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走出去，去成為真正的人

2025年9月24日是知名劇作家曹禺115歲誕辰。曹禺擅長在一個封閉的環(huán)境之中，將狂風暴雨寫到極致?！独子辍啡绱耍侗本┤恕芬踩绱?。與《雷雨》最終誰也沒走出那陰冷孤寂的周家不同，《北京人》寫的是一則走出去的故事：那是更強烈的一場新舊沖突，發(fā)生在老北京的一座吃人的老宅里。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

何為“北京人”？

《北京人》這個劇本最核心的象征體系，就是“北京人”這個標題的三重意涵：它們層層遞進，從現(xiàn)實到象征，構(gòu)建了整個故事的悲劇內(nèi)核。

第一重含義，便是這個走不出的庭院——曾家。曹禺通過精細的環(huán)境描寫、人物的語言習慣和行為方式，精準地刻畫了一個正在走向沒落的北京封建士大夫家庭。他們是過去的囚徒：曾皓老爺子活在對過去的幻想中，靠著“想當年”的輝煌來自我麻痹。他身上凝聚了舊式文人的所有迂腐、自私和虛偽。而無論是懦弱無能、渴望自由卻不敢掙脫的長子曾文清，還是壓抑自己情感、恪守婦道的愫方，他們都被無形的封建家庭倫理牢牢捆綁，生命力在日復一日的消磨中枯萎。他們是地理意義上的“北京人”，也自詡為有文化、有門第的“上等人”，但實際上，他們的精神世界已經(jīng)僵化、腐朽，如同失去了生命力的化石。

“北京人”的第二重含義，就是“闖入”到曾家居住的袁家父女。袁任敢，這位人類學家，研究的是幾十萬年前的“北京人”頭骨。他和他的女兒常常一起玩耍，稱呼自己為“老猴”，女兒為“小猴”，稱曾家人為“耗子”。遠古的“北京人”，實際上代表的是最新的思想，是科學、理性和對人類本源的探索：袁任敢通過研究最古老的人類，反而連接到了最有生命力的東西——這與曾家所代表的、沉溺于幾十年或上百年前家族虛榮的封建文化形成了鮮明對比。曾家，固守著更近一點的“過去”，卻離人的本性越來越遠。

袁家父女帶有很強的“功能性”：他們是那面照出了曾家人的僵化、腐朽和“非人”狀態(tài)的鏡子。如果說曾家是一個密不透風的古墓，那袁家父女就是考古隊鑿開的一個小孔，既讓外面的人看清了里面的腐朽，也加速了整個結(jié)構(gòu)的崩塌。他們在無意中，一次次地沖擊著曾家的舊規(guī)則。比如他們與神秘“北京人”的親近，最終引出了“北京人”打破門鎖，對曾家物理和心理上的禁錮進行了最強力的破壞。

北京人的第三重含義，又指向具體的人，又有點“表現(xiàn)主義”的色彩。在人物介紹里，一個帶雙引號的“北京人”赫然在列，寫的是“在袁任敢學術(shù)察勘隊里一個修理卡車的巨人”。他像“弗蘭肯斯坦”，一個在一群人類中的怪物，高大、恐怖，不會說話。但是他在曾家遇到討債危機時打跑了要債人，保護了曾家；又在結(jié)尾，曾思懿怕曾瑞貞逃跑，鎖住了曾家的門時，開口說出了話，并將那道象征著禁錮的門狠狠打破。這個“北京人”的出現(xiàn)非常魔幻，他也讓觀者思考：所謂的“文明”究竟是什么？是曾家這種充滿了繁文縟節(jié)、虛偽禮教，但卻扼殺人性的“文明”嗎？還是那個不通言語、渾身毛發(fā)，但卻擁有最蓬勃生命力的“原始人”所呈現(xiàn)出的狀態(tài)？

曹禺通過這三層含義的交織，講述了一個關(guān)于“人被異化”的悲劇。曾家的每個人，都曾經(jīng)是活生生的人，但在家庭這個牢籠里，他們慢慢變成了非人、變成了“活化石”。而袁家父女、怪異的“北京人”，最終促成了這個家庭的徹底崩潰。

 《北京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十月文化，2018年2月版

“大耗子生小耗子”

