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劉歆父子的政治取向在漢末儒士中有典型意義。劉氏父子是劉氏宗室，又是五德終始說的篤信者，劉向以五德的轉(zhuǎn)移警告漢帝，促其改制更化，以期留住漢祚；劉歆在漢德無望后轉(zhuǎn)向王莽，出任新室國師，被封紅休侯，成為“四輔”之一。劉氏父子看似矛盾的政治選擇恰是漢末政治環(huán)境下合乎邏輯的必然發(fā)展。
劉向的扶漢
劉向，楚元王后，以父任為郎，通儒學，尤善說災異，本之于董仲舒。他對劉漢王朝政治命運非常關(guān)切，對外戚勢力的膨脹深為憂慮，迫切希望漢王朝強干弱枝，上疏說：“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薄笆聞莶粌纱螅跏吓c劉氏，亦且不并立?！背傻奂次缓?，王鳳為帝舅，以大將軍輔政，“倚太后，專國權(quán)，兄弟七人皆封為侯”，權(quán)傾朝野，劉氏國祚岌岌可危，時劉向領(lǐng)校群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范五行傳論》，奏之”。劉向全書已佚，《漢書·五行志》留其片段，略舉數(shù)例，見其梗概。
魯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侈過度者也?！旖淙粼唬夯屎笸龇钭趶R之德，將絕祭禮”。昭帝元鳳元年（公元前80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為……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奸讒于漢，絕亡之道也”。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劉向以為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于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顯而易見，劉向說災異的目的在于使成帝警惕王氏勢力，“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quán)”。成帝本人敗壞法度，荒淫奢侈，營造昌陵，無異于自掘墳墓，劉向極言諫說：
故賢圣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tǒng)，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m有堯、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乐L短，以德為效，故常戰(zhàn)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保w此謂也。
“世之長短，以德為效”，劉向之論與董仲舒之說相同。他雖然意識到漢必亡，主觀上卻對漢德極力維護，齊人甘忠可造《天官歷》及《包元太平經(jīng)》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時任中壘校尉的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甘氏下獄病死。劉向處于這種矛盾之中，至其子劉歆情形發(fā)生變化，棄漢投新了。
成帝朝與劉向持相同態(tài)度的還有谷永。谷永少為小史，后博學經(jīng)書，屢借災異指陳王氏專權(quán)之害，上書說：“王者必先自絕，然后天絕之?！薄俺悸勌焐鸁A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tǒng)理之，方制海內(nèi)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tǒng)，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币悦癖拘栽瓌t強調(diào)君主的人格責任，亦本于董氏學說。再如鮑宣，好學明經(jīng)，舉孝廉為郎，指出民的悲慘境況后說：“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yǎng)元元，視之當如一。……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悅）民服，豈不難哉?！?/p>
班固《漢書》卷七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shù)。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把董仲舒等人視作“不量淺深”“構(gòu)怨強臣”和游說君主的代表，后人視他們?yōu)榉绞?，稱這種現(xiàn)象為儒士的方士化，故顧頡剛說：“試問漢武帝以后為什么不多見方士了?原來儒生已盡量方士化，方士們要取得政治權(quán)力已相率歸到儒生的隊伍里來了。”但從本文的敘述看，儒士自儒士，方士自方士，前者崇信儒學，后者則崇信燕齊方術(shù)之學，當然不排除后期儒士的末流以方術(shù)干祿求利的現(xiàn)象，因為董仲舒之學存在庸俗化的傾向。作為政治角色，儒士與方士的界限還是明確的，以災異說政治是西漢后期儒士“經(jīng)術(shù)”的核心內(nèi)容，包含著明確的現(xiàn)實目的，與方士的神秘主義目的論不可同日而語。
