化當作單一圖景來衡量，這不再符合事實。如果預先把一切技術化形式排除在“大眾文化”或“文明現(xiàn)象”之外，民間文化就會敏感地萎縮：當代民俗學就這樣變成了遺留物研究，盡管它會經常要求自己能夠提供世界觀的主導景象。

將技術帶來的財富排除在觀察范圍之外，這一傾向的強烈程度也表明，即便像“下沉的文化財富”這樣經得起折騰的觀點，也很少能夠動搖對一種多產的、自己生成的民間文化——即“民眾的靈魂”——的信念。的確，“自立”與“非自立”的對立，總是已經把高雅文化與民間文化分隔開來的對立。進一步的考察表明，這些對立根本不是絕對的，例如，再生產的過程可能具有完全獨立的軌跡。這種關聯(lián)中的“主動性”與“被動性”也是非常相對的概念。在人的“被動”官能中，總是隱藏著一定的主動性；新近的語言心理學正確地將聽和說放得很近。在我們的學科中，其實際的表現(xiàn)是很多由電影引起的臨時性的復述，或者也表現(xiàn)在這樣的事實中，即唱片和收音機都沒有妨礙主動的再生產：流行歌曲不僅是用來聽的，也是用來唱的；自從有了收音機以來，歌詠協(xié)會成員的數(shù)目不是下降了，而是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