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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陰行走記:長江鎖鑰、人文淵藪與忠義之邦

2023年12月23日,冬至次日,上海遭遇“斷崖式降溫”。復(fù)旦歷史學系的十幾名同學在戴海斌教授帶領(lǐng)下,溯江而上,在東方巨港、長江鎖鑰——江陰經(jīng)歷了一段有趣的旅程。

2023年12月23日,冬至次日,上海遭遇“斷崖式降溫”。復(fù)旦歷史學系的十幾名同學在戴海斌教授帶領(lǐng)下,溯江而上,在東方巨港、長江鎖鑰——江陰經(jīng)歷了一段有趣的旅程。

擇定江陰作為本次考察之目的地,機緣在于開通不久的滬寧沿江高鐵。滬寧沿江高鐵原名“南沿江高鐵”,于2018年10月啟動建設(shè),2023年9月28日正式開通運營,西起南京樞紐南京南站,經(jīng)句容、金壇、武進、江陰、張家港、常熟、太倉,在太倉接入滬蘇通地鐵,進入上海樞紐。該線路是對滬、寧間高鐵布局的關(guān)鍵補充,為繼滬寧城際、京滬高鐵滬寧段后,滬寧間第三條高鐵,使以往屬于“高鐵盲區(qū)”的數(shù)個蘇南縣級市邁入“高鐵時代”,串聯(lián)起一條高鐵“黃金通道”。隨著滬寧沿江高鐵的開通,江陰得以向西50分鐘直抵南京,向東1小時左右抵達上海虹橋,聯(lián)動滬寧兩城。

乘此便利,我們一行人乘坐高鐵前往江陰,開始了兩天的游學考察。所經(jīng)路線及考察地點具體列下:

12月23日:上?!幷荆ㄕ厩靶煜伎偷裣瘢芊f甫故居——江蘇學政文化旅游區(qū)、中山公園——國民黨江陰要塞司令部舊址——適園——南菁書院舊址——江陰文廟——劉氏兄弟故居——興國園

12月24日:江陰市革命烈士紀念館、渡江戰(zhàn)役紀念館——江陰要塞森林公園、黃山炮臺、江陰大橋——鵝鼻嘴公園——江陰市博物館。

考察過程中,史事、人物與風景,映入耳目,聯(lián)翩不絕,給大家?guī)砹司薮蟮男畔⒘颗c強烈的沖擊感。此篇紀行,嘗試將沿途所見、所聞與所思,略加整理,存以備忘。

“江尾海頭”與千年要塞:長江對江陰的塑造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論及鄉(xiāng)誼,毗陵(常州)是江陰重要的文化認同。這種認同感也體現(xiàn)在飲食方面:在江陰品嘗小籠包與開洋餛飩時,我拍攝了幾張美食圖片發(fā)布至朋友圈,其中一張照片是商家的招牌:“真正無錫味·小籠饅頭十大名店、三鮮餛飩十大名店”。有同學在評論區(qū)留言:“江陰是江陰的,不是無錫的?!弊畛蹩吹竭@條評論,還不解其意,了解江陰的政區(qū)沿革后,方明其含義。

江陰,簡稱“澄”,舊稱“暨陽”、“澄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為延陵季子和春申君黃歇封地,故有“延陵舊封”、“春申故地”之稱。秦漢時期此地尚分屬會稽郡與吳郡,其建置始于晉太康二年(281年)設(shè)暨陽縣,南朝梁紹泰元年(555年)廢縣置郡,因地處“大江之陰”(山之北水之南為陰),遂稱江陰郡,后稱江陰國。隋滅陳,廢江陰國入蘇州。隋唐兩代置江陰縣,屬江南東道。此后江陰建置數(shù)經(jīng)變化,置廢分合無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江陰路為江陰州,屬常州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攻占吳王張士誠轄區(qū)江陰,降江陰州為江陰縣,恢復(fù)江陰縣建置,屬常州府。從寬泛意義而言,江陰自此成為常州府轄地,直至民國元年(1912年),廢府存縣,江陰縣隸屬江蘇都督府,情況方有所不同。而江陰成為無錫下屬縣/市,則是1983年的事情。

