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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文學、政法與歷史的錯綜編織

《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高全喜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4年8月版

《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高全喜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戲劇能否真實反映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繁復的英國政體演變?文學何以處理都鐸王朝政教之爭或玫瑰戰(zhàn)爭這樣既具體而微又宏大敘事的歷史大變局?莎士比亞是不是足以理解并對質(zhì)馬基雅維利主義與彼時的神學政治論?熟識西方早期現(xiàn)代政史的讀者也許會生發(fā)出相關的疑問。另一方面,通讀莎士比亞文本及其學術史,或者了解諸如施特勞斯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阿蘭·布魯姆論域的讀者,則將反過來思考,政治哲學或思想史的路向甚至于歷史劇、英國劇的概括會不會狹隘化了莎士比亞的經(jīng)典意義?畢竟,根據(jù)諸如哈羅德·戈達德(《莎士比亞的意義》)、哈羅德·布魯姆等學者的分析,莎士比亞的意義正在于其覆蓋并超越了四百年來的歷史哲學、政治史學、啟蒙精神、浪漫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東方主義、女性主義、文化批評等任何單一史學、政治學、哲學、文學角度的理論與研究的范疇。

人們常說莎士比亞、歌德的作品屬于全時代與全世界,但如果以此套語草草帶過,以期替代或忽略細讀的努力、智識的辯駁、語境的解析,那么恐怕作為真言的套語終將會淪為空話,精準的判斷會近于武斷。就莎士比亞文本而言,中文學界的探索依然方興未艾,莎士比亞仍是有待譯介、注疏并從文本內(nèi)部與外部相結合以進行研讀的世界文學典籍。而憲政、法權與史觀方面的路數(shù)尤為重要,因為這一方向可以回答上述的疑問,說明經(jīng)典文學與現(xiàn)實生活的細密縫合,補益文學熱愛者對杰作背后客觀環(huán)境的直接認知,為法學、史學和政治學的研究提供視域上的拓展,提供與國際莎學界或西方早期現(xiàn)代政治研究界平等對話的最初的可能性。

高全喜教授的新著《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4年版)正是在這一多學科發(fā)展逐漸走向精深化并艱難尋求科際整合的中國當代人文學術境遇下應運而生的。在歐美尤其是英語學界,從莎學界出發(fā)或由政治哲學與思想史領域開端并與對方形成交相呼應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政治劇、英國劇研究已然頗具傳統(tǒng)。由此譯介進入中文世界的專著也十分值得關注,比如華夏出版社“經(jīng)典與解釋·莎士比亞繹讀”所帶來的蒂利亞德《莎士比亞的歷史劇》、阿格尼斯·赫勒《脫節(jié)的時代:作為歷史哲人的莎士比亞》、阿魯里斯和蘇利文編《莎士比亞的政治盛典》、保羅·坎脫《莎士比亞的羅馬:共和國與帝國》等,這一派是專門從政治哲學和政治史學切入文學研究的。又如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圖書出品方的“莎士比亞研究”叢書,其中包括了內(nèi)外兼修的三種莎學著論,即專著、注疏與譯介,分別如張沛《莎士比亞、烏托邦與革命》、徐嘉箋注《〈麥克白〉注疏》、馬里奧特《莎士比亞戲劇中的英國史》等。事實上,國內(nèi)專門研究莎士比亞如羅馬劇或英國劇等著作已有令人可喜之建樹,但綜合了以上中外成果并形成系統(tǒng)性研究莎士比亞歷史劇的中國專著,《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也許是頭一部。

高全喜教授向擅跨界精研,《浮士德精神》《畫與真》《獨自叩問》等皆反映了作者在專業(yè)的法學、政治學、哲學、思想史等學科之外寬廣的文學與藝術研究興趣。而在《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中,作者在莎士比亞文學場域中充分發(fā)揮了個人的專業(yè)性優(yōu)勢,為社科與人文的、西學中文史哲的跨越,搭建了精準溝通的橋梁,同時也直接證明了: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之間,或者說莎士比亞文學與政法、歷史之間,存在著一種極為高明而錯綜編織的關系。作者顯明了莎士比亞文本中內(nèi)隱屬己的君主論、都鐸神話、英國情結、人文理想?!渡勘葋啔v史劇與英國王權》并未將論域的界限劃分在莎士比亞英國劇之中,而是通過三大部分首先定義“何為莎士比亞歷史劇”,然后細讀存有闡釋之循環(huán)含義的諸多莎劇,最終托出“英國王權演化”的內(nèi)在理路,而這一理路早已被莎士比亞或有意或天才地先覺把握在了他不朽的劇作脈絡之中。