儒士的“經(jīng)術(shù)”有著特定的內(nèi)涵，大儒夏侯勝的名言頗值得注意。他聚徒講學，常謂諸生說：“士病不明經(jīng)術(shù)。經(jīng)術(shù)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jīng)不明，不如歸耕?！笔恳悦鹘?jīng)被舉者大都初為郎官，轉(zhuǎn)任長吏，與公卿位相距甚遠，夏侯氏所言“經(jīng)術(shù)”顯然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經(jīng)學、儒術(shù)。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詔著《太子說》等，卒后葬于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之素服五日，“儒者以為榮”。他生前地位尊貴，死后極盡哀榮，可謂以經(jīng)術(shù)取青紫的典范，經(jīng)術(shù)的含義只有從他自身學術(shù)中尋求解答。夏侯勝師從族父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jīng)，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梢?，始昌之學與董仲舒同質(zhì)，以災異說政治，得武帝器重?！皠偕俟?，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范五行傳》，說災異?！倍吆戏Q大、小夏侯，依據(jù)《洪范》說災異，皆立為學官，后繼者有許商、孔光、班伯、假倉、李尋、秦恭、谷永、劉向、劉歆等。可見，夏侯勝所言“經(jīng)術(shù)”指董仲舒的天人政治學說，為西漢后期儒士的主導意識，與方士的方術(shù)之學判然有別。
在董氏學說的影響下，儒士“家天下”觀念淡薄，并不將自己委于一朝一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表現(xiàn)出排除外戚、維護漢廷的強烈意識，對漢祚是否合理的議論實際上是極言直諫之詞，促使?jié)h帝醒悟，但與后世的忠節(jié)有著質(zhì)的區(qū)別，這是因為：其一，維護漢廷就是維護“天統(tǒng)”“天命”。在一個王朝尚未最后失去天命之前，仍然是天意所在，只有當舊德無望、新德興起之時，士人們才順從天命，轉(zhuǎn)向新德，政治狀況是這種轉(zhuǎn)變的決定性因素。其二，維護漢廷、排斥外戚也就是維護儒士階層自身的政治利益。漢政以儒化法，儒士有了仕進之路，政治通道順暢。而外戚、宦官擅權(quán)，任人唯親，遍插黨羽，儒士的仕進之路被阻斷，對于士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此，在政治上與外戚、宦官構(gòu)成對立的兩極，《漢書》及《后漢書》中兩方面往往對稱，就反映了這個事實。在西漢，士人的政治影響與政治意識都較薄弱，不足以與宦官、外戚對抗。但在東漢后期就大為不同，雙方對抗的結(jié)果釀成“黨錮之禍”。
劉歆的附莽
呂思勉先生論述西漢政治嬗變的過程說：“漢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壞則自成帝。（成）帝之荒淫奢侈，與武帝同，其優(yōu)柔寡斷，則又過于元帝。朝政自此亂，外戚之勢自此成。漢事遂不可為矣?！背傻蹠r西漢政治的衰頹幾乎是無可挽回了，舊德將失，新德必興，是“天理”使然，儒士們在扶漢無望后順從“天命”尋求新德，此時王莽以新德面目粉墨登場了，儒士由扶漢向附莽轉(zhuǎn)變。
王莽雖屬外戚，但確是一個典型的儒士形象。飽讀經(jīng)書，廣交儒士，是影響他政治前程的決定性因素，客觀上順應了武帝以來以儒化法的歷史潮流，主觀上以常人難以企及的手段塑造自身的新德形象，由安漢公、居攝到建立新室，實現(xiàn)皇權(quán)近乎平穩(wěn)的過渡。剔除班固《漢書·王莽傳》中的貶斥性言辭，可以看到一個較為實際的王莽形象：與紈绔兄弟不同，“莽獨孤貧，因折節(jié)為恭儉。受《禮經(jīng)》，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yǎng)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nèi)事諸父，曲有禮意”?！吧⑤涶R衣裘，振（賑）施賓客，家無所余。收贍名士，交接將相卿大夫甚眾?！