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普遍認知中，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際，我們確定以“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然而，在一些黨史和新中國史的著述中卻存在著不同的表述。例如，2006年10月4日，《人民日報》第2版刊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歌、國徽的確定（上）》一文說，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的四個決議案”，“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_定了國旗圖案離開國大典僅三天，首都人民連續(xù)三天突擊趕制了無數(shù)面五星紅旗。其中有一幅特制的大國旗，就是開國大典上毛主席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鄙弦痪渲v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可下一句卻講“五星紅旗”，前后相接的兩句說法不同而未加解釋，不免令人心生疑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究竟該稱作“紅地五星旗”還是“五星紅旗”？
學界已有人注意到這一現(xiàn)象。有學者認為，“紅地五星旗”最早見諸1949年9月27日“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團提交大會討論的關于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四個決議草案》”，而1950年以《四個決議案》為標題公開發(fā)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紀念刊》中再次使用了這一名稱，即“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并且1983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新華社重新發(fā)表一屆全國政協(xié)關于國旗的決議和新華社關于國旗圖案意義的答讀者問》中寫道：“重新發(fā)表的決議所根據(jù)的是1950年《政協(xié)紀念刊》上的《四個決議案》”，“‘紅地五星旗’的錯誤被許多權威史書和教材、網(wǎng)站沿用，以訛傳訛延續(xù)了20多年，其源蓋出于此”。還有學者根據(jù)會議記錄，認為是在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將“紅地五星旗”改為“五星紅旗”的，但沒有給出更詳細的解釋。事實上，以上講法均有值得商榷之處。本文擬根據(jù)檔案文獻資料、口述回憶史料和音像史料，考證新中國成立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名稱方案的演變歷程。
從“復字第三十二號”到“紅地五星旗”
就目前資料所見，“紅地五星旗”最早出現(xiàn)于1949年9月27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關于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四個決議草案》（以下簡稱《四個決議草案》）手稿，后排印成為提交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四個決議草案》，并于同日經(jīng)會議通過。
關于國旗的確立過程，盡管已有不少文章從不同方案的設計、變化等方面加以介紹，但為了說明“紅地五星旗”之名的由來，還是有必要從名稱演變的角度再簡明敘述其過程。
1949年6月，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以下簡稱新政協(xié)籌備會）在北平（今北京）舉行，準備建立新中國。新政協(xié)籌備會下設的第六小組，“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第六小組組長為馬敘倫，副組長為葉劍英、沈雁冰，成員有張奚若、田漢、馬寅初等13人，秘書為彭光涵。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正式開幕后，又成立了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方案審查委員會），仍由馬敘倫任召集人，彭光涵任秘書。
1949年7月4日下午，第六小組第一次小組會議召開。經(jīng)過郭沫若等人起草、周恩來審改和毛澤東、朱德、李濟深等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委同意后，形成《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啟事》（以下簡稱《啟事》），自7月13日起在《人民日報》《天津日報》《新民報》等各大報紙刊登?！秵⑹隆芬?，國旗設計稿應注意四點，其中第四點為“色彩以紅色為主，可用其他配色”。這一要求就決定了新國旗的底色，也影響了“紅地”或“紅旗”的說法。