順著作者的思路,我們不妨將作者所論述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概括為內(nèi)篇、外篇與雜篇。內(nèi)篇較好理解,即作者在第一部分概括的“歷史中的英國:十部英國歷史劇”。從歷史上王朝本身的善變演繹而論,莎士比亞英國劇中的國王當然以約翰王(1119-1216)為始而以前朝亨利八世(1509-1547)誕下曾為莎翁之今圣的伊麗莎白(1558-1603)為終。等到莎士比亞與人合作《亨利八世》(1612)之際,都鐸王朝已然由斯圖亞特王朝所鼎革(1603)九年之久。然而《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的論述邏輯卻與莎士比亞本人撰寫英國歷史劇的展開邏輯相平行,而與歷史發(fā)生時間有所不同,這尤其體現(xiàn)在莎士比亞的第一四聯(lián)劇和第二四聯(lián)劇之上。莎士比亞第一四聯(lián)劇由《亨利六世》(上、中、下)和《理查三世》所構成,第二四聯(lián)劇則由《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所構成。玫瑰戰(zhàn)爭后發(fā)之事創(chuàng)作在先,而“中世紀的兩個身體”與“空王冠”等前朝夢憶則意猶未盡、撰寫在后。莎士比亞每部劇的創(chuàng)作順序也如他每部劇中的每一字句那樣是有精心設計的,這可反映他在具體修辭、排布與虛構之外,對于政治尤其是英國王權的深刻思考。

比如從哈爾王子到亨利五世的亨利·蘭開斯特?!逗嗬迨馈罚?599)一劇為莎士比亞集中創(chuàng)作歷史劇時期的收官之作,亨利五世這一人物形象也早在第二四聯(lián)劇的前三部劇中進行了集中的鋪墊。簡而言之,亨利·蘭開斯特作為莎翁十年英國歷史劇生涯的最終君主的樣子,決定了歷史劇中英國政制的樣態(tài)、莎士比亞心里理想君王的面貌(或相反)、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藝術中對民族國家和王權正當性的人文判斷等等。茲事體大,列奧·施特勞斯謂作者常在文本最中間部分插入自己的核心思想,《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在全文三部分的中間部分、第二部分五章中的第三章“國王的成長史”中對以哈爾為中心、以亨利四世和福斯塔夫兩位“精神父親”為輔助集中處理當哈爾稱為亨利五世的養(yǎng)成研究,可以說是把握到了莎士比亞英國歷史劇的圖窮匕見之秘。關鍵還在于為什么要以文學家莎士比亞之眼來看待或應處于政法視野下的英國王權相關問題?熟稔于政法學的作者給出了他的答案,他認為莎士比亞:

試圖構建他的理想主義的既具有現(xiàn)代早期意義又秉有古典德行政治的明君——英格蘭新君主論。這從表面上看還是屬于都鐸神話的歷史敘事,很多評論家依此把莎士比亞納入都鐸歷史觀念的譜系之中。但正像我在本書第一部分所指出的,莎士比亞并不真正屬于這個系列的文學編撰者,更不是都鐸王朝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打造者,而是有著自己的獨創(chuàng)性思想,很多話語俱在不言中矣。當然,這里有莎士比亞稻粱謀的處世之道,不過,他并非反對都鐸神話的歷史敘事,而是不滿足于此,試圖超越其歷史的狹隘性。(《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第122頁)

亨利五世究竟是莎士比亞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強有力回應還是戲仿性反諷,歷來眾說紛紜,還有待商榷。但高全喜以專業(yè)視角解析了莎士比亞式都鐸史觀、輝格史觀、憲政史觀三而一的超越性,則無疑是精準把握了莎士比亞文學作品的永恒價值。有趣的是,莎士比亞的永恒價值首先體現(xiàn)在他對當下情境的深刻反映與反省。莎士比亞自然并不會以政治學家和史學家的觀念寫作他的歷史劇,早中期生活于都鐸王朝中的他對憲政史觀的認識無疑更為抽離。這以上條件都不構成對莎士比亞認知現(xiàn)實與英國的障礙,反而為出身于早期現(xiàn)代的他提供了萬事俱備、可供運用的素材及思想。任意調(diào)動比如《亨利五世》中第一幕第一場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亨利王辨析入侵法國的合法性問題,或者第二幕第二場中亨利假借叛國罪處死劍橋伯爵的詭辯修辭和演說術橋段,即可發(fā)掘莎士比亞對政治統(tǒng)治中似是而非的權利和權力辯證法、王朝更替后歷史遺留因子的草蛇灰線式的多層次鋪墊與揭露。只有足夠矛盾與復雜,虛構才能比現(xiàn)實更加真實,讓現(xiàn)實中最為荒誕但常見的政治風云于戲劇中得到瞬間的凝固和表征。