1895年《江蘇全省輿圖》“江陰縣”


“真正無錫味”


長江湯湯,自西而東,六千余公里,浩蕩奔流?!敖埠n^”處,江陰因居于“大江之陰”得名。古人以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萬里長江澤被不計其數(shù)的沿江城市,獨獨江陰以代表長江之南而得名,可見其獨特性。長江奔流至此,因受到黃山基巖的限制,河道驟然收窄,寬度僅為1100余米,而后又似喇叭敞開,至南通段迅速擴張至18公里。由是,江陰憑借絕勝的地理形勢,當仁不讓地成了“長江咽喉”。

從區(qū)位而言,江陰與西邊的常州市、南邊的無錫市區(qū)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同時,以長江為界,江陰與泰州靖江成為一座跨江雙子城,江陰的黃山與靖江的沙洲孤山,則是此處的咽喉要塞。清人言君山與圌山為長江兩要隘、江陰鵝鼻嘴為天險。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篇》載:“揚子江口外有君山、圌山兩重門戶,江陰鵝鼻嘴,即君山之麓也,斗入江中,與對江之劉文沙相距四五里”;“福山口內(nèi),惟君山(鵝鼻嘴)、圌山二處,可設(shè)炮以守長江”。

百度地圖“江陰市”


江陰黃山插入江心,與長江對岸最狹處僅1.5公里,沿江深水岸線長達35公里,是由海入江之咽喉、南北交通之要道。自古即是軍事重鎮(zhèn),為兵家必爭之地,成為自吳淞口溯江而上的第二江防要地。如南宋時期岳飛、韓世忠于此駐軍屯兵;抗日戰(zhàn)爭時期,展開了圍繞江陰要塞反復(fù)爭奪的江陰保衛(wèi)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時期,江陰也成為渡江戰(zhàn)役的一個關(guān)鍵點位。

江陰渡江戰(zhàn)役紀念館


大小不一的炮臺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炮臺群,自西向東分布于江陰黃山山脈的山頭。黃山炮臺舊址現(xiàn)存兩處明清三合土炮臺遺址、清末兩江總督張之洞督建的三座混凝土炮臺與民國時期十二座鋼筋混凝土炮臺,另外有三座彈藥庫、一座觀察所、三座機槍掩體。黃山炮臺因其規(guī)模之大、保存之完好、構(gòu)筑年代之早及沿用時代之長,是目前全國現(xiàn)存炮臺遺址少見之例。

黃山炮臺舊址


曾經(jīng),作為長江入??诘慕?,被人們視為萬里長江之終點與東海的起點,故稱江陰為“江尾海頭”。約在晉朝,長江裹挾的泥沙逐漸將入??跂|移,沙洲沉積,逐漸露出水面。由是,今日我們所熟知的江南水鄉(xiāng)的故事徐徐展開。

在江陰鵝鼻嘴公園(因其山形如同伸頭入江飲水之鵝而得名)立有一石碑,上刻“江尾海頭”四字。且此處江岸山崖極其陡峭,沿石梯下到底部江邊,復(fù)向上看山體坡度,則可明了為何清人視其為天險。溯江而行,彼岸靖江清晰可見。

不遠處的江陰長江大橋飛跨南北,氣勢雄偉


游覽江陰鵝鼻嘴公園


“江尾海頭”石碑


江陰長江大橋


與無錫市區(qū)依太湖而建不同,江陰是一座沿江城市。密布在江陰987平方公里土地上的550條河流,如經(jīng)絡(luò)一般,連接起太湖北岸的無錫市區(qū)與長江之南的江陰,將長江往來商貿(mào)的繁華源源不斷傳遞給江南這片土地。江陰港是長江航線上少見的天然良港。2022年江陰港超越南通、南京與鎮(zhèn)江三港,憑借3.5億噸的貨運吞吐量,成為僅次于蘇州與泰州的長江第三港口。一如王安石所言,“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苯幝?lián)運江海,成為了長江與太湖之間當仁不讓的經(jīng)濟紐帶。(《“中國第二縣”,到底有多猛?》,微信公眾號“地道風物”,2023年3月6日)