《北京人》中前后有兩個懷孕的女人，一個是曾瑞貞，曾家最年輕的孫媳婦；一個是曾思懿，整部劇里存在感最高的“大太太”，曾瑞貞的婆婆。

新生命的誕生并不被慶祝，反而幾乎成了詛咒。曾霆、瑞貞夫妻二人并不相愛：曾霆愛著袁家的女兒袁圓。那是一種少年式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把所有對新生活的渴望都投射在了“娶袁圓”這個念頭上。然而，他的妻子瑞貞懷孕的消息，如同一盆冰水，將他瞬間澆醒，讓他明白：他自己已經(jīng)被牢牢地鎖在了這個舊家庭的鎖鏈上。他已經(jīng)是一個丈夫，即將成為一個父親，他無法掙脫這個身份去追求他的“光”。和他的父親曾文清一樣，他們都是這個籠子里飛不出去的鳥。這是年輕一代悲劇的開始，也是對父輩悲劇的又一次可悲的重復。

瑞貞，作為年輕一代，她懷孕后經(jīng)歷了痛苦的掙扎，但最終，她做出了一個清晰的選擇：結(jié)束這個孩子，走出這個家庭。她主動地斬斷這個“耗子”家族代代相傳的痛苦鎖鏈。

與瑞貞不同，結(jié)尾曾思懿懷孕，則出現(xiàn)得非?；闹嚒秒[晦的方式展示了曾文清的精神與肉體的分裂。他愛愫方，恨曾思懿。但他和曾思懿創(chuàng)造了新的生命：它幾乎是在一種無意識的、麻木的狀態(tài)下發(fā)生的。它不是愛情的結(jié)晶，甚至不是欲望的結(jié)果，它更像是一種生物性的、不帶任何精神屬性的繁衍。

曾文清和曾霆，他們的內(nèi)心或許向往著純潔的愛情，但他們的肉體卻被困在現(xiàn)實的婚姻牢籠里，生活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地過，身體的本能和家庭的義務推著他們走。這種“麻木”，比激烈的沖突更能體現(xiàn)這個家庭對人性的扼殺。

這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和悲劇循環(huán)。覺醒的、年輕的生命選擇不再繁衍悲劇，而腐朽的、麻木的生命卻在無意識中將詛咒延續(xù)下去。哪怕瑞貞和愫方都逃走了，這個“家”的本質(zhì)——這個制造悲劇的子宮——并沒有被摧毀。只要這群人不覺醒，新的“耗子”就會源源不斷地被生出來。

留下的男人

曾文清是全劇中讓人感到“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一個人物。而這種擰巴和矛盾，恰恰就是曹禺想要刻畫的被舊時代碾碎的知識分子“廢人”形象的核心。他從一開始就說“他要走”，要離開曾家。直到結(jié)尾他真的走了又回來，我們可能都有些困惑：走了究竟是去干什么呢？但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對于曾文清來說，“走”不是一個具體的、有計劃的行動，而是一個抽象的、精神上的口號。他能清晰地認識到這個家是個“籠子”，他的父親、妻子都是精神的枷鎖，但他的全部，都來自于這個舊家庭。他除了會吟詩作賦、多愁善感、抽鴉片、評判茶怎么樣最好喝之外，沒有任何在現(xiàn)代社會謀生的能力。他是一個從未被允許長大的巨嬰。當他終于鼓起勇氣走了，結(jié)果卻是“惶惶然喪家之犬”一樣地回來。這證明了現(xiàn)實的殘酷：外面的世界不屬于他，他無法生存。“出走”這個美麗的幻想被現(xiàn)實徹底擊碎了。

他為什么“走不掉”？劇本沒有描寫他出走后的具體經(jīng)歷，只讓他回來了。這短短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正是曹禺留出的想象空間。然而不管怎么說，他終歸是走不掉的。他一生都活在父親的專制陰影下，精神上的“囚籠”讓他被抽掉了脊梁骨。他知道自己要逃離什么——這個腐朽的家。但是他又是誰？他是“曾家的長子”——這是他唯一的身份標簽。離開了這個家，他發(fā)現(xiàn)他幾乎什么都不是了。

他回來后，可能還抱著一絲幻想，以為可以回到從前，繼續(xù)和愫方在精神上相濡以沫。但愫方因為他的回歸而徹底看清了他的懦弱，理想破滅了。他發(fā)現(xiàn)，那個支撐他活下去的、把他理想化的精神支柱，也倒塌了。最把他當成“人”看的人，決定放棄他了。