在上海的曾聯(lián)松看到了這則啟事后，以紅色為底色，將一顆綴著斧頭鐮刀的“黃金色巨型五角星”和“四顆黃金色的中型五角星”置于畫面左上角，設計了國旗的圖案。不過，當時曾聯(lián)松并未命名這面旗幟，而是稱呼其為“國旗”。但從他手書的“國旗的意義”和“國旗的制法”中，可以窺見“紅地五星旗”之名的由來。在“國旗的意義”中，曾聯(lián)松表示，整個圖案為“中國國旗為紅地，上綴黃金色的、帶有斧頭鐮刀的、光明的巨型五角星一顆及黃金色的燦爛的中型五角星四顆”。在“國旗的制法”中，曾聯(lián)松又強調：“旗面為紅地”，“五顆五角星均為黃金色”?？梢钥闯?，對于這面旗幟的標志性元素，曾聯(lián)松主要強調了“紅地”“五角星”和“黃金色”。換言之，雖然“紅地五星旗”之名還沒有正式形成，但早已暗含在設計方案的說明之中。
1949年8月11日，第六小組辦公室收到了曾聯(lián)松寄來的應征國旗設計稿，當時收文編號為“第1232號”。14日，第六小組整理所收應征稿件，重新將曾聯(lián)松作品登記為“1305號”，并未予命名。經(jīng)討論后，該旗入選第六小組送呈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委會討論的方案，可能被列為“初二十號”。由于意見很不統(tǒng)一，為了廣泛征求意見，周恩來指示第六小組，“把選出的幾十幅圖案按類型編成一冊，每幅圖案編號但不寫作者姓名分別送給各委員審閱、挑選”。9月17日，新政協(xié)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將相關工作移交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22日，原第六小組選印38幅國旗圖案為《國旗圖案參考資料》的小冊子，分別編為“復字第一號”至“復字第三十八號”，但附上了設計者姓名。其中，曾聯(lián)松設計稿再次入選，但被刪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鐮刀斧頭，對文字說明也進行了調整。至此，曾聯(lián)松設計稿才有了一個最明確的代號——“復字第三十二號”。
1949年9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代表分成11小組，對國旗圖案、國都、紀年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但分歧較大。為了解決問題，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關于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問題協(xié)商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周恩來、郭沫若、茅盾、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等”。正是這次座談會深刻地影響了最終的國旗圖案，而此次座談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五星紅旗”之名最早出現(xiàn)的時刻。
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xié)商會座談會主要發(fā)言摘錄（1949年9月25日）
對于這次座談會，2009年10月，《黨的文獻》曾刊發(fā)《毛澤東在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和國都問題時的發(fā)言（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會上說：“我們這個五星紅旗圖案表現(xiàn)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F(xiàn)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xiàn)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由于這一文獻標注為“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且“按原貌刊印”，加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也是一樣的記載，這容易讓人認為，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五星紅旗”這一名稱。
不過，根據(jù)中央檔案館公布的座談會發(fā)言記錄稿影印件，這段話其實是這樣的：“因此我們這個圖案（毛主席拿著五星紅旗指著說）表現(xiàn)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F(xiàn)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xiàn)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边@里最關鍵的區(qū)別是，講話記錄稿手稿中，“五星紅旗”是會議記錄者彭光涵用括號加上去的描述，而不是毛澤東親口說出“五星紅旗”。換言之，毛澤東應該說的是“我們這個圖案”，而不是“我們這個五星紅旗圖案”。值得注意的是，手稿明確標注“本稿未經(jīng)出席人校過”。因此，亦不宜作為毛澤東在此時說過“五星紅旗”的確實證據(jù)。
