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書信中的閱讀史與翻譯史

《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吳學昭整理、翻譯、注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4年6月出版，480頁，86.00元

北京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在今年出版了一部《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由吳學昭整理。內(nèi)容非常精彩，已有許多及時的書評予以褒揚，無須我再多嘴，只談談自己特別感興趣的某些內(nèi)容。

比如宋淇寫給錢鍾書的信（共二十八通），應該是這本書里最“有料”的部分，其中有些附上了錢鍾書的回信，價值就更大了。但非?？上У氖?，不知什么原因，有些回信就暫付闕如。宋淇信中（1981年2月14日）向錢鍾書介紹學術(shù)界大紅大紫的出圈人物，一個是前面書信里應該已經(jīng)提及的桑塔格，另一位是《魔戒》作者托爾金，并介紹說此公的小說《霍比特人》“暢銷歷久不衰，盛況不下當年Alice in Wonderland。最近還有人投資拍卡通片”（77頁）。先說一下桑塔格。此前宋以朗（宋淇哲嗣）、馮睎乾二先生文中提及宋淇在1981年1月曾致函錢鍾書推薦這位女學者的書，并在當年5月寄來宋以朗從紐約代購的《疾病的隱喻》，想必即與上述2月14日這天信中所言“Sontag一書晚手中一冊已舊，此間書店無貨，故已去信紐約購得平郵寄來”云云有關(guān)。次年信中（1982年3月15日）又提及桑塔格對新近諾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nèi)蒂（Elias Canetti，1981年獲獎）的介紹，并言“青年人更目她為偶像”等語（82頁）。實際上，馮睎乾文中已經(jīng)披露了他在宋以朗家中獲所見到錢鍾書兩封回信里對桑格格的“酷評”（先評價“矜小聰明，亦不失為可觀也”；又道“書極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偏鋒甚銳，而立說未圓”），足令我們知道錢鍾書早就讀過桑塔格了。錢信中說是從《黨派評論文集》（The Partisan Review Anthology）讀到桑塔格《評“坎普”》，當是寫信時誤記。實際上此書出版于1962年，而文章初刊于1964年第4期的《黨派評論》，錢鍾書一直在關(guān)注這個刊物。還有就是寫《小世界》的戴維·洛奇編過一部《二十世紀文學批評讀本》（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Reader，1972），錢鍾書曾以打字機摘讀此書，屬于英文批評集筆記里篇幅較長的一則，摘了其中的十三家文章片段，最后就是《反對闡釋》里的短短一節(jié)。宋淇當時頗想以發(fā)達地區(qū)的信息優(yōu)勢來跟錢鍾書說點兒他不知道的，沒想到錢鍾書依賴中國社科院的研究機構(gòu)之便利，一直在跟蹤國外學術(shù)最新動態(tài)，并有非常切中要害的評價。《親友書札》沒有收入宋、馮文中提到的這幾通往來書信，使我們再需要征引文獻時也仍不得不采用他們的轉(zhuǎn)述。

這也罷了，最令《魔戒》粉絲抓耳撓腮的是，宋淇信中提的一個問題，假如我能當面拜訪錢先生可能也會想到問這個，就是他在牛津讀書時到底有沒有見過托爾金。錢鍾書當然知道托爾金是誰！他的好朋友楊憲益（前面信件里剛批評了楊譯《紅樓夢》不及霍克斯），在牛津讀書時就聽過托爾金和寫《納尼亞傳奇》的劉易斯的課?！痘舯忍厝恕烦醢鎲柺烙?937年，正是錢鍾書留學期間，不知他當日在忙學位論文的閑暇有無時間留意這部小說呢？讀書筆記里反正沒有托爾金的書。但我們還是可以尋見一些蛛絲馬跡，比如《容安館札記》653則引述一部《〈新政治家〉人物速寫集》（New Statesman Profiles，1957），是錢鍾書愛讀的一部雜志出的文選。其中提及大詩人奧登（也是左翼作家領(lǐng)袖）的床邊讀物，就有托爾金。這里雖然只提了人名，但我們知道奧登幾乎算是《魔戒》的頭號粉絲，不僅在1954年的《紐約時報》率先寫過兩篇書評加以頌揚，還曾向托爾金提供小說構(gòu)思的建議（雖然后者未必領(lǐng)情）。錢鍾書顯然知道奧登愛讀的托爾金所指為何，讀書筆記里還有一部向牛津?qū)W者查爾斯·威廉姆斯（Charles Williams，1886-1945）的論文集（Essays presented to Charles Williams，1947），由劉易斯、托爾金等人編訂，此書也備受奧登關(guān)注。劉易斯在文集序言第一頁就提到了托爾金未完成的《霍比特人》續(xù)篇（指《魔戒》系列），劉易斯那篇《論故事》里也多處以《霍比特人》為例。錢鍾書對劉易斯的論文以及托爾金的《論童話》一文的筆記都非常詳盡，自然不會看不見托爾金的這些虛構(gòu)作品?！度莅拆^札記》699則評價文藝復興晚期意大利的巴洛克派作家巴西爾短篇小說集《五日談》（Il Pentamerone，用克羅齊近代意大利語譯本），也引述了《論童話》里關(guān)于大團圓結(jié)局（eucatastrophe）的判斷，并說安徒生之外，巴西爾的童話故事也許是惟一能讓成年人欣賞的作品了。只是我們沒能看到錢鍾書正面回應宋淇書信的意見，他是否讀到過《霍比特人》《魔戒》乃至《納尼亞傳奇》呢，讀過又有什么高見或是酷評？錢鍾書究竟有沒有在牛津見到過托爾金或劉易斯（讀書筆記可是涉獵過多部劉易斯文學批評的著作）？《親友書札》沒有收相關(guān)的錢鍾書復信，使我們的好奇心膨脹到了極點卻沒有答案。

