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的不良后果增加了斯蒂格勒的疑慮，他不斷地思考既然這樣，政府為什么還要干預經濟。他提出，我們應該通過認真研究成功企業(yè)和失敗企業(yè)所帶來的相關政治影響來預測政府將來會做什么，而不是預測政府應該做什么。因此，如果受關稅保護的部門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游說團去說服政府，那么關稅就會提高。這個道理同樣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政府機構會保護本來打算進行管制的部門，維護它們的壟斷利益。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相互影響正說明了這種分析的特點，而且這種分析已經對政治學家的研究方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由于20世紀60年代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領域做出的貢獻，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闡述了市場中的價格擴散取決于尋找成本的理論，并運用這一理論框架解釋廣告、零售商及其他具有類似特征的市場的作用。他認為通過觀察競爭者的價格來維持壟斷價格是很難做到的，他還證明了政府實行公開采購意味著政府將會支付高昂的價格。信息研究在產業(yè)組織理論、勞動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領域中開辟了許多當前重要的研究領域。

斯蒂格勒的第一個研究領域是經濟思想史，而且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他不僅僅局限于描述經濟學理論的變化，更注重分析經濟學家的思想如何影響著未來經濟學家和評論家的工作。他還運用引證相關的數據，例如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鑒，來客觀地衡量這些研究成果對以后學術研究的影響。

在之前描述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文章中，我曾提到1974年弗里德曼的一番話打消了我出席“朝圣山學社”會議的念頭，后來正是斯蒂格勒再次說服我參加這個組織。為了幫助我加入這個組織，1990年他向該組織的委員會提出，我已經參加過他們舉辦的兩次會議，因為這是成為會員的必備條件。在斯蒂格勒的幫助下，該組織委員會吸收我作為他們的成員。據我所知，我是唯一一名既不是該組織的創(chuàng)始人、以前也沒有參加過他們舉辦的會議而被吸收為會員的人（希望我的坦白不會導致被“朝圣山學社”開除）。

斯蒂格勒一生成就卓越，直到80歲他的研究仍然碩果累累，這可能與他的興趣極為廣泛有關。人們認為他是一個具有大智慧的人——即使被他批評的人也這樣認為，他優(yōu)美的文風也使廣大的讀者獲益匪淺。因此，用一個有關他的智慧小故事來結束這篇文章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當時斯蒂格勒正在積極籌備1992年8月在溫哥華召開的“朝圣山學社”大會。早先他就一直打算讓我當選為會員，因此他邀請我在溫哥華的會議上發(fā)言，但他告訴我這個組織只為與會者提供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我知道斯蒂格勒從來不坐二等艙，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請并說我會按照他的建議坐頭等艙去溫哥華。我的這點幽默比起斯蒂格勒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回答道：“你可以多花一些時間搭過路車去溫哥華?！?/p>

1991年12月，在溫哥華會議舉行的前期，斯蒂格勒逝世了。我懷念他的經濟學思想，同樣，我也懷念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