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有多好？理解人類增強計劃》，[德]邁克爾·豪斯凱勒著，錢雪松譯，2025年5月出版，266頁，80.00元
在技術議題上，“更好”是個好目標嗎？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就技術而言，“更好”當然是個好目標，而且要比“好”更值得追求。在我們通常的觀念中，好和更好是依次遞進的關系——更好要“優(yōu)于”好（better than well）。因此，只要存在更好的方案或產品，甚至只是現實的技術可能性，選擇“更好”就永遠是理所當然的最優(yōu)方案。
這正是晚近人類增強技術的眾多倡導者心目中支持各類增強計劃的核心理據所在。晚近增強技術的堅定擁護者在談論“人類增強”（human enhancement）一詞時，所表達的不僅是對技術能強化人的各種特定能力的樂觀自信，他們真正為之歡呼雀躍的，是技術能讓我們實現人類整體或“人之為人”本身的巨大提升這樣一種可能性前景。
但在商務今年出版的《“更好”有多好？理解人類增強計劃》（Better Humans? Understanding the Enhancement Project）一書中，哲學家邁克爾·豪斯凱勒（Michael Hauskeller）卻對這樣一個極其合乎我們直覺的回答提出了挑戰(zhàn)。
在我看來，作者豪斯凱勒擁有一種對于哲學寫作重要卻在哲學家中頗為稀缺的能力，那就是他十分擅長運用綜合性的視角，輔之以清晰、有趣又不失深度的語言風格，去談論那些重要、復雜且能激發(fā)人們極大好奇心的哲學問題。因此，不論專業(yè)領域的學者還是非專業(yè)的普羅大眾，往往都能從他的作品中獲益匪淺，比如這本《“更好”有多好？理解人類增強計劃》。在豪斯凱勒探討人類增強的眾多作品中，這本書出版時間最早，影響也最為深遠。自2013年問世以來，它便引發(fā)了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全書聚焦于當前方興未艾又充滿爭議的人類增強技術，對在認知、道德、醫(yī)藥、身心乃至容貌等領域發(fā)展迅猛的增強技術及其方案，以及心識上傳、激進延壽、虛擬永生、人類賽博格化乃至人與技術之關系等前沿議題均一一探討。人文關懷和哲學深度兼而有之，讀來饒有趣味，又深受啟發(fā)。
《“更好”有多好？理解人類增強計劃》這部著作共十一章——頭尾兩章分別是“緒論”和“結語”，第二至九章分別對不同領域的人類增強方案做了分門別類的討論，第十章“在此世安居”則從整體對人類增強方案加以批判性之反思。豪斯凱勒力求以哲學家的犀利思考和敏銳眼光深挖那些潛藏于各類增強計劃底層且未經充分省思的思想觀念，特別是晚近超人類主義者所推崇的以下主張——我們“應當”充分開發(fā)和運用一切人類增強技術以打造“更好的人”（Better Humans）！這一價值主張構成了隱含在各種增強計劃中的深層動機和潛在意圖。
“更好的人”這個說法看似簡單，實際上包含了各類人類增強計劃中最核心的兩個關鍵詞——“更好”（“增強”）和“人”。豪斯凱勒的核心關切正是此類增強計劃對“人”和“增強”所做的可疑“聯(lián)姻”。在他看來，這種聯(lián)姻的背后隱含了一種他和桑德爾等學者所說的“普羅米修斯式的雄心壯志”，即寄希望于科技發(fā)展來“掌控一切”，從而實現人類整體的一種“更好”的存在方式。而豪斯凱勒在這本書里要告訴我們的正是，這種關于人類增強的思想方案和美好圖景實際上是成問題的，其根本問題就隱藏在增強計劃對“更好”和“人”的理解之中。由此看來，全書最核心的章節(jié)當屬第十章和第五章，因為它們正好對應著“更好”和“人”這兩大關鍵詞。簡言之，第十章從整體上批判性地反思了人類增強方案追求“更好”這一目標的優(yōu)劣得失，第五章則對超人類主義者對“人”的根本預設提出質疑。
先看各類增強技術方案對“人”的理解。在這些方案中，有一類對人的理解表現得最為突出也最為激進，那就是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顧名思義，超人類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打造“超人類”（transhuman）。按照博斯特洛姆（Nick Bostrom）的界定，所謂超人類，就是“至少有一種通用的核心能力極大地超出當前任何人類在不借助新技術手段的前提下所能達到的最大值的存在”（22-23頁）。換言之，超人類就是比目前所有人都要“好”太多的人類。