同樣因沒有收錄覆函而制造了懸疑的例子，又見于王岷源寫給錢楊夫婦的信（共十七通），有一段（1989年12月13日）系告知王瑤先生在上海去世的消息，并回憶自己當年與王瑤在清華同窗以及參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軍警逮捕的經(jīng)歷（218頁）。因近日北京大學舉辦“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shù)紀念展”以及相關(guān)一系列學術(shù)活動，我的多位師友主持其事，促使我對此也有所學習和思考。其中作為出身清華的現(xiàn)代學人，錢鍾書被許多學者拿來與王瑤比較，但兩人直接互動的材料并不多。從這封信來看，錢鍾書對王瑤顯然是有所關(guān)注或謂關(guān)心的，假如這部書信集可以收入錢鍾書隨后的回信（僅附1982年復函的影印圖），沒準兒就可以看到他的評議。

除了錢鍾書個人閱讀史的材料外，《親友書札》里還有一些翻譯史的材料也很可貴。我在此只摘引許景淵1978年10月27日致錢鍾書信（22頁，附28日“再及”）一段內(nèi)容：

此間由西班牙語文教員李君（曾去古巴學習三年），近方對傅東華先生譯本攻讀《堂吉訶德》，弟因示以大嫂譯本。渠讀之如獲至寶；謂傅譯不獨文詞見絀，即意義亦多有出入云云。大嫂正本清源，嘉惠后學，實非淺鮮矣。

按，許景淵是錢鍾書堂妹夫，當時任教于河北大學外文系。此處所言“李君”疑是指李德明。其人系天津人，于1963年12月畢業(yè)于北京外國語學院，赴古巴哈瓦那大學文學院留學。但并不曾見其在保定河北大學任教員的經(jīng)歷。引文開頭的“此間由”數(shù)字讀不通，或當作“此間有”，但也有可能是“比聞有”三字的誤讀，那樣意思不關(guān)涉工作單位的情況了。