自盡，是他唯一能徹底“走”掉的方式。 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將“離開”這個想法貫徹到底的行動，但這恰恰是以毀滅自己為代價的。

他的出走、回歸和自盡，是他悲劇命運的必然的軌跡。

“鴿子”意象，就是理解曾文清一生的注腳。那只被命名為“孤獨”的鴿子，就是曾文清自己。另一只飛走的鴿子，象征著一切他失去的可能性——自由、愛情、有活力的生命。曾文清是一種“向下的沉淪”。他所有的掙扎，都只是在減緩下墜的速度，而從未真正向上飛翔過。

電影《北京人》（1998）劇照

與曾文清類似的，是他妹妹曾文彩的丈夫江泰。如果說曾文清是可悲的，那江泰則更多是“可憎”的。

江泰這個人物，是曹禺筆下另一種典型的“廢人”——“清醒的懦夫”與“語言上的巨人”。他留過學，見過世面，對時局有自己的看法。他能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家所有人的問題：曾家的虛偽和腐朽，曾文清的懦弱和無能，老太爺?shù)淖运胶蛯Ｖ?。但他所有的能力，都僅限于“說”。他是一個行動上的矮子，他的失敗是向外的、充滿了怨天尤人的攻擊性。

他躲在曾家，本質(zhì)上和曾文清一樣，都是一個寄生者。但他用一種憤世嫉俗的姿態(tài)，來掩蓋自己一事無成的羞恥和寄人籬下的屈辱。

他在認知層面，尤其是在批判現(xiàn)實這個維度上清醒，但在道德或精神層面極度混亂與敗壞。他的大腦長期被酒精和憤懣占據(jù)，他對妻子的暴力，是他對自己無能狂怒的宣泄。他在外面是失敗者，在家里，他就要通過暴力來確立自己可憐的“權(quán)威”。他天天嚷嚷給房租，近乎是他維護自己臉面的最后一塊遮羞布。在賣棺材這個全家尊嚴徹底崩塌的最后關(guān)頭，他突然跳出來說“他能弄來錢”，這是他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英雄夢”：所有人都束手無策，連老太爺都放棄抵抗，江泰扮演了他一直想扮演的角色，一個能力挽狂瀾的“能人”。他需要通過這個“承諾”，向所有人證明，他不是一個只會抱怨的廢物。他拿著錢走出去的那一刻，他立刻明白：他根本弄不到錢。他曾經(jīng)的社會關(guān)系早已失效，他自己也只是一個被通緝的人。他無法面對回去承認失敗的羞辱，于是他拿起了最熟悉的武器——酒精。喝酒，是他逃避現(xiàn)實、麻痹自己的常規(guī)手段。

這個行為可以用恐怖來形容——極端自私和殘忍。他為了逃避自己的一點點羞辱，不惜將全家人最后的希望當作賭注，讓所有人在黑暗和煎熬中苦等一夜。這個夜晚，是整個曾家精神上的“凌遲”，是整部劇中頗具荒誕色彩和人性寒意的一幕：他把所有人的悲劇，變成了自己的一場鬧劇。

江泰代表了那樣一類人：讀過一點書，見過一點世面，便自以為看透了一切，從而獲得了嘲笑和鄙視所有人的資本。他們用憤世嫉俗來掩蓋自己的無能，用貶低他人來抬高自己，并將自己所有的失敗都歸咎于“時代”或“他人”。

留下的女人

留下的女人，一個是曾文清的妻子曾思懿，另一個是他的妹妹曾文彩。文彩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家庭里懦弱的可憐女人，而曾思懿則是從頭到尾的“戰(zhàn)士”。

曾思懿像王熙鳳一樣潑辣狠毒，但比王熙鳳看著要面目可憎得多：她幾乎在所有人的悲劇中都擔任了一個惡鬼一樣的角色，以霸道、強硬的姿態(tài)干預了所有的幸福。她嫉妒愫方，一開始想把她趕去嫁給袁任敢，最終話鋒一轉(zhuǎn)，又想把她納為曾文清的二房。這絕不是出于善心或妥協(xié)，而是一種精于算計的權(quán)力策略。曾思懿看得很清楚：丈夫曾文清是個離不開人照顧的“廢人”，而全家只有愫方能讓他安靜、穩(wěn)定。與其讓愫方作為一個情感上的“威脅”存在，不如把她變成一個有“名分”的高級保姆，用“二房”的身份把她徹底捆綁在這個家里，讓她一輩子為這個家、為她丈夫服務。這個提議本身就是一種居高臨下的羞辱和控制。她是在用正妻的身份，“恩準”愫方成為一個附屬品。