超人類主義者對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凱斯（Leon Kass）等對增強技術持批判態(tài)度或保留意見的學者的一個常見批評，就是認為后者之所以不贊成增強技術，是因為他們相信人類內在有一些自然天性（nature）對“人之為人”而言是本質性的，因而人不僅應珍視這些天性，而且有責任保留跟這些天性相關的一切。這跟超人類主義者對于掌控的態(tài)度以及隨自己心意重塑自然的“普羅米修斯式的雄心壯志”形成了鮮明對照。超人類主義者之所以認為我們可以隨己心意去改造自然以打造更好的人，一個重要的理據正是他們并不認為人身上有何特性（自然天性）可視為“人之為人”的本質，因而也并不認為有何特性是人“應該”且“有責任”加以維護的。相反，在超人類主義者看來，“自然束縛著我們：為我們的渴求設定了邊界。簡言之，自然是敵非友?！保?8頁）
但是，豪斯凱勒敏銳地意識到，超人類主義者對“人”的理解實質上存在某種不一致。因為當超人類主義者為自己的激進方案提供辯護時，他們也同樣訴諸了自然天性的概念，只不過他們的理解不同于他們的對手而已。假如我們問超人類主義者，為什么認為人應該努力追求“激進的自我變革”？他們的回答往往相當于在說“這是我們的天性，我們應忠于自己的天性”（79頁）。如著名的超人類主義者馬克斯·莫爾（Max More）認為，如果我們不能不斷前進，就是“對內在于生命和意識中的那股原動力的背叛”（79頁）；另一位超人類主義者朱利安·薩烏列斯庫（Julian Savulescu）則聲稱：“選擇變得更好，實乃人之天性”（80頁）。這些都并非純粹描述性的表達，而是跟桑德爾、福山等人類似，表達了他們對人類天性的某種規(guī)范性論斷，只不過指向相反的方向，即：如果我們要忠于自身，要成為“真正的人”，我們就必須“贊同、捍衛(wèi)、促進”和“使用”“一切通用的、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增強技術”（81頁）。
換言之，超人類主義者并非不對人性作任何預設，他們只是預設了一套跟傳統(tǒng)或其對手很不一樣的人性概念，并將之體現在“超人類”的理想圖景中。豪斯凱勒甚至認為：“一切激進的人類增強的擁護者都含蓄地訴諸人性概念”（85頁）。因此，超人類主義者在對人的理解上多少有點言行不一。他們一方面否認人是一種擁有自然天性的存在，或認為就算這種天性存在，也沒有任何規(guī)范性意義可言；但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卻頻繁倚賴某種對人性的含蓄理解以把握人類繁榮的觀念，并主張我們有促成這一觀念的道德責任”（87頁）。
在豪斯凱勒看來，超人類主義者最根本的問題并不是他們設想的各種技術前景過于超前以至于無法實現，而是在于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主張的“超人類”概念中所預設的人性概念依然跟其對手一樣，也是一種規(guī)范性的價值主張，從而以為自身立場“天然地”占據著某種優(yōu)越地位。實際上，若真不預設任何人性概念，也不存在一套關于人“應是何存在”又“應如何存在”的規(guī)范性主張，超人類主義者就不可能有任何客觀的理據可據以判定何種變化或提升才“更人性”，因而對人本身也“更好”。
桑德爾著《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zhàn)》
至于另一個關鍵詞“更好”也不見得更好把握。豪斯凱勒在第十章對此做了精彩而深入的探討。他同意桑德爾在《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zhàn)》（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中的主張——我們并非自身命運和稟賦的真正“作者”，因而并不天然地對這一切享有完全的處置權。進而，他還對桑德爾的“禮物”（gift）概念和單純的“被給予之物”的差異做出了辨析。豪斯凱勒認為，“任何實際上在我們身上所發(fā)生的好事，都會被體驗為是一種禮物”（170頁）。雖然禮物都是被給予的，但并非所有被給予之物皆可冠以“禮物”之名。豪斯凱勒對禮物概念的刻畫涉及多個角度，其中最切要的是以下兩點：首先，禮物不只是“被給予”之物，它還作為一種善給到我們（168頁）；其次，“禮物是無法要求而來的，也無法由習得或賺取而獲得”，更重要的，它也并非“一個人原本就應得或配得的”。據此，一旦我們生命中獲得了某種天賦之禮物，對此心懷感恩并予以回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169頁）。