李德明后來翻譯了大量西班牙語文學作品，不僅包括當代文學，還有不少早期作品，其中就包括與《堂吉訶德》關(guān)系頗為密切的幾部，比如小說人物所藏三部題為《狄亞娜》的田園小說，被神父饒恕了的那兩部，等于是塞萬提斯珍視的經(jīng)典；還有圣佩德羅的兩部小說，《愛情牢房》與《阿納爾特與路森達的愛情故事》——《堂吉訶德》第一部第二十四章卡迪紐的故事，就來自后者。199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塞萬提斯全集》，李德明翻譯了其中的八部幕間劇（entremés）。此外還有《塞維利亞的石貂女》《安達盧西亞姑娘在羅馬》這兩部女流浪漢小說，以及德維加和克維多的戲劇小說作品?？梢哉f是翻譯了很多《堂吉訶德》的“周邊作品”。許景淵信中說這位“李君”為了攻讀原文《堂吉訶德》，用中譯本作為輔助對照讀物，這應該是實實在在讀外文經(jīng)典名著的初學門徑；日后很多西班牙語文學專家，重譯時分明偷師已有中譯本，卻故意說成自己徑直譯自原文，相形之下足見真?zhèn)?。楊絳譯《堂吉訶德》，1978年3月問世。在此之前只有傅東華于1959年完成的一部全譯本。李德明后來將許多中國古典名著譯成西班牙文，包括與《堂吉訶德》對白風格有相近之處的《西游記》，可知他中國文學修養(yǎng)很好。錢鍾書讀書札記里也曾多處分析比較豬八戒的語言和桑丘風格的近似，我們可以在楊絳譯本中得到印證。許景淵好論翻譯，他轉(zhuǎn)述李德明的話，認為傅東華譯本意義與原作“多有出入”，這自然是傅譯本以英譯本轉(zhuǎn)譯而來的缺點，楊絳就是讀過四五種英法譯本后覺得不滿意才決心自學西班牙文來譯原作的；而批評傅譯“文詞見絀”，正見發(fā)論者在對讀中西文本上的體會和語感。近來有給傅東華譯《堂吉訶德》校訂出新版的做法，鼓吹傅譯“老道而精湛”，與真正西語專家的看法相比較，豈不荒唐可笑。其實，傅譯本更糟糕的是認定堂吉訶德講話使用的是所謂“故作高雅的擬古文字”，而仆人桑丘采用了“非?；顫娊拥貧獾恼Z言”，這在笑料百出的前半部大多確是如此；然而如此理解還是掉進了人物臉譜化的簡單模式，他忘記了或者說是忽視了小說里主仆兩人間的互相影響，西方學者名之曰“桑丘的堂吉訶德化和堂吉訶德的桑丘化（the quixotification of Sancho & the sanchification of Don Quixote）”。錢鍾書在讀書札記里細致標識了在哪些章節(jié)里桑丘展現(xiàn)了理智、明斷甚至高尚的情操，而堂吉訶德也在更具現(xiàn)實關(guān)懷意識的后半部里發(fā)表了很多頗具人文主義精神的高明見解。從語言風格上，桑丘（也包括他夫人）在擔任海島總督前后講話和行文（書信）反而變成了“故作高雅”但又弄巧成拙的滑稽效果；而堂吉訶德的文雅談吐也并不令人覺得虛偽和好笑。相信每位認真讀過西班牙文原著或是楊絳譯本的人都能感受到這些不被傅東華所理解的細節(jié)。許景淵贊頌楊譯《堂吉訶德》的“正本清源，嘉惠后學”一語，并非客套話而已。

宋淇還在信中詢問中國古籍里斷袖之癖的記載，錢鍾書回信里取笑他不看自己的書（指《管錐編》），于是提及高羅佩《房內(nèi)考》一書（云“尚可翻閱”，65頁）。查讀書筆記，錢鍾書只摘錄過《狄公案》的內(nèi)容，《房內(nèi)考》所涉及的材料大可不必求助于外國人。既然讀不來中文的古今之書，給香港讀書人推薦一本漢學家的英文書，倒也算正中下懷吧。宋淇好像經(jīng)常通過影視劇改編才關(guān)注某個文學作品，我們見他在信中又說“最近Evelyn Waugh的Brideshead Revisited改編成電視片集，先后于1980年冬、1982年初在英美上映，轟動一時……此書晚于五十年代時曾閱多次，深喜之”，于是問錢鍾書：“不知曾過目否？”（83頁）我以前撰文談及楊絳在四十年代末翻譯的《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一書里，早就提到了伊夫林·沃問世于1945年的這部小說。書題Brideshead Revisited坊間中譯本作《舊地重游》，1981年的電視劇則被港臺人士譯作《拾夢記》，新譯名作《故園風雨后》；楊絳當時直譯作《重訪布萊茲黑德》，沒準是介紹這部作品的中文世界第一人。錢鍾書有讀沃作品的十多篇筆記，其中讀《舊地重游》的筆記作于1948年。多年之后，青年漢學家胡志德曾問錢鍾書《圍城》（1947年問世）是不是受了沃小說的影響，因為存在類似腔調(diào)，錢鍾書竟回答說他從未讀過——從時間先后上也確實如此。面對宋淇“野人獻曝”一樣問詢“不知曾過目否”，錢鍾書的回信也沒收入書中。后來宋淇又來信，說及“誠如先生所說，Waugh文筆極好，現(xiàn)代小說家中極難見到同等功力者”，看來是得到正面答復了。但是老有這種問詢，難道不也很有喜感？倒不如干脆滿足對方一次，就回答說從未讀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