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的“人類愚蠢”

在任何時代，啟蒙的最大障礙是人類的愚昧和人類自己制造和維持的無知環(huán)境條件。在漫長的中世紀，由于將宗教與美德相提并論，再加上最虔誠的人并不是最聰明的人，宗教教育給了無知者反抗有教養(yǎng)者知識權威的勇氣。今天，在進化論教學被取締的地方依然在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同樣，通過將意識形態(tài)與正確性相提并論，再加上那些意識形態(tài)立場最堅定的人并不是最聰明的人，意識形態(tài)教育給了無知者反對啟蒙和獨立思想價值的傲慢和狂妄。

要克服人類的愚昧和無知環(huán)境條件所造成的障礙，就必須改變造成這些現(xiàn)象長期存在的根本條件。啟蒙和教育在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懷疑精神和挑戰(zhàn)迷信盲從方面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促進求知欲和開放性思維，教育可以增強個人抵御無知和意識形態(tài)傲慢誘惑的能力。此外，培養(yǎng)寬容和尊重不同觀點的文化對于促進啟蒙和思想進步至關重要。啟蒙和教育鼓勵對話和辯論，將其作為交流思想和挑戰(zhàn)固有觀點必不可少的機制。

在當代，對啟蒙的追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而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則放大了這一挑戰(zhàn)。長期以來，人類的愚昧和無知阻礙了智力的進步，而人工智能與社會各方面的融合則帶來了新的復雜性。

人工智能加劇人類愚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放大認知偏見和錯誤信息。人工智能算法雖然旨在處理大量數據并提取模式，但很容易受到其分析的數據和開發(fā)這些算法的人類所固有的偏見的影響。因此，人工智能系統(tǒng)會延續(xù)甚至放大人類的無知和偏見，導致錯誤信息、回音室和兩極分化言論的擴散。此外，人工智能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會掩蓋偏見，加劇有缺陷或誤導性信息的傳播。

除了擴大現(xiàn)有形式的無知之外，人工智能的整合還通過使我們對知識和真理的理解復雜化，創(chuàng)造了新的無知維度。人工智能算法的復雜性及其自主決策的能力對傳統(tǒng)的知識權威和專業(yè)知識提出了挑戰(zhàn)。例如，隨著人工智能系統(tǒng)對從醫(yī)療診斷到法律判決等各個領域的決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其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可能會掩蓋其結論的依據，從而破壞問責制，削弱人們對機構的信任。

盡管人工智能帶來了挑戰(zhàn)，但它也提供了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和批判性參與來增強人文啟蒙戰(zhàn)勝人類愚蠢的機會。這需要人類批判性思維的介入，例如，人工智能開發(fā)和部署過程中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對于降低偏見和錯誤信息的風險至關重要，應該成為開發(fā)者的優(yōu)先考量。

此外，努力提高人工智能使用者自身的數字素養(yǎng)（digital literacy）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對于增強個人駕馭以人工智能為媒介的復雜信息環(huán)境的能力也至關重要。技術專家、倫理學家、政策制定者和學者之間的跨學科合作，可以幫助促進對人工智能的倫理、社會和哲學影響有更加周全和細致的考量，從而推動知情決策，促進合乎倫理的人工智能發(fā)展。所有這些都有助于應對人工智能時代更為復雜的個人和體制性愚蠢。

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伊拉斯謨（Erasmus）所發(fā)現(xiàn)的那樣，愚蠢是永恒的，但人類卻幸存了下來。如果把我們這個時代的愚蠢放在過去的愚蠢的背景下來看，就會更容易理解，雖然未必就更容易接受。盡管歷史和社會的發(fā)展論向我們允諾人類的不斷進步，但未必就真的有證據支持這樣的信念。經常是恰恰相反，我們看到世界在不斷地進一步陷入瘋狂，看到偉大的國家，昔日的文明領袖，被胡言亂語的愚蠢人士引入歧途。我們看到殘酷、迫害、迷信、盲從和愚蠢在持續(xù)增長，以至虛無主義者很容易把18世紀啟蒙運動時的啟蒙愿景當作一個令人遺憾的，從天真時代幸存下來的老古董。這一切都令人沮喪和絕望，但沮喪和虛無主義是無用的情緒。為了擺脫這種情緒，今天的人文啟蒙不得不比以前更加專注地研究過去，并且發(fā)現(xiàn)，今天的愚蠢不能完全與古代的愚蠢混為一談，而且，我們的時代并不比我們的祖先所經歷的其他時代糟糕多少。再說，我們比我們的祖先對愚蠢有了更多的理解，所以我們克服愚蠢的機會也許會更好一些。