讓我們再來看看“莎士比亞歷史劇”的外篇與雜篇,作者將其概括為“想象中的英國:其他王國劇與羅馬劇”。根據(jù)第一部分的概述與第二部分的演繹,我們且將外篇對應于“權力的:《哈姆雷特》《麥克白》與《李爾王》,雜篇對等于“共和理想:《尤利烏斯·凱撒》及其他羅馬劇”,這便是作者廣義上的“莎士比亞歷史劇”:

莎翁的歷史劇除了狹義的十部英國歷史劇之外,還包括另外兩個層面的內(nèi)容:一個是以英格蘭王國周邊其他王國的歷史與政治演繹為主題的歷史和王朝劇,例如發(fā)生在丹麥王國的《哈姆雷特》、蘇格蘭王國的《麥克白》、不列顛王國的《李爾王》等,這些構成了莎士比亞歷史劇的空間結構的擴展;另外一個便是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的羅馬劇,例如《科利奧蘭納斯》和《尤利烏斯·凱撒》《安東尼與克莉奧佩特拉》,它們構成了莎士比亞英國歷史劇的時間結構的溯源,把英國政制及其王權演變上溯到古典羅馬時代政制巨變的大背景下予以審視??偟膩碚f,通觀莎士比亞歷史劇,其實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別,若把它們疊加整合在一起,可以更為清晰和深刻地了解莎士比亞關于政治體制、戰(zhàn)爭情勢、君主德能以及文明演進、人性幽暗等多個維度的思考和戲劇化展示。(《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第321-322頁)

如此看來,外篇為橫向空間軸而雜篇為縱向時間軸,在更縱深的莎士比亞歷史劇坐標系中,莎士比亞的文學與政法、歷史的交錯編織才能得到整全的比較與考量。作者通過這部新著想要解讀的,正是介于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之間的莎士比亞如何以將天才的原創(chuàng)和語境的錯雜結合在一起,交托出莎翁屬己的理想英國政制情結甚或更具有人文主義底蘊的政治人性的剖析。

以《麥克白》為例,《麥克白》和《哈姆雷特》《李爾王》《奧賽羅》以莎翁四大悲劇名世,作者卻將前三部以“權力的游戲”為統(tǒng)一單位將其置入歷史劇名目里,點出了歷史劇與王權緊密聯(lián)系的主題。其中《麥克白》以“麥克白夫婦的野心”貫徹全劇,突顯了“權力的誘惑”,作者開門見山:“麥克白的悲劇是王朝政治中觸及王權最核心的一幕政治悲劇”,“因為這部悲劇與人性和政治有關,它以戲劇的方式把人類生活的最核心內(nèi)容即權力欲望及其悲劇性的結果赤裸裸地展示出來?!保ā渡勘葋啔v史劇與英國王權》,第336頁)《麥克白》雖以古蘇格蘭王國為背景,但我們將察覺,莎士比亞始終在映射著英格蘭王國自身的政權命運。從這一意義來看,我們也將更好地理解為何作者稱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展現(xiàn)了兩個悲?。簷嗬靶牡谋瘎『蜋嗔Ρ旧淼谋瘎?。之所以稱《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為文學、政法與歷史的“錯綜編織”,其理由亦可作如是觀,該書與莎劇整體還有單部劇作如《麥克白》都以各自及相互紛繁交織為特點,并且在縱橫交叉中甚至設置有意為之的“錯覺”,像莎士比亞對時代和地點的“誤置”,像高全喜對“悲劇”“政治劇”“歷史劇”等后天固化題目的交錯布局,像二者都認識到的批評權力本身不意味文藝復興前后一度流行的權力虛無主義等等,都避免了單調(diào)同質(zhì)又描摹了現(xiàn)實本身復雜的紋理。

細心的讀者還可在作者提示的細讀與互文中挖掘出莎士比亞自己有意為之的暗線,此處僅舉兩條作為佐證。第一條是《麥克白》蘇格蘭國王鄧肯的篡位事件。莎劇多沿襲“古已有之”的歷史和文學題材,《麥克白》的故事背景也有史可考。但莎士比亞能做到“倒行逆施”,是為大手筆,《麥克白》的要點之一就在于刪去了麥克白本人的王位合法繼承權。根據(jù)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在《編年史》(Chronicles)中的記載,“按照王國舊法,若是王子年幼無法掌權,最近的血親將繼承王位”(轉引自徐嘉箋注《〈麥克白〉注疏》引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2頁)。莎翁弱化了王權繼承法、鄧肯羸弱統(tǒng)治、麥克白統(tǒng)治高效等史實語境,還將謀害篡位事件在第一幕便交代完畢,使得故事本身更加鮮明化了這部“政治悲劇”的殘忍與幽暗。況且英格蘭與蘇格蘭的恩怨關系直到莎士比亞時代也從未停歇,這便直接指向了英格蘭的國際關系甚至內(nèi)部鼎革歷史的血親、人倫、政教、權勢矛盾。我們從作者的另一部著作《蘇格蘭道德哲學十講》(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3年版)前兩章中會理解到背后更為深遠的古今劇變。