從這份檔案中，還有一些間接證據(jù)可以說明問題。在毛澤東講完后，大家鼓掌表示完全贊同。陳嘉庚發(fā)言表示：“我從東北回來就很關心國旗問題，我完全贊同毛主席所講的第三十二圖案。”梁思成同樣表示贊成：“我覺得第三十二圖很好”。隨后，彭光涵用括號記載了在場的情況：“（其他人一致發(fā)言贊同第三十二圖為國旗圖樣并一致鼓掌通過。）”從常理考慮，假如毛澤東曾將之稱為“五星紅旗”，其他發(fā)言人恐怕不會還將之稱為“第三十二圖”（即“復字第三十二號”），而彭光涵在記錄其他人的表態(tài)時，也沒有使用“五星紅旗”之說。黃炎培在座談會上也發(fā)表了不少意見，當日，他在日記中記載道：“夜，在毛主席住處（頤年堂）小組討論：1.國旗，決定照毛主席提出的圖式”，同樣未記錄“五星紅旗”之名，但記錄了國歌“決暫用田漢作歌、聶耳作曲義勇軍進行曲”。以黃炎培日記之細，倘若當夜毛澤東語及“五星紅旗”，應不會漏掉不記。
1949年9月26日，方案審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上，召集人馬敘倫傳達了前晚座談會上毛澤東的意見?！俺K靜、簡玉階未表示意見外其余各代表皆同意采取復字第三十二圖”。宋云彬、江渭清、藍公武、李書城、田漢、嵇文甫、李克農(nóng)、徐悲鴻、李律光，諸代表發(fā)表意見綜合如下：“九月廿三日，舉行分組討論時，大部分代表因受第六小組所發(fā)的意見表影響，使大家的意見都被集中到討論復字第三、第四兩幅圖樣，以致各代表意見不能充分表達?，F(xiàn)經(jīng)主席解釋后，同意采取復字第三十二號。因該圖莊嚴、美觀、簡潔、易制，且又合乎所征求之條件，故同意采取復字第三十二號圖案?！笨梢?，此時候選國旗圖案仍被稱之為“復字第三十二號”，而非“五星紅旗”。倘若前一日毛澤東真的提出“五星紅旗”之名，很難想象馬敘倫以及當時在場的陳嘉庚、梁思成、田漢、徐悲鴻等人會置之不理，而仍將其稱之為“復字第三十二號”。
1949年9月26日，方案審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形成報告，刊登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刊》第7期上，以供全體代表審閱。經(jīng)方案審查委員會決定，關于國旗“擬采用國旗圖案參考資料第三十二號圖”，并附上了圖案，標注為“復選第三十二號圖（紅地黃星）”。至此，盡管該圖案的正式代號雖然是“復選第三十二號圖”，但“紅地五星旗”的名稱已經(jīng)呼之欲出。之所以會刊是“黃星”而不是“五星”，可能是由于該報告為黑白印刷，不似彩色印刷的《國旗圖案參考資料》那樣一目了然，因此，為了方便代表了解情況而加以注解。嚴格說來，“紅地黃星”不是旗的名字，而是一種說明文字。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繼續(xù)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關于國都、紀年、國歌和國旗的四個決議案。大會通過前兩個文件后，馬敘倫代表方案審查委員會向大會報告方案形成經(jīng)過，并提交了《四個決議草案》。中央檔案館現(xiàn)存這一草案的手稿。原稿由鉛筆寫成，經(jīng)過毛澤東親筆審改后，排印提交大會。原手稿中寫道：“四、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議：國旗為紅地五星旗?！敝链耍凹t地五星旗”的名稱終于正式出現(xiàn)。毛澤東將“國旗為紅地五星旗”劃去，改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使其表述更加嚴謹。在鉛筆字手稿中，這句話之后還有一長串文字，由于被毛澤東用毛筆劃去，字跡難以一一辨認，但依稀可辨出是關于國旗圖案的描述，毛澤東將其刪改為“紅色象征革命，五顆黃星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毛澤東還修改了國旗制法的部分表述，并添上了《四個決議草案》的大標題。
毛澤東修改四個決議案草案手稿（1949年9月27日）
根據(jù)毛澤東的修改，形成了最終提交大會的《四個決議草案》排印本，相關文字完整表述為：“四、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紅色象征革命，五顆黃星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這里將原本報告中的“復選第三十二號圖（紅地黃星）”正式命名為“紅地五星旗”，而在后面的象征說明中具體解釋“五星”為“五顆黃星”。盡管我們不知道《四個決議草案》的鉛筆稿起草人是誰，但以毛澤東為“紅地五星旗”之名的定稿者，應該是可以成立。
圍繞這個草案，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四個決議案》，但最終表述與草案有所不同，刪去了“紅色象征革命，五顆黃星”幾個字。關于國旗的條文表述為：“四、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本瓦@樣，“紅地五星旗”成為新中國國旗的名稱。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第六天會議記錄（1949年9月27日）
“五星紅旗”之名的誕生