江陰港


“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保ㄍ醢彩队枨笫亟幬吹贸瓴鍛涥幰娂爸鳌罚╅L江不僅帶給江陰作為河海港口、地區(qū)貿(mào)易中心的繁榮富裕,還將活色生香的江鮮帶給這片土地。位于“江尾海頭”的江陰,“魚蝦接海隨時足”(王令《憶江陰呈介甫》),出產(chǎn)最為鮮美的“長江三鮮”(刀魚、河豚、鰣魚)。

此行我們幸運得嘗江、河、湖饋贈給江陰的美味。無論是柔糯回甜、油潤肥嫩的河鰻還是鮮香誘人、豐盈鮮甜的小籠包,江南的物產(chǎn)豐饒似乎都匯聚在餐桌上與唇齒間。

江陰文脈尋訪記:學政衙署、南菁書院與江陰文廟

史稱“三吳襟帶之邦,百越舟車之會”的江陰,文脈綿延悠長,素有“衣冠文物之邦,東南人文之藪”的美譽,其境內(nèi)文物古跡眾多。我們一行人首先參觀了江蘇學政衙署遺址。

作為“文章司命、風教總持”之地,江蘇學政衙署遺址為明清時期江蘇最高教育行政官員江蘇學政駐節(jié)江陰的官署遺址。與大多數(shù)設(shè)在省城的學政衙門不同,江蘇學政衙門設(shè)于江陰。自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南直隸督學察院分設(shè)蘇松學政移駐江陰,雍正三年(1725年)江蘇學政專駐江陰,其三年一任,負責選拔錄取江寧、淮安、揚州、徐州、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八府與通州、海州、太倉三州之才。直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科舉制度廢除,改學政為提學使,江蘇提學使方改駐蘇州。292年里共計124任113位學政視學于此。江蘇學政衙門設(shè)于江陰的原因主要與其地理位置有關(guān),江陰處于蘇南各府、州的中心地帶,又是連接蘇北腹地的樞紐,便于學政出巡,正如張文虎《南菁書院記》所稱“江陰踞江蘇各州府縣適中之地,督學使者駐節(jié)于此”。

自初建督學察院起,已有相當規(guī)模的學院建置,崇禎《江陰縣志》稱其“宏敞壯麗,為江南官署之冠”。在科舉制度廢除后,學政衙署被改為它用,建筑漸廢,僅存5間儀門,另有《重修江陰縣督學察院記》等3通碑記、乾隆手書御碑一通、原墨華榭碑廊嵌砌的學政唱和詩碑刻27通與考棚青石質(zhì)幾十余副。

如今江蘇學政文化旅游區(qū)由江蘇學政衙署遺址改建而來,衙署后花園(原名“萬春園”、又曾名“清機園”“季園”“寄園”)改名“中山公園”并入其中。

中山公園“孫中山先生紀念塔”,1912年孫中山蒞澄(即江陰)考察演講詞:“叫全國的文明從江陰發(fā)起”


我們在此處見到了兩方碑記。其一為署“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冬月”的《增修江陰考棚記》,落款二人為“提學使者壽陽祁寯藻撰”、“攝知縣事新城陳延恩書”,祁寯藻于兩三年后即以軍機大臣身份入直,陳延恩之兄陳孚恩此時已為軍機處領(lǐng)班章京,其后也成為軍機大臣。

《增修江陰考棚記》


其二為署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瞿鴻禨所作一方碑記,載1885年王先謙任學政時,修復(fù)學政衙署后花園,得《寄園八詠》石碑一方,但因石不全,未知其作者(其文集認為是陳延恩所作);1900年瞿鴻禨作江蘇學政的第三年,正好從園子里挖出來另一半,確認了碑文書法為陳延恩所書,但詩文作者則是其叔父陳希曾。于是他生發(fā)“命有定數(shù)”的感慨,作此碑記:

使署西園為明參政季公故業(yè),而因以寄名園者也。咸同間燬于兵燹,至光緒十一年(1885),吾鄉(xiāng)王益吾祭酒(王先謙)來視學,始修復(fù)之,裒明以來詩記諸石,翼之以廊,顏曰墨華榭。其一石為《寄園八詠》,不辨何人所題,文亦不完,蓋二石而闕其一。予意當時石刻必尚有湮沒未出者,為悵然久之。越三年(按此非指前“光緒十一年”后三年,而是指瞿氏任學政的第三年,即1900年),于園之西發(fā)土得石,亟洗讀之,果即前石之一,詩為江右陳公希曾作,其從子江陰令延恩書,而壽陽相國祁文端公(按:祁寯藻)跋其后。其時為道光庚子,今茲歲適在庚子。亂平且四十年(指太平天國平息至1900年),遲之又久而復(fù)合,豈非物之顯晦有時,若或前定者歟?……光緒二十六年春提學使者善化瞿鴻禨記,妻傅幼瓊書。(按錄文亦見《暨陽之光——江陰博物館文集》,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頁,惟句讀有誤。其中有一處確實較難句讀,此處僅備一說。)

寄園碑刻


寄園


學政衙署遺址塑有張廷璐、夏同善、王先謙等曾任江蘇學政等人物雕像,并于展覽板上羅列歷任學政姓名、字號、籍貫、出身與任職時間等信息。

江蘇學政節(jié)署儀門


午飯后,我們一行人又前往南菁書院舊址,如今已是江蘇省南菁高級中學實驗學校。南菁書院系光緒八年(1882年)由江蘇學政黃體芳在時任兩江總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創(chuàng)建,“江陰在江蘇四方中,而書院附于學政”。為此左宗棠還奏撥長江水師京口營游擊、協(xié)鎮(zhèn)兩署故址并請“于庫存淮北票費項下提銀二萬兩,解由學臣飭交江陰縣,發(fā)商生息,以為每年膏火之資”作為書院院址和創(chuàng)辦經(jīng)費。(左宗棠:《江陰創(chuàng)建南菁書院動撥鹽票項下銀兩片》,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南菁書院舊址


左宗棠像


書院落成后,黃體芳題名為“南菁書院”,取朱熹《子游祠堂記》中“南方之學,得其菁華”之義,又得左宗棠題寫“講堂”匾額。據(jù)《創(chuàng)建南菁書院錢款收支事項曉示碑》可知,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江蘇巡撫、安徽巡撫、湖北巡撫等封疆大吏對此均有資助。黃體芳卸任江蘇學政后,繼任學政王先謙,于光緒十二年(1886年)創(chuàng)辦南菁印書局,刻印《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等書籍。先后受聘擔任南菁書院院長的有張文虎、黃以周、繆荃孫、林顧山、華世芳、王亦曾、陳昌紳、丁立鈞等學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時任江蘇學政瞿鴻禨將南菁書院改為學堂。在歷經(jīng)更迭后,現(xiàn)改為“江蘇省南菁高級中學實驗學?!?。

南菁書院創(chuàng)辦后,在眾多書院中后來居上,成為清季民初的人才淵藪。書院學堂時期進士即有31人之多,如唐文治、張一麐、曹元弼等。其知名校友還包括蔣維喬、孟森等人。

南菁書院創(chuàng)始人黃體芳塑像


左宗棠題聯(lián)


《創(chuàng)建南菁書院錢款收支事項曉示碑》


唐文治、蔣維喬題字


南菁書院舊址文保碑


隨后,我們前往江陰文廟。江陰文廟始建于宋初,為紀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廟,昔時儒學教官衙署所在。歷代對江陰文廟有過六十余次擴建整修,現(xiàn)存建筑系清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緒五年(1879年),仿照山東曲阜孔廟風格修建,為江陰現(xiàn)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蘇南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的文廟、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我們在江陰文廟還見到了幾塊有關(guān)明清江陰社會經(jīng)濟的碑文,共同識讀,收獲頗多。

