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稀世珍品《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也是園古今雜劇》）
關于鄭振鐸在上海如何搶救《也是園古今雜劇》一事顛末，雖有他本人《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一文詳加記述，但由于孫伯淵、楊壽祺、陳乃乾、潘博山等人卷入其中，讓整件事變得十分復雜，可以說至今依然迷霧重重。近幾年來，潘建國《也是園古今雜劇發(fā)現(xiàn)及購藏始末新考》（《文學遺產(chǎn)》2019年第一期）、吳真《鄭振鐸中了潘博山的圈套?——王伯祥日記中的無意史料》（《上海書評》2020年10月22日）就梳理新舊材料，挖掘楊壽祺、陳乃乾、潘博山在整個事件中實際所起作用。不過，同樣與《也是園古今雜劇》的流轉有著密切關系的重要人物——唐耕余，他的名字卻幾乎被人忘卻，鄭振鐸第一次見半部《也是園古今雜劇》就在他的書店里。不過，半部《也是園古今雜劇》很快經(jīng)唐氏之手轉歸集寶齋孫伯淵，與孫氏手中半部合璧，逼得鄭振鐸籌措萬金，方才將此書拿下。
相較于楊壽祺、孫伯淵、陳乃乾，唯一與《也是園古今雜劇》買賣發(fā)生關系而未遭質疑的書商就是唐耕余。即使在唐氏去世后，鄭振鐸對他也頗有好評。鄭氏《劫中得書記》明萬歷二十一年刊本《文始真經(jīng)（關尹子）》一條云：
連日細雨綿綿，大有春意。頗思閱肆，因而阻興。下午四時，借校中汽車，至開明書店一行，隨轉赴中國書店，遇楊壽祺及平賈數(shù)人在彼閑談。得唐賡虞死耗，為之愕然！唐為經(jīng)手買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雜劇》者。幾成交，而為孫某所得，因此一轉手，遂多費不少交涉與金錢。唐在滬設聽濤山房，頗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蘇州。壽祺談購李氏書事頗久，此次轉售諸籍頗得利。并知有《石倉明詩選》四集為平賈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經(jīng)》一冊，因其為明代單刊本，購之?！蛾P尹子》初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書局《百子全書》中。此為抱一子注本，頗罕見。
昔年我?guī)徒尾ㄕ删帯秴情T販書叢談》，記得《蘇州古舊書業(yè)簡史》中提及大華書店：
主人唐耕余，伊斯蘭教徒，原是上海中國書店郭石麒的學徒，店設于景德路中段。1938年（按：原文作1928年，筆誤）常熟丁祖蔭所藏《脈望館抄校古今雜劇》在蘇州住宅中散出，先后二次被該店所收，售于上海。不久唐即故世，年僅三十余歲。店由其妻繼續(xù)經(jīng)營，至解放前夕停業(yè)。
大華書店位于景德路255號，可惜《蘇州古舊書業(yè)簡史》并沒提到唐耕余去世前幾年，曾在上海與人合開過古董店——鄭振鐸《文始真經(jīng)（關尹子）》題記中提到的聽濤山房。潘建國《也是園古今雜劇發(fā)現(xiàn)及購藏始末新考》第一節(jié)《陳乃乾來電時間與蘇州書賈唐某身份》曾指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唐耕余的大華書店開設在蘇州，何以約上海的陳乃乾前去觀書？他從《陳乃乾日記》1938年5月14日“自唐耕余設肆于棋盤街，而中國書店分肆亦在哈同大樓下，相隔僅數(shù)武”一句，推斷出“原來1938年唐耕余已從蘇州轉移到上海棋盤街營業(yè)”，其實并不準確。彼時，唐氏的大華書店仍在蘇州，并未搬到上海，不過另外與人合伙在河南路泗涇路口（處于棋盤街里）開了這家聽濤山房。
