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您一定知道，2004年，雷默（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現(xiàn)任基辛格咨詢公司常務董事，曾擔任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寫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但是這并不代表北京的觀點，只是他的一種中國觀。此前還有《華盛頓共識》，是約翰·威廉姆森（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國際著名經(jīng)濟學家、美國國際經(jīng)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20世紀60至70年代，他曾先后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著名的高等學府擔任經(jīng)濟學教授。他所創(chuàng)立的“基本均衡匯率”、“匯率目標區(qū)”等理論已經(jīng)被寫入歐美國家的國際經(jīng)濟學經(jīng)典教科書。）寫的，也叫“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曾經(jīng)并不成功地指導了拉美的經(jīng)濟改革。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倫比亞大學經(jīng)濟學、商學以及國際和公共事務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的《后華盛頓共識》，對《華盛頓共識》進行了批評。因此，現(xiàn)在媒體在說，三種共識在爭論。其實中國沒有參加這場爭論。

奈：在此我想補充一點。剛才您提到了三種共識，不管是《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實際上在我看來，這些共識主要是在小范圍內，主要是在學術界或者政策界，很少的一批人在探討不同的共識。實際上，就美國公眾而言，很少有人知道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它只是在一個很小的圈子里探討，在公共政策領域里，其實它并不重要。

趙：謝謝您指出它的影響很小，我們也就不必費很多精力去研究它了。

奈：我認為所謂《華盛頓共識》恐怕也就是五六個人的共識。（笑）

當然在它的后面，還有其他的一些含義。

趙：剛才之所以提出這三種共識的問題，是因為我有一種憂慮。似乎現(xiàn)在是由非中國人在渲染中國的發(fā)展之路，而中國確實沒有這樣的意圖。但是有的輿論說，中國在推廣自己的模式。這是沒有的，沒有這樣的事實。剛才我說過，中國的哲學認為必須“因地制宜，審勢而行”，任何國家如果照搬他國的做法，都會失敗。

奈：其他國家如果真想借鑒，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你們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受到了啟發(fā)，他們會去探究能不能從中吸取經(jīng)驗，也能夠獲得同樣的成功。從這個角度來講，其他的國家要借鑒你們的模式，是因為其內在有一種動力，而不是因為你們自己去宣揚這個模式。退一步說，即使中國真的想要推廣她的模式，我可以說，你們在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成功。

趙：中國的模式自然是中國的創(chuàng)造，但事實上在不同的方面也參考了美國，也參考了歐洲，也參考了日本，也參考了新加坡，他們的模式其實也不盡相同。我們把他們其中的某一點拿過來，結合中國國情，加上中國文化的載體，予以創(chuàng)新。中國為什么認為不能全盤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我用一個故事來解釋一下。在兩千年前，中國有個智者，叫晏子，他曾經(jīng)說過，橘子如果種在淮河以北，就成為枳，不是橘，如果種在淮河以南，就是橘。它們的葉子是一樣的，但是果實的味道不一樣。為什么呢？因為土壤不同。（出自《晏子春秋·內篇雜下》。原文為：“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制度和橘子樹是一樣的，也不能異地種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