江陰文廟大成殿


江陰文廟碑文


“文學革命”之外:劉半農(nóng)與近代史學

自江陰文廟而出,步行二百余米,即可走到劉氏兄弟故居。劉氏兄弟故居是被譽為“劉氏三杰”——“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qū)”、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nóng);民族音樂家、現(xiàn)代二胡學派的奠基人劉天華;民族音樂家、作曲家劉北茂三兄弟青少年時期的居所。

劉氏兄弟故居由三兄弟的曾祖父劉榮建于清末。故居保留了老井、曬醬臺、石鼓墩、竹園等遺跡,復(fù)原了劉氏兄弟少時生活的場景。我們在參觀劉氏兄弟故居時還注意到,人民中路到了劉氏故居門前分成南北兩條單行道,從而形成一個綠島,這在名人故居中比較少見。

劉氏兄弟故居文保碑


故居內(nèi)部


故居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凝結(jié)著三兄弟的鄉(xiāng)愁與回憶。劉半農(nóng)對故鄉(xiāng)的竹園念念不忘。1917年,劉半農(nóng)初至北大任教,在《聽雨》一詩中寫下自己的思歸之情:“我到北地已半年,半夜醒來一宵雨,若移此雨到江南,故園新筍添幾許?!焙笤旱睦暇钱斈陝⒓绎嬘煤蜐{洗之源,也是三兄弟兒時常玩耍的地方,劉半農(nóng)更是喜歡看井,對著井水做鬼臉,看映在水中的藍天與萬千變化的白云,母親擔心他跌入井中,時常叫他,這樣的情形刻印在劉半農(nóng)心中,難以忘卻。1923年劉半農(nóng)在歐洲留學時,思鄉(xiāng)情切,寫詩記之:“阿彭快來,你又在看井了!這是母親的聲音。分明是眼前的事,可已過去二十五年了?!闭驹诠示釉簤?nèi)的我們,抬頭望見了一彎明月,更有“今時明月照古人”之感。

從劉氏兄弟故居的后院抬頭望月


除故居外,劉氏三兄弟的遺物收藏于江陰博物館,包括劉半農(nóng)日記手跡、劉半農(nóng)與友人往來函札、題贈繪畫與劉天華作曲手稿、劉天華與劉北茂兄弟使用過的樂器等。

《劉半農(nóng)奉答王敬軒先生》(攝于江陰博物館)


在博物館參觀時,我們注意到,劉半農(nóng)曾于近代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多有貢獻。以往大家熟知劉半農(nóng)在文學領(lǐng)域有很大的貢獻,但不甚了解他與近代史學發(fā)展之間的關(guān)系,現(xiàn)場討論激烈。游學考察結(jié)束后,我調(diào)查相關(guān)文獻,對這一問題嘗試一個簡單的梳理。

劉半農(nóng)早年因生活清貧,以演劇、賣文與當兵為業(yè)。在“五四”前后,通過與周作人、錢玄同等《新青年》同人的互動,努力滌除自身的“洋場才子氣”,實現(xiàn)了“從鴛鴦蝴蝶派作家到文學革命的健將”之身份轉(zhuǎn)換。同樣,相對于劉半農(nóng)作為“新文學”建立過程中帶有“原點”性質(zhì)的重要人物之一與中國實驗語音學的開創(chuàng)者的角色與地位,(夏寅、王風:《劉半農(nóng)文獻整理與學術(shù)研究述要》)其與近代史學發(fā)展的關(guān)系,也往往為研究者所忽視。突破分科治學與既有思路的限制,重審劉半農(nóng)在“文學革命”之外的面相,也為我們了解其人其學提供了更多的視角。

“五四”退潮后,劉半農(nóng)與《新青年》陣營諸人在精神氣質(zhì)、思想軌跡與知識背景等方面的差異暴露出來。其后,劉半農(nóng)選擇赴歐留學。(袁一丹:《“恥辱的門”:“五四”前后劉半農(nóng)的自我改造》)