上文簡要敘述了“紅地五星旗”一名的由來，問題是，草案與正式通過的決議案上的“紅地五星旗”，是怎么變成“五星紅旗”的？從現(xiàn)有材料看，“五星紅旗”最有可能出自當日主持會議的大會執(zhí)行主席周恩來之口，主要依據(jù)是以下兩則史料。
第一則史料是文字材料，即9月27日大會的原始記錄稿。現(xiàn)存檔案中，有一份《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第六天大會記錄》（以下簡稱《第六天大會記錄》），簡要記載了大會的過程。會議記錄顯示，大會程序第三部分為“討論和通過議案”，其中第六項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即記錄者原本寫了一個“紅”字，隨即用兩道短斜杠劃去。
這一細節(jié)已為學者所注意：“當天會議簡要記錄稿如此記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隨即將‘紅’字劃去，改為‘五星紅旗’四字。此記錄理應顯示：在報告大會通過國旗草案時，就提出了‘五星紅旗’的名稱，改筆痕跡表明，執(zhí)筆者原是按照會議材料習慣性地將通過的國旗寫成‘紅地五星旗’的，聽到有了新的說法，這才改筆照錄?！彼^“會議材料”，應即參會代表手中寫有“紅地五星旗”的《四個決議草案》，看來，在大會現(xiàn)場中出現(xiàn)了“五星紅旗”的說法，應該是站得住腳的。
然而，記錄者“聽到有了新的說法”是什么時候呢？是大會討論過程中代表提出來的嗎？新華社電訊稱：“上述各議案的草案在會前都經(jīng)過了參加人民政協(xié)的各單位周密協(xié)商，大會進行期間又組織了專門委員會廣泛收集意見，審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會的討論，大部分的發(fā)言都是屬于個別文字上的修改。每一個議案的通過，都引起全場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又有報道稱，當周恩來“開始宣讀關于國都國旗四個決議草案時，臺下一片掌聲，這意思是說不必再經(jīng)過討論了，已經(jīng)都十分同意的了”，“僅十余分鐘內在歡呼聲中一致通過”，“光就國旗名稱上，略有討論，決定改紅地五星旗稱為五星紅旗”。
現(xiàn)存檔案中，《第六天大會記錄》之后附有一份《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第六天大會討論和通過議案項中各代表之發(fā)言記錄》（以下簡稱《代表發(fā)言記錄》）。《代表發(fā)言記錄》與《第六天大會記錄》筆跡相同，應同樣為現(xiàn)場記錄，因而較為詳細且真實地反映了會議討論過程中各代表意見情況。
關于國旗部分，記錄有邵力子、梁思成、李燭塵、章元善、馬健翎、田漢、周士觀等人的意見。正如新華社報道所言：“大部分的發(fā)言都是屬于個別文字上的修改”，如邵力子提議“把國旗制法說明中‘小星’之‘小’字統(tǒng)刪去”，章元善提議“把‘小星’二字可統(tǒng)改為‘小五角星’”等，且章元善的提案得到“全體鼓掌通過”。但其中也有代表對圖案提出顛覆性意見的，如李燭塵即提議“把小星統(tǒng)不要，只要一顆大星做為國旗”。
可見，小到“小星”這樣的文字修改，大到國旗圖案的設計變更，都得到了會議記錄的忠實記載。因此，筆者認為，假如在討論過程中有代表提出將《四個決議草案》中的“紅地五星旗”改為“五星紅旗”這樣重大的修改，理應也被記錄在案。但檢視這份《代表發(fā)言記錄》，卻并未發(fā)現(xiàn)相關內容。換言之，代表對“紅地五星旗”之名提出異議一事，目前證據(jù)不足。
那么，如果“五星紅旗”不是在大會討論時由代表提出的，是不是還有一種可能，即周恩來在宣布決議案通過之時提出的。這一猜想可以得到第二則即音像史料的驗證。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是當時人民心目中的“整個世紀中的一件大事情”，甚至是“整個人類歷史中的一件大事情”。為此，中央派出了新聞攝影團隊加以記錄，同時，北京新華廣播電臺也做了多場錄音，其中就包括“第六天會場實況錄音”。
2021年播出的大型文獻專題片《敢教日月?lián)Q新天》第六集建國大業(yè)中，使用了周恩來宣布決議案通過時的寶貴錄音資料。周恩來說：“通過義勇軍進行軍（口誤——筆者注）為我們現(xiàn)在的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在北平。今天啊，把北平還改為原來的名稱北京。”
周恩來的講話錄音是研究“五星紅旗”名稱問題的關鍵線索，其中有兩個細節(jié)值得注意：
其一，他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稱之為“五星紅旗”，這是當前能找到最早公開提及“五星紅旗”的材料。
其二，或許是周恩來當日內心過于激動，從錄音中可以清晰地聽到，他將“義勇軍進行曲”誤稱為“義勇軍進行軍”。而《第六天大會記錄》中，記錄者忠實地記錄下這個口誤，將其記為“通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軍為國歌”。而且，他并未如聽到“五星紅旗”一樣，當場進行修改。手稿上留下了將“進行軍”之“軍”字更改為“曲”字的鉛筆筆跡，這應是后來核查記錄時才發(fā)現(xiàn)修改的。