薄八炜思翰痪耄钢T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客人探視，“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名儒孔光兩度為相，事三主，莽“于是盛尊事光”。任安漢公后，“原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nóng)助給貧民”。將新野賜田的大部分分給貧民。其子王宇犯罪，執(zhí)其入獄，宇畏罪飲藥死。重視儒學，“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qū)，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jīng)》，益博士員，經(jīng)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wǎng)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數(shù)，皆令記說廷中將令記乖謬，一異說云。”
在政治混濁、人們對漢家舊德不再留戀、四處尋找新德之時，王莽的所作所為無疑會引來全社會的關(guān)注與趨歸。與其說王氏代漢是靠收攬民心以積累政治資本而實現(xiàn)的，不如說他是以“激進”的以儒化法方式而遂其目的的。武帝后的儒化法是“漸進”，王氏加速其進程，固然取得了政治上的速效，但也潛伏著嚴重的危機，由此可以解釋王莽的勃興與遽亡。
王莽由自任大司馬秉政，經(jīng)歷封安漢公、加封宰衡、攝皇帝、假皇帝等幾個階段，每一步都由群臣上疏、太后下詔而促成，其中不乏劉氏宗室，王氏仿效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就由泉陵侯劉慶上書。其間也曾有劉氏起兵反莽，如居攝元年（前6年）三月安眾侯劉崇與張紹起兵，以維護宗室相號召，但應者寥寥，“紹等從者百余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不僅如此，劉氏宗室附莽的積極性并不比一般人遜色，劉崇族父劉嘉投向王莽，說：“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愿，愿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弛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亦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jiān)戒。”再如劉敞子劉祉娶宣女為妻，翟宣弟翟義起兵反莽，“敞因上書謝罪，愿率子弟宗室為士卒先”。
劉歆是這時期士人的代表性人物。與其父劉向相同，劉歆也以儒學稱，是五德終始說的集大成者，著有《三統(tǒng)歷》及《世經(jīng)》，今存《漢書·律歷志》中。但他的學說與乃父有著重大的不同：劉向主五行相勝說，以土、木、金、水、火為次；而劉歆主五行相生說，以木、火、土、金、水為次，《漢書·五行志》指出了這種差異：“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jīng)》，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眲㈧А蔼毊悺敝幵谟谝环辞叭讼鄤僬f，而主相生說。
五德終始說是漢末士人包括劉向父子所共同尊奉的，相勝說與相生說的差異折射出父子二人在扶漢與附莽上的不同取向，二者并不對立，而是合乎邏輯的發(fā)展。相勝說用于征伐，如武王伐紂、秦之伐周、漢之代秦，作為劉漢政權(quán)的合理性依據(jù)；相生說用于禪讓，如唐虞故事，為王莽所鐘，作為代漢的理論依據(jù)。《世經(jīng)》認為漢承堯皆居火德，王莽自認為虞后裔，堯傳舜，火生土，新室便居土德。公元8年，“素無行”的梓橦人哀章投王莽所好，作“天帝行璽金匱圖”及“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意謂上天令赤帝劉邦傳位給黃帝（土德），王莽以為“火德銷盡，土德當代”，于是“去漢興新”，“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服色配德上黃”。
歷史就這樣具有戲劇性。劉邦自任赤帝，把水德排斥在正統(tǒng)之外，以為漢承堯火運而生。但在西漢后期，“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觀念得到強化，昭帝時睦弘就倡此說，隨著劉漢國勢的衰頹而為越來越多的人信奉，哀帝付諸實際，說“吾欲法堯禪舜”，把皇位傳給嬖臣董賢，嘗試著傳說中的理想政治，成為西漢后期獨特的政治景觀。原本用于論證劉漢統(tǒng)治合理性的理論，很自然地變成王莽代漢的邏輯依據(jù)，最終歸結(jié)到五德終始說的動性特征上。