但是，人類增強技術的強勢介入，將破壞我們身上的這一“禮物”之維。如前所說，人類增強的擁護者不僅希望借助技術掌控一切，還堅信我們能利用這些技術讓人自身不斷變得更好。桑德爾將這類對技術追求的理解視為一種“能動性的僭越使用”（Hyperagency），即“一種對包括人性在內的自然天性加以重塑的普羅米修斯式的雄心壯志，以此讓自然天性服務于我們的目的并滿足我們的欲求”（164頁）。豪斯凱勒指出，正是這樣一種對“更好”的技術追求將消解人類自身稟賦的“禮物”維度，進而也讓我們失去了對自身“天賦特質”（giftedness）的感受力和感恩之心。這樣一種僭越之舉使得增強計劃的堅定支持者不再將人身上的稟賦以及由此而來的個人命運視作具有內在之善的“禮物”，反倒成了永遠有待攻克的“課題”。這一轉變所帶來的影響是隱微而深遠的：“失去了對天賦特質的感受力，我們并不會變壞；但我們會變得貧乏；我們會失去一些很重要、甚至對于過一種美好的人類生活來說本質性的東西。”（180頁）
豪斯凱勒指出，讓人類“變得貧乏”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對“更好”的無止境追求會導致人自身價值的“概念貶值”：
在此，被給予我們之物，其價值被視作是一種康德意義上的絕對價值，也就是說，一種不允許用于比較的價值。它并不只是因為更好缺席了，或跟更差的相比才成其為好。倒不如說，它本身就是好的，絕對的好。更好之所以是好的敵人，是因為當好跟“更好”相對峙，這個好就會改變其面貌，變成了“更差”才再度出場。當視線集中在我們有可能獲得的更好時，我們往往就會忘記我們已經擁有之物的好。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概念上的貶值。（175-176頁）
顯然，這里的“被給予我們之物”主要特指作為“禮物”而“實際上在我們身上所發(fā)生的好事”。各類增強方案對“更好”的追求之所以會引發(fā)人的概念貶值，是因為這類方案通常隱含一種技術“幻覺”，即堅信對“更好”的技術追求最終必定能讓人完全掌控一切“被給予”之物。然而，當我們的視線不斷從當下事物轉向可能出現的更好之物時，當下事物中一切的好都會不自覺地轉變?yōu)閮H僅是“相對的好”，即僅相對于此前“沒那么好”而言的好；進而，相對于未來的更好，這樣的好也會立刻變得“沒那么好”（即比未來的好要更差）。換言之，一切的好和更好都是在相對性的比較中方能安立。隨之而來的另一個重要后果則是，我們會認為一切的好和更好都是人類能夠獲得也應當獲得的。于是，人原本對給到自身的一切福祉（如自然稟賦和生命中的大小“確幸”）所懷有的感恩之心和回報之情也很可能隨之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那種力求掌控一切、改變一切的普羅米修斯式的野心——或說僭越。豪斯凱勒認為，這一轉變甚至會摧毀我們每個人與所在的共同體和世界之間的“一體感”，從而讓人在宇宙中變得愈發(fā)孤獨（第十章）。因此，這一技術視線上的轉向看似輕描淡寫，但影響卻極其深遠甚至不可逆轉。
由此反觀“更好的人”這一觀念，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豪斯凱勒在結語部分對人類增強方案所作的總體評價了：
這個方案的主要問題并非人類增強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而是在于，我們對于人類增強實際上到底包含什么缺乏清晰的了解，同時我們并沒有意識到我們的這種缺乏。如果我們將人類增強理解為對人之為人的增強，這樣一種人類增強是不存在的?！瓘倪壿嫷囊饬x看，人類增強并不存在。（185-186頁）