正所謂孤證不立，這些細節(jié)說明，記錄者是如實記錄會場發(fā)言的，連周恩來的口誤都照記。同時，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周恩來在宣布通過國旗為五星紅旗時，記錄者雖然感到意外，但很快加以修正，在會議記錄上忠實地留下了“五星紅旗”。
至此，可以根據(jù)上述史料大致推演當日大會情形。9月27日大會上，與會代表收到了印刷版《四個決議草案》，其中，國旗一案表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紅色象征革命，五顆黃星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并附有“國旗制法”。與會代表各抒己見，有的意見“全體鼓掌通過”，有的意見“無附議者”，而有的意見因為在此前小組討論中已再三討論過，由發(fā)言人“撤銷本人意見”。最終，周恩來“逐項將主席團常委會提出之四個決議的草案提付大會表決，結果皆予通過”。
而周恩來在宣布時，并未嚴格按照《四個決議草案》原文，而是口頭表述了四個決議案，其中將原草案中的“紅地五星旗”稱之為“五星紅旗”。這是“五星紅旗”第一次出現(xiàn)在正式的、公開的場合，隨著9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發(fā)新華社電訊，“五星紅旗”之名自此世人皆知。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舉行閉幕會，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由毛澤東親筆起草的《宣言》在總結這次大會的成果時，指出：“我們的會議齊心一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再次明確新中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展示的新中國第一面國旗
結語
根據(jù)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大致能夠推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名稱的形成經(jīng)過。1949年9月22日，原第六小組選印38幅國旗圖案列入《國旗圖案參考資料》，曾聯(lián)松設計稿被命名為“復字第三十二號”。25日晚，在毛澤東召集的會議上，毛澤東等人主張選擇“復字第三十二號”為新中國的國旗，但并未稱之為“五星紅旗”。不過，彭光涵在會議記錄中將其稱為“五星紅旗”，只是這一說法僅僅停留在會議記錄的描述中。27日，經(jīng)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決議案草案將候選國旗稱之為“紅地五星旗”，并排印以供代表討論表決。隨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表決通過，相關決議案文本為：“四、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钡芏鱽碓谥袊嗣裾螀f(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大會上宣布決議通過時，稱之為“五星紅旗”。同日，新華社電訊在報道此事時說：“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28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發(fā)了這則電訊。29日，毛澤東在起草《宣言》時，又接受了周恩來的說法，肯定了“五星紅旗”的用法?！拔逍羌t旗”之名隨之深入人心。
“五星紅旗”之名自此即成為人們心目中新中國國旗最恰當?shù)拿Q。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第一百零四條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五星紅旗?！薄拔逍羌t旗”之名從此入憲，并在此后歷次修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等法律中得到確認。這說明，“五星紅旗”之名深入人心，在法制化制度化的層面彰顯了國旗的重大意義。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征和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第二十一條規(guī)定：“國旗應當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中小學應當教育學生了解國旗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守國旗升掛使用規(guī)范和升旗儀式禮儀。新聞媒體應當積極宣傳國旗知識，引導公民和組織正確使用國旗及其圖案?！睆倪@個意義上講，研究和宣傳新中國國旗名稱的來龍去脈，有助于培育和增進人民群眾對中華民族和新中國的情感，傳承民族精神、增強國家觀念。
（本文首發(fā)于《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2期，作者章舜粵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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