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3 年以來，我學到了什么呢？我學到了一些關于人類與人類社會的更加基本的、永恒的道理，學到了如何讓人類和人類社會實現(xiàn)更好的發(fā)展，學到了倒退和崩潰的風險是永遠存在的……我意識到了一個文明社會是何等脆弱……我還明白了個人成就的重要意義。在50 多歲、將近60 歲時，我意識到，同知識、道德和精神上的滿足相比，塵世的一切榮耀與成功都是轉瞬即逝的，一切感官上的愉悅和快樂都是短暫的……我不禁開始懷疑我所擁有的東西中有多少是先天決定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培養(yǎng)的。如果我沒有經(jīng)歷過艱難抗爭的考驗，我會與現(xiàn)在的自己有所不同嗎？做出了一個個生死攸關的抉擇，經(jīng)歷了一次次重大的危機，我的眼光、雄心和辨別輕重緩急的能力都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我相信這種變化將對我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也許所謂的“硬件”（即我的身體、精神和情緒）并沒有什么變化，但我的“軟件”（也就是我對上帝、榮耀或金錢的看法）已經(jīng)受到了人生閱歷的深刻影響。換句話說，無論“硬件”（由先天決定）多么好，沒有“軟件”（靠后天培養(yǎng)），“硬件”也不會有多大的用武之地。

什么戰(zhàn)略范式塑造了這種態(tài)度？

邏輯與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最終檢驗。

嚴峻的考驗是成績，而不是承諾。數(shù)百萬無依無靠的亞洲人不關心也不想知道什么理論，他們只想過好一點兒的日子，他們想要一個更加平等、公正的社會。

如果我們要創(chuàng)造良好的經(jīng)濟條件，就必須找到實際的辦法，解決增長與發(fā)展問題，而不是尋找這種或那種理論。這也符合理智的要求。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種哲學或某些理論指導的。我把事情辦好，讓別人從我的成功之道中總結理論或原則，我不會搞理論。相反，我會問：怎樣才能做好這項工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決方案之后發(fā)現(xiàn)某個方案切實可行，那么我就會努力找出這個解決方案背后的原則。因此，我未接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xiàn)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如果我面對一個困難、一個重大問題或者一系列相互沖突的事情，而初步解決方案行不通，那么我就會先看看是否存在備選方案。我會選擇一個成功概率比較大的方案，但如果它以失敗告終，我還有其他方案，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

我們不是理論家，不會搞理論崇拜。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人們要找工作、要掙錢、要買食物、要買衣服、要買房、要撫養(yǎng)孩子……我們可能讀到過什么理論，也許半信半疑，但我們要保持現(xiàn)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如果一個方案行得通，我們就實施，這樣才有了新加坡今天的經(jīng)濟。面對一個理論，我們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它可行嗎？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嗎？當年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經(jīng)濟理論之一就是跨國公司壓榨廉價勞動力、廉價原材料，會把一個國家壓榨干凈……我認為，既然廉價勞動力閑置，那么如果跨國公司想利用，為什么不行呢？我們可以從跨國公司那里學習先進經(jīng)驗，沒有它們，我們可能永遠都學不到這些……發(fā)展經(jīng)濟學派認為這是壓榨，而我們的經(jīng)歷就有力地反駁了這種觀點。我們只是腳踏實地，絕非故意給高深的理論原則挑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