1920年3月劉半農(nóng)抵達英國后,先到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生活處境頗為艱難。次年,劉氏赴法國,于巴黎大學及法蘭西學院專研語音學。因政局動蕩,國內(nèi)的公費留學資助突然中止。劉半農(nóng)只能依靠賣文來維持一家人的日常生計。據(jù)劉半農(nóng)之女劉小蕙回憶,劉半農(nóng)雖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學業(yè)和博士學位上面,在緊張的工作學習之余,還必須騰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埋頭寫作和翻譯作品,成文以后寄到國內(nèi)去發(fā)表,用獲得的一些稿費來補貼家用。

劉半農(nóng)在法國巴黎抄錄并出版的《敦煌掇瑣》(攝于江陰博物館)


在這一時期,“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里的寶藏,成了他最好的精神食糧”。在這里劉半農(nóng)引領(lǐng)了域外太平天國文獻搜集的風氣之先。太平天國被鎮(zhèn)壓后,清廷將之視作“逆賊”“匪徒”“粵匪”“發(fā)逆”,其檔案文獻材料幾乎被毀滅殆盡。故此后四十年間,“沒有人認真地談?wù)?、研究他們”。直至清末民初,孫中山領(lǐng)導的國民革命將其思想淵源追溯到元明革命與太平天國,利用這一“最佳歷史資源”進行反滿宣傳。(劉浦江:《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gòu)——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復(fù)雜糾葛》)但彼時學界對于太平天國的研究,則受限于史料匱乏,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學者們逐漸從國內(nèi)外發(fā)掘殘存的太平天國文獻。英國是海外收藏太平天國文獻最豐富的地方。劉半農(nóng)便是在此收集、整理太平天國文獻,于1926年編成《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由北新書局出版(后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劉半農(nóng)在“前言”中提及收集整理這批史料的經(jīng)過:

六年前在倫敦,見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文件,有足供太平天國史材者甚富,意欲一一移錄,歸餉學人,以課業(yè)煩苦,又未幾即為貧病所窘,移居巴黎,只能撮寫一二有趣者而止。今于舊篋中檢出,覺此殘鱗斷爪,棄去亦有不忍,故以付之北新主人,囑為刊一小冊子公諸同好。

《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內(nèi)容包括:(1)太平條規(guī);(2)行營規(guī)矩;(3)旨準頒行詔書總目;(4)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新歷封面式樣并造歷人銜名;(5)請頒新歷奏;(6)天王詔旨一;(7)天王詔旨二;(8)辛酉十一年正月分歷書;(9)庚申十年正月萌牙月令;(10)忠王致護王書;(11)忠王致潮王書;(12)干王書福字碑拓碑額書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至第十二句;(13)干王??;(14)俚歌一首(從天情道理書中錄出);(15)和碩親王致戈登劄;(16)張遇春致戈登書。

劉半農(nóng)《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出版后,就其史料價值,諸家多有評論。顧劼剛認為其“多為瑣碎小品,史料上的價值很低?!保檮聞偅骸懂敶袊穼W》,“太平天國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與著錄”)陳恭祿認為此書“皆瑣碎小品,作為史料,它的價值并不高?!保惞У摚骸短教靽鴼v史論叢》)

劉半農(nóng)所輯錄的太平天國文獻,對其后學者訪求史料頗多啟益。例如,1924年北京大學教授程演生在巴黎東方圖書館攝影抄錄太平天國印書,并于同年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名為《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俞大維在劉半農(nóng)與程演生二人所編文獻基礎(chǔ)上在德國普魯士圖書館攝照太平天國印書九種,多出《天條書》、《三字經(jīng)》和《幼學書》三種。1932年蕭一山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訪得大量太平天國文獻,1936年由南京國立編譯館出版所編《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十冊,影印太平天國印書共二十一部。朱希祖在序言中稱贊蕭一山此書“成績比程(演生)、劉(半農(nóng))二君更弘大也?!?934年王重民赴巴黎國立圖書館整理敦煌殘卷,“公余之暇,輒抽繹所藏漢籍,得窺太平天國所刻書十四種(按:重一種,實為十三種),為劉半農(nóng)、程演生二先生所未見(按:其時蕭一山書尚未問世),亟取而讀之”。(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海外新文獻刊布和文獻史事研究》)