行文至此，我不禁聯(lián)想起影片《海上鋼琴師》中的著名片段。在影片末尾，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那艘豪華巨輪的男主角，在船已廢棄并即將被炸毀之際，向曾在船上一同演出過的小提琴手說出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
你知道，鋼琴只有八十八個鍵，隨便什么琴都一樣。它們不是無限的。你才是無限的！在琴鍵上制作出的音樂是無限的！……然而，如果琴鍵是無限的，那么那架琴上就再沒有你能彈奏的音樂。你坐錯了地方，那是上帝的鋼琴。
這番點睛之筆向我們呈現了一個與人性（或許也與現代性）有關的深刻隱喻：人自身的確充滿無限的可能，但這種內在于人的無限只有在彈奏“有限的”琴鍵時才有可能實現。
電影《海上鋼琴師》劇照
在我看來，這個隱喻跟豪斯凱勒對增強計劃的批評頗有共通之處。當技術向善論者極力主張，對“更好”的不斷追求將開啟人與技術之間更加豐富的可能性道路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開啟是以對人與自然的單向度理解為代價的。本書給我的重要啟發(fā)正是：僅從相對的好出發(fā)不斷追求技術上可能出現的“更好”，我們永遠不可能達成人本身的內在之善；相反，它很可能導致人對自身內在之善的“失落”。但在我看來，恰恰是這種內在之善，構成了人通往“無限”之所托。由此視角觀之，我們可以說，以對“更好”的技術追求為目標，“止于至善”將不再可能。當超人類主義者力求將人置于仿佛“沒有盡頭”的技術迭代中時，人就像被拋擲到了一架琴鍵無限延伸的鋼琴之上，但那是“上帝的鋼琴”！很有可能，人在其上不僅再也找不到能彈奏的曲目，更會失落那原本讓自身與宇宙之實在相貫通的無限性道路！就此而言，人類增強技術所帶來的“更好”并不等同于人本身的好（善），它甚至會成為后一種好（善）的對立面——“更好”的確是好（善）的敵人！
不過，作者批判人類增強的核心觀點與理論依據雖集中體現在第5、10兩章，但并不意味著其他章節(jié)無足輕重。事實上，書中各章均不乏精彩洞見。以第6章為例，作者對“永生主義謬誤”（Immortalist Fallacy）和死亡的層層剖析就極具啟發(fā)，能促使讀者重新審視“永生即善”“死亡即惡”等看似自明的固有認知。為保留閱讀的思想樂趣，本文僅拋磚引玉，不再深入細節(jié)繼續(xù)“劇透”。讀者朋友只要把握了作者對上述兩個關鍵詞的理解，就相當于把握了理解全書的關竅和鑰匙，當能自行探尋書中意趣，曲徑通幽。
最后，讓我們回到開篇的那個追問?；蛟S單就技術而言，追求“更好”并沒有錯，但技術議題并非單純的技術問題，亦不應僅從技術的對錯來考量。隱喻地講，即便技術真能讓人擁有通往一切可能性的“方向盤”，卻也有可能會讓人失去“目的地”?；蛘呓栌泌w汀陽的說法，“技術升級”并不必定導致人的“存在升級”（趙汀陽：《人工智能的神話或悲歌》，商務印書館，2022年，70頁），而后者正是哲學的領地。
因此，對增強計劃的思想追問本質上是存在論和倫理學的，最終涉及我們對“人是什么”和“什么才是人‘應當’過的美好生活”的根本理解（這里的“倫理學”是寬泛意義上的。正如豪斯凱勒在官網的自述中所言：“大多數人可能會給我貼上倫理學家的標簽，但這只在非常寬泛的意義上成立。我對于弄清楚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什么允許、什么不允許，并不十分感興趣。在我看來，當人們爭論這些問題時，他們實際上是在爭論別的東西，即我們想成為什么樣的人以及我們想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中?！保?，故答案絕非不言而喻。該書的一個貢獻正是讓我們意識到其間問題的復雜與吊詭：任何增強技術，都隱含對人的規(guī)范性理解和對人類生活的價值主張，故我們無法獨立于人的應然來評判增強技術的實然與或然。豪斯凱勒以娓娓道來的文風引導我們在技術“狂飆突進”的喧囂中重新冷靜地審視“人類增強”這一核心觀念的諸多可疑之處，讓我們看到了以追求“更好”為終極旨歸的這一整套方案背后的隱憂和挑戰(zhàn)。在我看來，本書至少有說服力地向讀者表明，對技術的追問本身并不應拘囿于技術的領域，它本質上是一個要求我們不斷回到“人”這個思考原點，并向技術和人存在的一切可能性前提開放的哲學“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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