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納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對彼此仇視的姐妹。她們誰缺了誰都是無法想象的，但她們卻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數(shù)民眾的意愿來看，一個名副其實的去納粹化過程不曾有過，但是假如沒有去納粹化的發(fā)生，一個適度彰顯民意的穩(wěn)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難以想象的。這是一種邏輯上的走投無路，如果不是靠著對歷史記憶的壓抑和排擠，人們根本不可能從中破繭而出。”
《狼性時代：第三帝國余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書封
哈拉爾德·耶納在《狼性時代：第三帝國余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周萍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理想國2024年1月版）里的這段話，詮釋了德國在二戰(zhàn)后的十年跌宕，聚焦于德國人的戰(zhàn)后生活。他試圖拋開宏大敘事，從普通人的日常出發(fā)，在清理廢墟、黑市交易、人口流動、女性意識、及時行樂和經濟復蘇等層面闡述戰(zhàn)后的社會混亂和道德失范，還有德國人內心的彷徨與碰撞。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5月9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此后，根據(jù)雅爾塔協(xié)定和波茨坦協(xié)定，德國被美、英、法、蘇四國分區(qū)占領，并由四國組成盟國管制委員會接管德國最高權力，柏林市也劃分成四個占領區(qū)。
在哈拉爾德·耶納看來，納粹治下的德國直至戰(zhàn)后十年的德國，都處于道德觀崩塌、“他人即惡狼”的狼性時代。戰(zhàn)后德國的混亂很容易理解，那些在納粹時代陷入狂熱和暴戾的人們，那些在戰(zhàn)爭中失去家人、在物資緊缺和政治謊言中一步步走向絕境的人們，在戰(zhàn)后必然會不擇手段地活下去。即使是那些被釋放的幸存者，他們在集中營里往往也有以喪失底線換取生存的經歷。占領者、被釋放者、流離失所者、被疏散者、逃亡者以及背負著戰(zhàn)爭罪行的人，他們善惡難辨，又面對著戰(zhàn)后的各種甄別與清算，只能以掠奪、偷竊乃至造假身份等方式，試圖從零開始。
但如果僅僅是這樣，德國不可能走出納粹陰霾，成為今日德國。對罪惡時代沒有徹底清算，罪惡就會卷土重來。德國尤為如此，納粹摧毀了公共生活與良知，如果這一切沒有真正重建，德國就不可能恢復正常。
瓦礫與黑市
相比人心的淪喪，物理上的沖擊即使觸目驚心，也顯得不那么重要。不過《狼性時代》里還是試圖用數(shù)據(jù)呈現(xiàn)物理沖擊，書中寫道：“戰(zhàn)爭在德國留下了大約5億立方米的瓦礫。為了讓這個量度更直觀，當時的人們做出了各種各樣的測算?！都~倫堡新聞報》以帝國黨代表大會會區(qū)內的齊柏林廣場作為參照，如把這些瓦礫堆積在這個長寬各300米的廣場上，它們將形成一座高達4000米的山，山峰上永遠白雪皚皚。有人則測算出柏林市的廢墟有5500萬立方米，在腦中搭建一道寬30米、高5米的向西延展的墻，這堵墻在想象中可從柏林延伸到科隆。借助于這樣的思維游戲，他們試圖使世人對必須清除瓦礫的龐大體量有一個具象感。當時曾見過不少城市的某些區(qū)域被徹底摧毀的人，如在德累斯頓、柏林、漢堡、基爾、杜伊斯堡或法蘭克福，都無法想象這些廢墟會如何被清除，更不用說重建了。在德累斯頓每一個幸存的居民頭上都分攤著40立方米的瓦礫?！?/p>
1946年的德國城市
正是在這廢墟之中，經歷過二戰(zhàn)的德國人，擁有了許多文明社會不可能擁有的所謂“技能”，比如黑市?！皩τ诘聡藖碚f，黑市是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種學習經歷。在充滿懷疑和好奇心的氛圍里，這是一所學習與人溝通的學校。對于當年在納粹統(tǒng)治下被狂熱化的集體觀念來講，它所提供的極端市場經驗是一種徹底的修正——這是被大家長期銘記的一個教訓。歷史學家馬爾特·齊倫貝格寫道，黑市的這種無規(guī)則化‘獎勵了狡猾之人并懲罰了軟弱者’，它創(chuàng)造了一個經濟領域，‘在那里顯然人再次變成了他人的狼’。對20世紀50年代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性猜疑正是發(fā)源于此，其腐朽本質來自不信任。還有50年代那令人感到詫異的對秩序的崇拜，其根源也來自非法貿易對人的逼迫?！?/p>
黑市的存在，是因為德國經濟處于癱瘓狀態(tài)。物資緊缺、政治動蕩必然導致道德失范，人們只能依靠狼性維持生存。當時的德國人普遍對此沒有道德負擔，因為大多數(shù)人相信自己是希特勒治下的受害者，一切都是納粹的錯。