《人類愚蠢基本定律》

卡洛·奇波拉（Carlo M. Cipolla）的《人類愚蠢基本定律》（The Fundamental Laws of Human Stupidity，1976）就是一本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愚蠢的書。書中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和分析了關于愚蠢的四條法則，它們仍然適用于人工智能時代的人類愚蠢。

奇波拉的第一條定律是：“每個人總是不可避免地低估了流通中的愚蠢個體的數量?！边@一定律概括了人類感知的一個普遍真理——我們往往低估了社會中愚蠢的普遍程度。盡管我們對愚蠢有直觀的認識，但我們往往認識不到它的程度，從而導致意想不到的遭遇和后果。這一定律警示我們要保持警惕，注意人類愚蠢的普遍性。

第二定律指出：“個人愚蠢的概率與這個人的任何其他特征無關?！边@一定律挑戰(zhàn)了人們對智力的普遍假設，表明愚蠢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人口統(tǒng)計或特征。無論一個人的背景、教育程度或社會地位如何，他都有可能表現(xiàn)出愚蠢的行為。這個關于愚蠢的平等主義觀點強調了愚蠢的不可預測性和無差別性，強調了謙遜和自我意識的重要性。

第三定律為奇波拉的分析引入了一個關鍵維度，它區(qū)分了四種類型的個體：聰明人、無助的人、強盜和愚蠢的人。根據奇波拉的分類，聰明人對社會做出積極貢獻，而無助的人不會對社會構成重大威脅或帶來重大利益。強盜利用他人謀取私利，而愚蠢的人則有意無意地給自己和他人造成傷害。這一分類法為人類互動和社會動態(tài)提供了寶貴的見解，突出了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固有的緊張關系。

最后一條定律揭示了愚蠢最令人擔憂的一面：愚蠢能夠在傷害他人的同時傷害自己。與明知故犯地利用他人的強盜不同，愚蠢的人無意中會通過自己的行為制造混亂和痛苦。無論是由于無能、無知還是漠不關心，愚蠢都會對社會凝聚力和進步構成巨大威脅。

只有認識到愚蠢的破壞潛力，社會才有可能采取措施減輕其影響，促進集體福祉。非蠢人總是低估蠢人的破壞力。特別是，他們總是忘記，無論何時何地，在任何情況下，與愚蠢的人打交道或交往，都會是一個代價高昂的錯誤。

奇波拉還揭示了崛起國家與衰落國家的區(qū)別。對這兩種國家之間的“愚蠢”動力差異進行了發(fā)人深省的分析。他認為，雖然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比例的“愚蠢”人口，但關鍵的區(qū)別在于人口中聰明人的比例。

正在崛起的國家中，聰明人明顯占多數，他們共同彌補了智力天賦較低的人的不足。這些聰明的公民通過創(chuàng)新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建設性的行動，為國家的進步和繁榮做出了貢獻。他們的存在抵消了愚蠢的不利影響，確保了國家在存在一定比例的不聰明人的情況下仍能繼續(xù)前進。

相反，在衰落的國家中，“非愚蠢”——有知識但無智慧，人不傻但不開竅——的人大量涌現(xiàn)，其行為無意中造成了社會的永久衰敗。這些人雖然本身并不缺乏能力，但卻算不得聰明，他們往往不能以建設性的方式利用自己的能力。相反，他們可能會成為被動的旁觀者，甚至不知不覺地助長了那些長期愚蠢的同胞的破壞性行為。

奇波拉指出了衰落國家中兩個截然不同但同樣有害的群體，他們的行為導致了社會問題的惡化。他們分別是“強盜”和“喪失權力的群眾”。

“強盜”指的是在政府、企業(yè)或其他有影響力的機構中占據社會權力地位的人群。這些人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參與腐敗行為、掠奪資源和濫用權力。他們將自身利益置于國家和公民福祉之上，往往通過非法手段積累財富和影響力。他們的行為可能包括貪污公款、行賄受賄、任人唯親和拉幫結派。通過這些行為，“強盜”加劇了國家面臨的問題，進一步削弱了人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使不平等現(xiàn)象長期存在，并破壞了社會凝聚力。他們的行為助長了腐敗和有罪不罰文化的惡習和慣性，阻礙了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和進步的可能。