盡管目前所見材料都說，聽濤山房是嘉興郭氏的產(chǎn)業(yè)，如胡遠杰主編《福州路文化街》一書、達微佳《舉鼎絕臏 林林滿堂——鄭振鐸先生的買俑經(jīng)歷》（《紫禁城》2018年第11期）以及郭壽臣（1875-1963，名懋仁）、郭墨林（1906-1986）父子傳記，無不稱聽濤山房的店主是郭壽臣，其實并非如此。達微佳《舉鼎絕臏 林林滿堂——鄭振鐸先生的買俑經(jīng)歷》并稱“郭懋仁與其兄郭書臣合資在滬開辦聽濤山房古玩店，抗戰(zhàn)后聽濤山房關閉”，從張熊林日記看，店主有“壽翁”“藎翁”，故“郭書臣”恐是“郭藎臣”之誤（“藎”字繁體與“書”相近）。實際上，此店創(chuàng)設之初，嘉興郭氏是其中一位老板，另一位老板便是蘇州唐氏。兩家合資，可能相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原因之一。為何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殆唐耕余雖死，他的徒弟張熊林日記卻可為證。
張熊林日記系幾年前從友人處借閱，原來不止一冊，現(xiàn)僅見1940年7月1日至1941年7月11日一本。關于作者姓名，友人浦君早已考出，且日記本身也有很多內證，例如1940年10月21日：
正當在寫答復忠梅之函時，突然有一位陳滌民者來此找余，請問之下，才知乃父親托其帶來一字條，上寫詢問河南路一四二號聽濤山房，電話一一九五四，張熊林，是否在申，身體如何？
就我所知，目前蘇州、上海兩地舊書業(yè)材料中完全看不到張熊林，無疑他是一個從未被人提起過的小人物。他日記中提到的壽翁，就是郭壽臣，同時多次提及去明德里。按：郭壽臣祖籍浙江嘉興，祖父郭承勛，父親郭小庭，清末舉家移居上海松江，1928年遷居城內明德里。張熊林日記1940年8月30日曾記：
今晚，壽翁設宴款待鄭振鐸。因鄭買定銅器及瓦器一大票，定今日取貨、付款，一切手續(xù)均在明德里辦理。其他來賓為誰，則不得而知。
除了經(jīng)營書籍，聽濤山房還販賣青銅器、玉器、瓷器等各種古董，也賣過古琴，高羅佩舊藏的明潞王“中和”琴，就是1938年他途經(jīng)上海時購自聽濤山房。這里所說鄭振鐸買的一大票青銅器、陶器，非他自購，應是幫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所買，恰好與1940年6月17日鄭振鐸致蔣復璁函前后呼應：
茲由張鳳舉、李旦丘二先生介紹，知聽濤山房得到商代銅器十余件、陶器三十余件，皆完整，系劫中在安陽出土者。據(jù)云甚可靠。我對此完全外行，特囑其攝影一份，并拓出“文字”。計商器十三件、周器二件、陶器三十四件，后來又得到商器三件。第一批商、周銅器十五件，欲售洋一萬三千元（陶器并說價，但甚廉）。第二批商器三件，欲售三千余元。茲將照片附上。此二批古物，最好能由傅孟真兄方面收購。已再三囑該肆不可拆售，等候我們回音。如可購，乞即覆一電，此間當可先行說價并付定洋或代為墊款。便中懇即轉達孟真兄為荷。
盡管，張熊林日記里提到很多當時書林中很多響當當?shù)娜宋?，如陳濟川、郭石麒、楊壽祺、孫實君、金誦清、楊金華、江杏溪、孫殿起、孫助廉等，另如學者鄭振鐸、趙萬里、潘景鄭、顧廷龍等，均見其中。但反過來，這些名人的日記、文章中基本都沒提及張熊林。舉一個小的例子，張氏1941年1月4日記到“潘敬鄭來電話，詢問蘇有寄來批校本書籍，據(jù)彼稱系嚴瑞峰來信所述也”，嚴瑞峰是蘇州景德路上舊書店存古齋的老板。兩天之后，張熊林1月6日記提到潘景鄭一行兩人來買書：
下雨竟日，直至晚始止。忠梅來信，拆視之，系書單乙紙，上列約廿種，均普通貨。下午，潘敬鄭協(xié)同顧君來到，看校本書，取去《淮南子》等三種。