這種思維有一定的正面性，正如《狼性時代》中所言：“大多數(shù)德國人集體同意將自己視為希特勒的受害者，這對于數(shù)百萬被殺害的受難者而言是一種難以承受的狂妄。從更高的歷史正義角度來看，這個主要通過對加害者的寬大處置而做出的自我卸責，對受害者而言是令人憤慨的。但對于西德建立的民主制度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適宜的，估計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先決條件，因為它為新的開始奠定了精神基礎。正是由于堅信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們可以借此卸下自己對這個已滅亡的政權曾有過的全部忠誠，而且他們不必為此感到不光彩、怯懦和投機取巧。無論東德還是西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得不將自己置于舊敵的保護之下，這就使得這樣的觀點更加成為必要。”
當然，這并不足夠。德國人希望的是忘記歷史，開啟新的生活。但事實告訴他們，如果忘記歷史，那么就不會有新的生活。德國走出陰霾，依靠的是反思、清算而非忘記。
城市重建中的女性
物理沖擊帶來的瓦礫堆必須清除，這種清理初期也變成了一種懲罰性工作?！霸诿塑姽ト牒蟮淖畛鯉滋?，志愿者通過號召被招募。他們來是因為下班后有一盤湯可喝。但不久這工作就輪到了納粹黨員的頭上。”
但事實上，這項柏林市區(qū)最重的體力工作卻是由女性完成。因為大量德國青壯年男性死于戰(zhàn)場，男性短缺問題十分嚴重，柏林尤其如此，戰(zhàn)后柏林的男女比例是1：6，這還因為“柏林在戰(zhàn)前就已是單身女性的首都。當年為了呼吸‘汽油的芬芳’和自由的氣息，并能夠靠新生的婦女職業(yè)而獨立生活，她們從狹窄的省城逃到了大都市。然而現(xiàn)在，比起最低等食物配給卡所保證的讓人不死不活的每天七克脂肪，當建筑工地上的勞工是唯一相對較好的選擇?！币舱驗檫@樣，“瓦礫婦女”這個詞得以成為戰(zhàn)后德國史的專有名詞，也是美德的象征，衍生出眾多文學和影視作品。
1947年，二戰(zhàn)后德國汽車工業(yè)復興期間，在福特尼爾工廠，婦女們正在打磨軸承襯墊。
更多女性走入工廠車間，從事體力勞動，或者開始經營小本生意，并獨立撫養(yǎng)孩子。她們在男性勞動力極度匱乏的狀態(tài)下，開始介入傳統(tǒng)觀念中的男性領域。雖然這是被迫而為之，卻深刻改變了戰(zhàn)后德國的社會生態(tài)，使得女性的地位迅速提高。
這一趨勢還在情感層面迸發(fā)出新的力量，許多女性在長期孤獨的狀態(tài)下開始追求更多的感情自由。書中提到一個細節(jié)，美國飛行員杰克·貝內特曾記錄，1945年的一個晚上，他在柏林散步時被德國女性搭訕，對方“既不想要錢，也不想要食物”，只是希望有一個“溫暖的身體”。
那些被疏散到德國農村的五百萬城市居民中，也有許多年輕女性攪動著農村的傳統(tǒng)價值觀，人們追求兩情相悅的自由戀愛，讓人性在現(xiàn)代意義下逐漸回歸。
男性（尤其是戰(zhàn)場歸來的男性）在這種狀態(tài)下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在他們離開的時間里，女性打理著家庭，甚至讓男人變得多余。許多男性的身份已經變成純粹的戰(zhàn)敗者，“丈夫”“父親”這樣的身份被無限淡化。但另一方面，因為男性過少，性別比例過度失衡，男性的性別自信得以在許多外部社交場合被呵護，也讓德國社會的情感生態(tài)變得更為復雜。
當時德國社會的種種細節(jié)，實際上都是納粹集體癲狂的延續(xù)。比如在物資層面，“所提供之物經常被偽造或早已過期。人造黃油中混雜著車輛潤滑油，袋裝土豆中經常被摻入石頭，不可食用的漆木油被充當食用油出售，而燒酒有時來自醫(yī)學和自然歷史機構的解剖展示玻璃瓶，里面原先保存過各種器官、胎兒和動物。”
這種生存處境催生了“狼性時代”，每個人都必須依托于社會資源，繼而不擇手段進行爭奪。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社會失范，但同時又特別強調每個人的社會性，因為離群索居者很容易餓死。普遍高于男性的社會活動能力，讓女性在這個時期得以抱團（這種抱團從她們的丈夫或者父親加入納粹軍隊并開啟異國作戰(zhàn)時就開始了），就像書中所說，“沒有父親使許多家庭成為一個彼此更加相依為命的利益共同體”。女性個體也因此變得更為獨立，她們從事著各種原本屬于男性的職業(yè)，不僅僅是工人和農民，還包括社會機構的管理者，甚至地下交易的把控者，她們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意識。