王莽國號新，源于新都侯的封號，但“新”在西漢后期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改元自新乃至新德，是順乎邏輯的發(fā)展。漢帝遇災異下詔罪己，改年號以示自新，元帝即位年號“初元”，又改“永光”“建昭”；成帝即位年號“建始”，又改“永始”；武帝年號“太初”；平帝年號“元始”；王莽年號“初始”。因此，王莽“初始”年號某種意義上是對元帝以來更化改新的繼承，不同者在于王氏是“再受命”，但在董仲舒天人政治學說中，“再受命”是“更化”的高級形式。王氏建新后論功行賞，王舜為安新公，平宴為就新公，劉歆為嘉新公，哀章為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甄邯為承新公，王尋為隆新公，王邑為隆新公，是為三公；甄豐為廣新公，王興為奉新公，孫建為成新公，王盛為崇新公，是為四將。由此可以看出，王莽對“新”的特別重視，其意義不僅僅限于原先封號上，“新”即新德之義，目的在于強調(diào)其政權(quán)的合理性，這對“禪讓”而稱帝的王莽來說顯得尤為重要，由此也暴露了王氏發(fā)跡的全部奧秘。
劉歆政治取向的典型意義在于，作為劉氏宗室和儒士的一員，他尚且積極附莽，一般儒士就可想而知了。在董仲舒天人政治學說的影響下，劉歆及儒士的附莽是順乎“天命”的，合乎歷史的邏輯和時代的潮流，正如錢穆所說，當世社會“又深信陰陽五德轉(zhuǎn)移之說，本非效后世抱萬世帝王一姓之見，莽之篡權(quán)，碩學通儒勸進者多矣，雖以覬寵競媚亦會一時學風之趨向，非獨劉歆一人為然”。錢穆先生據(jù)《后漢書》爬梳考證，西漢末儒士仕莽者甚眾，有李憲、彭寵、隗囂、公孫述、李守、馮異、岑彭、耿況、李忠、邳彤、耿艾、景丹、竇融、馬況、馬余、馬員、馬援、原涉、卓茂、伏湛、侯霸、宋弘、張湛、馮衍、蘇竟、郭伋、張純、范升、陳欽、張宗、劉平、趙孝、徐宣、歐陽歙、衛(wèi)颯、王隆、史岑等?，F(xiàn)象的簡單羅列當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把他們與劉歆的政治取向結(jié)合起來看，西漢末士人的政治取向應該就很明朗了。
附莽是西漢末士人主流的政治取向，當然也有少數(shù)儒士不與王莽合作，如龔勝、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遣之”。郅惲上書王莽“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莽將其下獄，不久赦歸。還有習小夏侯《尚書》、稱病不仕的王良，“以儒學顯”“王莽居攝，以病自免”的蔡茂，傳孟氏《易》的洼丹、傳歐陽《尚書》的牟長、傳魯詩的高翊、傳《論語》的包咸等。這類士人畢竟不是主流，《后漢書》的作者范曄生活于士人主體性突出的南朝宋，對漢代歷史的記述不免染上主觀色彩，表現(xiàn)之一就是對西漢末叛莽者過分夸大，他說：“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醞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shù)?！钡诹硪惶幏稌嫌肿髁俗韵嗝艿臄⑹觯骸埃ㄍ趺В┚訑z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桓）譚獨自守，默然無言。”顧炎武論漢末風俗時說：“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于天下?！苯Y(jié)合歷史的實際，顧氏之言是可信的。
王莽以激進的儒化法方式取得政權(quán)，也決定了他的政治悲劇。他以《周禮》作為政治藍本，實現(xiàn)儒家理想主義政治，完全漠視、排斥法家政治，結(jié)果悖逆歷史潮流，潰敗就不可避免了。呂思勉的評論甚為深刻：
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時之社會組織為不善，而思改正者甚多?！说人枷腚m因種種阻礙未之能行，然既磅礴郁積如此，終必有起而行之者，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蓋先秦以來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敗，其責皆當由抱此等見解者共負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新莽之為人也，迂闊而不切于事情，其行之誠不能無失，然茍審于事情，則此等大刀闊斧之舉動，又終不能行矣。故曰：其成其敗，皆非一人之責也。
從文化的視角看待王莽其人及其改制活動，顯然比單純的政治視角要深刻得多。西周世卿世祿制的社會瓦解，士人從不同角度繪制了不同的政治藍圖，其中儒家設(shè)計了理想的圣賢政治，王莽嘗試付諸實踐，他的失敗表明了儒家理想主義政治的破產(chǎn)。
（本文摘自王保頂著《士仕之間：漢代士人與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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