雖然論者多認為此書多為“瑣碎小品”,但在當時對學界也并非毫無影響。1930年代,蕭一山與陳恭祿圍繞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下卷,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異常激烈的‘文字戰(zhàn)’”。在太平天國的“天歷”問題上,陳恭祿采信劉半農(nóng)《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收錄的太平天國頒行詔書總目中的“頒行歷書”,且“其文抄自外國圖書館,自極可信”。因“同一詔旨,同一事實,同一文字,而雙方推算結(jié)果卻不一”,故陳恭祿懷疑“作偽矛盾”。而蕭一山利用出國后在倫敦所見大英博物館東方部所藏太平天國原刻歷書與詔旨,證明自己沒有作偽。蕭一山稱“天假弟以英倫之行,否則弟不能舉原書為證……陳君亦可狡辯,而使此讞百年不能決,則弟終身將有圜戶瑯珰之憂,而后之人亦視為疑獄矣”,并批評陳恭祿“無考證常識”;“迷信外國”;“無辨別真?zhèn)纬WR,又強人入罪”、“實誣劉君”。(戴海斌:《陳恭祿與蕭一山筆戰(zhàn)述評(三):史事與史觀篇》,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3年9月19日,陳恭祿撰、裘陳江編校:《陳恭祿史學論文集》)

另外,雖然劉半農(nóng)本人可能懷揣增廣談助的目的,實則對近代中外交通史料多有關(guān)注與整理。在燕行文獻(即明清來華朝鮮使團人員在華所見所聞著錄成書的文獻)中,樸趾源的《熱河日記》是較早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學界的一本。(王鑫磊:《同文書史——從韓國漢文文獻看近世中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鮮學者樸趾源隨其從兄樸明源來華賀乾隆七十大壽,此行遍游盛京、北京與熱河等地。樸趾源在回國后,將其在華所見所聞,撰成共計26卷、25萬字的日記——《熱河日記》。(鄭克晟:《讀樸趾源〈熱河日記〉》)

1927年劉半農(nóng)致函于朝鮮漢城京城帝國大學任教的魏建功,托其代覓樸趾源所著《熱河日記》,“《熱河記》甚想購致一部,有好寫本希為留意”;“《熱河記》不必急急,總須求得精好寫本,不論到手之遲速也。此外如有他種筆記,涉及吾國風土俗尚者,亦望隨時留意。兄欲匯刻此等小說為一叢書,甚感甚感。但卷帙甚繁,當此四海困窮之際,恐一時不易辦理耳?!保▌朕r(nóng)致魏建功,1927年,王風、夏寅整理:《劉半農(nóng)書簡匯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劉半農(nóng)視《熱河日記》為“小說”、“筆記”,可見更關(guān)注其中涉及清朝風俗的內(nèi)容,而非更為全面的史料價值。

1916年,時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的劉半農(nóng)出版《乾隆英使覲見記》,譯自乾隆時期來華英國使節(jié)馬戛爾尼后人海倫·H.羅賓斯所編的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with Extracts from His Letters, and the Narratives of His Experiences in China, as Told by Himself,1737-1806一書的第十至十二章。劉半農(nóng)在為所撰序言中,將此書定位為“筆記”類史書,認為其史料價值不僅記述了“純皇之政見起居,內(nèi)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聵,有司百僚之趨蹌奔走,酬應(yīng)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活計疾苦”,尤其記述了核心爭議問題——中西對于“磕頭”的禮儀之爭,“叩首禮之爭執(zhí),諸家筆記記之未備者,陳述尤詳”。