但她作為“當家主母”，在老太爺曾皓命懸一線之時，又是唯一一個堅持送老太爺去醫(yī)院的清醒的人——在那個全家都沉浸在封建迷信和虛假“體面”（老太爺不去醫(yī)院、不離開老宅，只要大夫上門）的迂腐觀念中的時候。

她可恨、可惡，也很難就這么簡單概括她是“可悲、可憐”的。然而這些鬧劇看下來，可以發(fā)現(xiàn)：其實悲劇也并不能說完全是她造成的。曾文清的懦弱、抽鴉片，愫方的犧牲和隱忍，妹夫江泰的狂妄無能，也許有曾思懿的推波助瀾，但終究不是她導致的。曾思懿直接主導的悲劇，可能只有她兒子和兒媳的那一樁。

這個“家”本身才是一切悲劇的根源，包括曾思懿，都既是受害者，也是這個制度的維護者。曾思懿是“制度”的產(chǎn)物：在一個靠變賣祖產(chǎn)、毫無生機、充滿虛偽和壓抑的環(huán)境里，會滋生出各種各樣的曾家人，而曾思懿就是悲劇循環(huán)中最鐵腕的執(zhí)行者。曾文清的懦弱是一種癥狀，愫方的隱忍是另一種癥狀，曾思懿的“惡”就是這個家庭病入膏肓最外顯、最惡臭的癥狀。她加劇了所有人的痛苦，不像別人那樣被動地承受悲劇，而是主動地、用一種張牙舞爪的姿態(tài)，去參與和加速這場悲劇，并試圖從中為自己牟利。她是任由人性之惡與制度之惡發(fā)展，一個被異化了的、生命力最強的怪物。

電影《北京人》（1998）劇照

出走的女人

最早要離開的女人是瑞貞，這個只有十八歲卻已經(jīng)歷失敗婚姻的可憐女孩。她非常堅定地要和袁家父女一起離開這個吃人的宅子，果斷地讓腹中的“小耗子”不再降生于廢土之上。

愫方是她在宅中關(guān)系最親密的人，也是以“親戚”的名義被困在這個家庭里的“外人”。她沒有正式的家庭地位，卻要承擔起照顧老太爺、維系家庭運轉(zhuǎn)的重任。這讓她成了一個“高級的仆人”，一個為這個家庭奉獻了全部青春的“活祭品”。

瑞貞和曾文清是精神上的知己和伴侶。但這本身也是很可笑的事情：曾文清只是個“巨嬰”，她會懂他、愛他，某種層面上也是因為她一輩子沒走出過曾家——她能見到的異性，只有曾老太爺、曾文清和江泰罷了。

愫方三十年的人生，是靠著一個精神支柱活下來的：對曾文清的愛。這種愛已經(jīng)超越了世俗的情愛，升華為一種宗教式的犧牲和堅守。她把他想象成一只渴望藍天的鴿子，而自己甘愿留在籠子里，通過照顧他的一切（他的父親、他的孩子、他的家）來感受他的“飛翔”。只要他能“飛走”，她的苦難就是有價值的，她的犧牲就是一種“甜”。

但曾文清回來了。他的回歸證明了他不是鴿子，他根本飛不起來，甚至沒有勇氣去面對外面的世界。這一下就抽掉了愫方整個生存的意義。她發(fā)現(xiàn)自己付出的對象是一個“如此不堪”的懦夫。她的犧牲變得毫無價值，她的苦變成了純粹的、毫無意義的苦。這時她幡然醒悟：指望別人實現(xiàn)理想是靠不住的，或許能飛向天空的鴿子是我自己。這是她個人意識的真正覺醒。

“北京人”開口了。他說：“我——們——打——開！”那道門打破了，給兩個出走的女性帶來了新生：告別了北京城里這座吃人的宅院，她們終于有機會隨著袁家父女、隨著“幾十萬年前”的“北京人”一道，去成為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