當然，這種情況只持續(xù)了數(shù)年，西德的經濟復蘇，使得女性的社會地位再次出現(xiàn)變化。德國社會希望女性能夠回歸傳統(tǒng)，社會輿論甚至開始指責那些在戰(zhàn)后被迫外出工作的女性，將社會失范歸咎于女性外出工作導致的對子女教育的忽視。
這種指責顯然毫無道理，德國社會的混亂也并不是因為女性忙于工作而忽視子女教育，它只是納粹統(tǒng)治的遺毒延續(xù)。
女性地位的這種種變化，恰恰也印證了一個事實：僅僅依靠戰(zhàn)后的物質重建去構筑文明，顯然是不夠的，也并不牢靠。女性在戰(zhàn)后獲得的那些自主空間，并非建立在文明社會的多元包容之上，而是社會失范下的野蠻生長，也因此而脆弱，經不起“傳統(tǒng)”的任何反擊。
所以，女性地位的真正改變乃至社會真正的進步，所依靠的唯有反思。在“狼性時代”之后，德國社會漸漸步入正軌，以現(xiàn)代文明價值觀為底色，才真正成為今日的德國。
狂歡與沉默
面對物質匱乏和社會崩壞，德國人的重建只能也必須從心靈開始。這種重建未必是嚴肅的，它也很可能以內心的釋放呈現(xiàn)。畢竟，在納粹治下，德國人已經歷過太多的整齊劃一——統(tǒng)一的敬禮動作、統(tǒng)一的隊列，乃至統(tǒng)一的思維模式。
哈拉爾德·耶納在《狼性時代》中寫道，如今人們總將戰(zhàn)后想象為極其嚴肅的年代，對那個時代的描摹更多是“飽經風霜的臉、絕望的表情”。鑒于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困境和不安，這當然不足為奇。但與此同時，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即使在這一時期，人們依然有過很多歡笑、舞蹈、歡慶、調情與情愛，“盡管當年這個不合時宜之感也同樣困擾著人們，他們還是盡情地開派對，和后來人們越來越愛宅在家里的富裕年代相比，他們甚至更為無拘無束。”
1955年，德國“動物園舞會”上跳舞的人們。
書中寫道：“當對連夜轟炸的恐懼和被占領后初期的不安過去之后，幸存下來的歡樂感形成一股無法阻擋的力量。廢墟生活中的匱乏一點都沒有使這種鋪天蓋地的能量受到損害。相反，終于逃過了災難的感覺以及對未可預見、完全尚未規(guī)劃的未來導致了一種急劇上升的生活強度。很多人只是活在當下。假如當下美好，那就將它發(fā)揮到極致。漫溢出來的生之快樂開始爆發(fā)，常使人瘋狂地沉迷于享樂。正因為對生的威脅還隨處可見，人們更要極致地品味生活。一場實實在在的舞蹈之熱從此爆發(fā)出來?！?/p>
耶納認為，今天的人們必須將戰(zhàn)后年代的這種粗俗狂歡放在一個精神空間中來想象。那些看起來廉價泛濫的狂熱，本質上是人們對“德意志苦難”的認知和由此衍生的及時行樂。“在這廢墟中的舞蹈里，死亡雖隱姓埋名卻無處不在。人們在一個生之無常隨處可見的環(huán)境里行樂?！?/p>
書中這樣形容：“戰(zhàn)后時期的派對不是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而是在早已是一艘沉船上的舞蹈。奇怪的是大家都還活著。一種奇怪的傻氣會時不時地出現(xiàn)在人們身上。”
有研究者認為，正是因為大多數(shù)的德國人克制住了悲傷，所以這類的歡慶雖處于一種時常令人詫異的放縱，卻仍臨界于并未完全失去理智的氣氛之中?！皢恃缡且环N人類學的普世現(xiàn)象。它是那些為數(shù)不多的習俗之一：雖有不同形式和深度但卻以類似方式幾乎出現(xiàn)在所有文化中。這樣難過與歡樂兼具的聚會是一個悲痛和壓抑悲痛的儀式；對許多人來講，它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集體應對死亡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彼此相互矛盾而又同時平行存在的情感被儀式化了。”
但舞蹈和狂歡帶來的身份重建和價值觀重塑，仍然是相對脆弱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當時大多數(shù)德國人對納粹時代的諱莫如深。
戰(zhàn)后的求生本能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人們的罪惡感。人們一方面以巨大韌性重建生活，另一方面則希望以沉默掩蓋過往罪惡，強化自己的“受害者身份”。
直到上世紀60年代的奧斯維辛大審判期間，人們才開始廣泛討論過往罪惡。在1968年的全球性抗議浪潮中，隨著越來越多有關納粹集中營暴行的圖片涌現(xiàn)，西德年輕人開始對自己的父輩進行一場清算，并開啟反思，終于使得西德步入新的歷史階段。
在納粹上臺后，德國社會就處于一種退化狀態(tài)。整齊劃一的集體迷失，實際上使得德國人退化到了蠻荒狀態(tài)。戰(zhàn)爭使得德國的經濟、道德都退化到崩潰狀態(tài)。而在戰(zhàn)后，德國人面對的則是文化和社群層面的退化，就像耶納所說：“愛情退化為色情，職業(yè)退化為謀生，鍛煉退化為運動，音樂退化為娛樂”，但這些恐懼與不安，終究變成了過去。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