“喪失權力的群眾”指的是衰落國家中被邊緣化、權利被剝奪或在社會中缺乏能動性的廣泛人群。這些人可能面臨各種形式的結構性和系統(tǒng)性障礙，限制了他們獲得資源、機會和政治參與。經濟不平等、社會排斥和政治壓迫導致他們的權能喪失，使他們很容易受到掌權者的欺騙、引誘、利用和操縱。盡管被剝奪權力的群眾有可能心生怨恨和不滿，但他們對自己的處境聽天由命、逆來順受、一味順從，缺乏挑戰(zhàn)現(xiàn)狀的手段或信心。他們對現(xiàn)狀的被動接受在惰性和冷漠中循環(huán)往復，進一步鞏固了“強盜”的統(tǒng)治地位，加劇了國家的衰落。

“強盜”和“喪失權力的群眾”代表了衰落國家中兩個截然不同，但又相互關聯(lián)的群體?！皬姳I”利用權力和影響力，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謀取自身利益；而“無權大眾”則不能或不敢為維護自身權益和政治變革而奮斗。這兩個群體以不同的方式助長了惡性社會問題的長期存在，最終挫敗了為實現(xiàn)進步、正義和社會凝聚力所做的努力。

奇波拉所描繪的“強盜”和“喪失權力的群眾”都是體制性愚蠢的維護者，認識他們的愚蠢只是第一步，更關鍵的下一步就是我們該怎么辦？

在應對強權者的道德盲目和無權者的消極退讓所帶來的雙重挑戰(zhàn)時，一個社會必須采取多層面的方法，以促進道德治理、增強邊緣化社區(qū)的能力、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和推動集體行動。通過解決這些形式的愚昧的根源，我們可以努力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公正、公平和有韌性的社會。

為了遏制“強盜”——利用權力地位謀取私利的個人——所表現(xiàn)出的道德盲目性，社會必須將官員和社會精英的道德要求和問責放在首位。這包括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獨立的監(jiān)督機制和透明的治理程序，迫使掌權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此外，通過教育、宣傳活動和公共討論來培養(yǎng)一種有利于公共道德、社會誠信和民主責任的文化也至關重要。但自由和民主的制度改革和建設是最重要的，如果不能通過真正的法治將權力有效地關進籠子，并把鑰匙交到選民手中，卻是去期待“強盜”自己良心發(fā)現(xiàn)和道德自律，那是水中撈月、白日做夢。

增強“無權大眾”的智慧、權能和行動能力需要倡導啟蒙，促進教育、信息和資源的獲取。在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盛行的今天，許多人已經對啟蒙、教育和信息公開的可能作用喪失了信心。人文啟蒙和公民教育本身被他們當作一種不切實際的白日夢。確實，以前的啟蒙和教育遠沒有起到人們曾經期待的作用。但是，如果徹底放棄啟蒙和教育，后果又會如何呢？除了啟蒙和教育，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嗎？

放棄啟蒙和教育會給個人和整個社會帶來可怕的后果。啟蒙、教育和獲取信息不僅僅是奢侈品，它們還是個人成長、社會進步和維護民主的基本權利和必要工具。在當今這個向往“躺平”“無為”和“一動不如一靜”的社會里，憤世嫉俗和無所作為之風盛行，有些人可能會否定啟蒙和教育的潛力，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完全放棄這些原則就等于向無知、愚蠢和絕望投降。相反，我們必須重新致力于倡導啟蒙、批判性思維、信息公開、公民參與，這是我們在逆境中自救剩下的唯一方法。在自救的方法選擇中，我們沒有挑精揀肥的余地?？床坏竭@一點，是一種自我斷送、自我毀滅，因此是不可饒恕的愚蠢。

人工智能時代和其他任何時代一樣，聰明人會享受供應充足的美好事物，而愚蠢者也會在智力垃圾中找到豐富的食物。愚蠢的人群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愚蠢的事情在每個國家里都會發(fā)生，但是，發(fā)生愚蠢的原因，尤其是愚蠢的規(guī)模和嚴重程度卻會在不同的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奇波拉所說的那種愚蠢是極端的，也是可怕的，一旦發(fā)生了，就會落地生根，再也難以逆轉。因此，我們必須在它已經開始發(fā)生的時候，就盡最大的努力，阻止它的全面發(fā)生?？床坏接薮缆涞厣目赡?，那只會成為另一種更嚴重的愚蠢。

本文節(jié)選自《人類還有希望嗎：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啟蒙和教育》（徐賁 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