核之《顧廷龍日記》，顧君自然是顧廷龍，蓋1941年1月6日確有到聽濤山房看書的記錄：
冒雨偕景鄭赴聽濤山房，閱存古齋寄來批本數(shù)種，選《韓非》、《淮南子》、《呂氏春秋》，頗有按語，惜校者不可詳耳。又見宋硯一，有銘，篆書，末署“嘉定?年，彌大”，想為史氏物也，為景鄭得。
兩相對讀，確乎合若符節(jié)。不過，張熊林沒記潘景鄭買宋硯一事。據(jù)張氏日記，1月14日嚴瑞峰與潘景鄭三種書賬，共計八十元。絲毫不意外的是，顧廷龍在日記中根本沒提及接待他們的店伙計張熊林。又如，張氏記1940年7月20日午后，楊金華偕同趙萬里來聽濤山房看群碧樓舊藏白文《詩經(jīng)》，“只草草看后，并無別話”，張氏一再追問之下，只推說進價貴了，恐不好脫手，顯然對此書不看好。六天后，7月26日張熊林到中國書店找郭石麒，“此時趙萬里亦來中國書店，見石麒后，即詢問謂此去大功告成否？余不知系何事而出此語。后詢楊金華，始知江北有一部明天順刻本《史記》”，劉波兄編《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失載，可據(jù)此補入。關于鄭振鐸的幾條記載，亦可充作年譜的補充材料。
回到唐耕余與聽濤山房，有兩個問題可從張熊林日記中找到一些線索。首先是唐耕余去世時間及其家庭情況。張熊林1940年8月25日記有“回憶去年先師去世不久，余即提議回蘇服務，不料師母竟有如此不識情形而向余痛斥一頓”云云，同年12月8日，在蘇州期間，張氏提及：
今日上午，鐵錚三兄弟同往虎丘祭彼先父之墓。余因未曾往看過一次于先師去世后，特趁此機會隨往一看，亦使一盡余心。
結合鄭振鐸《文始真經(jīng)（關尹子）》題記提到初春得唐氏死耗，故推測唐耕余可能是1938年底、1939年初在蘇州去世，葬于虎丘。張氏口中的“鐵錚三兄弟”，應是唐耕余的三個兒子。1940年9月15日記又說：
長泰帶來師母要采辦日用品抄單一紙，今日由余按單辦妥。所買者均系富貴西藥及英國制代乳粉，值此生活指數(shù)外匯奇緊的今日，而非得要用洋貨，固不知另一方面賺錢的不易，只知向我等以其“四個孤子、一個寡婦”等語，促使對柜上赤膽忠心。
可見，唐耕余共有四個兒子，長子似是1940年除夕分紅名單中與郭墨林并列為老板的“培山”。張熊林日記屢次提及師母決定店里事務，可證江澄波丈《蘇州古舊書業(yè)簡史》中說“不久唐即故世，年僅三十余歲，店由其妻繼續(xù)經(jīng)營”之言非虛，上海的聽濤山房由其子唐培山到滬參與經(jīng)營。其次，關于唐、郭兩家合資創(chuàng)辦聽濤山房的辦時間，張熊林這冊日記的最后一天說得很明白：
嗚呼！聽濤開設四年于茲矣。店東兄弟數(shù)人在此四年之內，可稱融融洽洽?？墒牵谌q歲末，即有裂痕發(fā)現(xiàn)。時至今日，不可收拾，如山洪之洶涌，以致完全破裂，老兄弟竟然形成兩派?！敃r壽翁與明德曾發(fā)生舌戰(zhàn)一場，即告平復。其后，明德將此情形告知，藎翁頓時大怒。墨林受處，被打耳光十余下。壽翁由此退出聽濤，所有貨物悉數(shù)取去，墨林辭經(jīng)理職。
據(jù)此可知，聽濤山房是1937年開設的，唐、郭兩家合伙，郭家本身又是郭壽臣兄弟倆共同出資，郭墨林任經(jīng)理。但郭家兩房、兩代人因故鬧翻，雖經(jīng)達育仁從中數(shù)度調停，也無濟于事，最終郭壽臣、郭墨林父子帶著錢貨于1941年7月憤然退出經(jīng)營，與聽濤山房正式脫離關系。改由唐培山接任經(jīng)理，郭正德副之，至此聽濤山房仍是唐、郭兩家合伙，只是郭家僅存一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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