第二條暗線埋在《麥克白》第四幕第一場麥克白于山洞里見眾女巫的驚怖場景之內(nèi)。兌現(xiàn)了女巫預言、早已攫取了王權的麥克白飽受著良知、懷疑和不安定的境況的折磨,只身奔赴黑暗宴會,妄圖尋求能讓自我得到安穩(wěn)的、究竟到底的吉兆。在虛與委蛇中,女巫帶來了一出戲中戲——“八王秀”(a show of eight kings):蘇格蘭的八位國王輪番出場,其中缺少了一位女王——蘇格蘭的瑪麗一世。瑪麗已在莎翁創(chuàng)作本?。?606)的十幾年前被伊麗莎白女王處死(1587)。與此同時,麥克白驚呼第八位國王太像他已秘密謀害的班柯,而班柯的后代根據(jù)女巫最初的預言是將要成為蘇格蘭國王的。更要緊的是,不論是班柯還是當朝圣上詹姆斯一世,他們都屬于斯圖亞特家族。在三年前也就是1603年,莎士比亞和他的英格蘭經(jīng)歷了都鐸王朝到斯圖亞特王朝的改朝換代,該如何處理或不處理曾經(jīng)保護他的伊麗莎白一世及同樣接受他的詹姆斯國王強相關的歷史背景將決定莎士比亞隨后的個人命運。在對血統(tǒng)和政統(tǒng)的觸及中,莎士比亞選擇了隱晦其辭,他沒有避而不寫,而是突出了班柯及其后裔的地位,弱化但卻沒有貶低伊麗莎白的處決行為。并且,莎士比亞這次沒有也從來未曾有過對獨一王朝或血脈的吹捧或諂媚處理,在贊譽英格蘭王國的從古至今的前進歷程中,莎士比亞始終與歷史編纂和意識形態(tài)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也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他才能夠思考到權力與淫欲之間的陰暗關系,哈羅德·戈達德曾經(jīng)在《莎士比亞的意義》中展布過這一聯(lián)系,而高全喜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則將《麥克白》作為權力游戲的典型,再次點出“權力是最毒且能致死的春藥,這是莎士比亞對于權力或王權的反省”(第355頁)。早在莎士比亞早期的長詩《盧克麗絲遭強暴記》中,莎士比亞就以羅馬王國的晚期史實塔克文家族作為素材,暴露了權力的淫威;這一次,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在批判的同時,還由此“開辟了現(xiàn)代憲政主義限制王權專制的思想之先鋒”(《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第358頁)。莎士比亞對政權和歷史的認知與剖析在悲劇中達到了新的成熟的高度,《麥克白》是悲劇,也無疑是政治悲劇和歷史劇。

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將近年來流行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政治劇研究成果一并參考在內(nèi),包括較為前沿或受到關注的如阿格尼斯·赫勒、瑪莎·努斯鮑姆、馬里奧特、蒂利亞德、彭磊等人的論著。但同時,作者又提出了不同于以上諸家評析中的某些觀念如中世紀宇宙觀、政治神學觀、階級分立觀、古典主義觀、新歷史主義觀等等,而是在宏觀莎翁政治理念與細讀文本褶皺并兼的前提下,揭示莎士比亞具體而微的歷史演進論,認為莎士比亞“有一個從‘君權神授’到‘能者為王’再到‘王者尊崇’的王權演變邏輯,這個戲劇化的邏輯又與真實客觀的英格蘭封建王權史大體一致,實現(xiàn)了某種歷史與文學的完美結合?!保ā渡勘葋啔v史劇與英國王權》,第566頁)這前可瞻莎士比亞對英國乃至古羅馬與古希臘的系列歷史觀,后可顧莎士比亞蘊藉已久甚至于有意無意中預示了來日的憲政觀。

關于莎士比亞如何看待或會如何思考凱撒精神、民主制度、必要之惡、新教倫理、市民社會、古今之變、意大利情愫等等,我們還有許多必須討論甚至與作者商榷的關鍵問題等待研究。但作者充分我們證明了莎士比亞如何看以及如何寫歷史與王權的舉足輕重的巨大意義,并且同樣重要的是,作者也向我們展示了,一與全的莎劇闡釋循環(huán)、細讀文本與考辨語境、出乎政法史與入乎文學史也許是揭示和理解偉大經(jīng)典特別是作為世界文學明珠莎士比亞的唯一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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