1917年,上海中華書局將《乾隆英使覲見記》與《慈禧外紀》《慈禧寫照記》《庚子使館被圍記》和《清室外紀》一同收入《清外史叢刊》發(fā)售。雖然劉半農(nóng)在序言中肯定了此書作為史料的價值,但在實際的宣傳發(fā)行中,劉半農(nóng)與中華書局都將《乾隆英使覲見記》往“政變詭局”“宮闈奇聞”“外人所著”等特征傾向,以滿足讀者對于清宮秘史的獵奇心理,并且強調(diào)此書刊印滿足讀者隨時隨地閱讀體驗以及娛樂性。(1917年《乾隆英使覲見記》廣告詞)此次編譯出版《乾隆英使覲見記》,為馬戛爾尼訪華日記首次進入國內(nèi)學界。劉半農(nóng)對《乾隆英使覲見記》的譯介,提供了有別于清廷官方文書的西人觀察中國的第一視角,幫助我們分析馬戛爾尼使團如何認識與構(gòu)建中國形象、雙方交涉細節(jié)與乾隆年間中國社會生態(tài)等諸多問題。(張祥權(quán):《檔案熱病視角下“歷史的文本”翻譯研究——以劉半農(nóng)〈乾隆英使覲見記〉為例》)

《乾隆英使覲見記》版權(quán)頁


劉半農(nóng)還曾為近代頗具傳奇色彩的名妓賽金花做過口述史訪談。19世紀30年代已過垂暮之年的賽金花蟄居于北京天橋居仁里。1933年北京《實報》記者管翼賢偶然發(fā)現(xiàn)這位昔日名妓后,邀請各路媒體前往采訪賽金花,制造輿論,引發(fā)多方關(guān)注。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劉半農(nóng)與學生商鴻逵議定為賽金花作傳,特請老友鄭穎孫從中牽線搭橋,并致金與賽氏,以便登門采訪。(徐瑞岳:《劉半農(nóng)研究十題》)作為大學教授的劉半農(nóng)為青樓女子作傳,招致了不少非議。而劉半農(nóng)為賽金花作傳宗旨是很大程度上是將其作為歷史人物來記述歷史,劉半農(nóng)認為,“這個人(賽金花)在晚清史上同葉赫那拉可謂一朝一野相對立了?!?/p>

劉半農(nóng)日記中記載了1934年1月至2月每一次對賽金花的訪談,總計八九次。雖然劉半農(nóng)為訪談賽金花作了充分的準備,還與商鴻逵細致討論過體裁、體例與影像收集等問題,但因賽金花對史事不少細節(jié)避而不談,以及因文化水平不足導致的偏差,令劉半農(nóng)和商鴻逵頗感失望:“賽金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略識文字,不能執(zhí)筆作書?!保ㄉ跳欏樱骸丁促惤鸹ū臼隆岛唾惤鸹ā罚百惖囊簧准?,我們欲想知道很難,她是決不肯全盤托出的。這只好慢慢從旁去找材料?!保ㄉ跳欏樱骸对蠘闩c賽金花》)

因為訪談效果不佳,劉半農(nóng)暫時將為賽金花作傳一事擱置,但從日記可觀,仍對此事留心,如搜羅賽金花照片、畫像,看望賽金花等。1934年劉半農(nóng)在帶領(lǐng)學生前往內(nèi)蒙調(diào)查方言途中染回歸熱,病逝于北平。劉半農(nóng)學生商鴻逵整理了此前訪談賽金花材料,定名為《賽金花本事》?!顿惤鸹ū臼隆肥歉鶕?jù)劉半農(nóng)與商鴻逵對于賽金花所作的口述訪談所撰而成,可以視作賽金花的自敘傳。若將其作為口述史史料,則仍需加以考證辨析。

從以上劉半農(nóng)與近代史學的幾例來看,確如劉半農(nóng)之弟劉北茂所言,“半農(nóng)先生的成就不僅限于文學、語言學這兩個范疇。他有多方面的興趣和淵博的學識,雖終年僅四十三歲,但他畢生研究工作的范圍是很廣的?!保▌⒈泵骸都o念長兄半農(nóng)先生》)

江陰城中的小小院落里昔日回蕩著劉氏兄弟兒時的歡聲笑語,也凝結(jié)著游子離鄉(xiāng)思親的眷戀情長,今日故居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仍在向來訪的游人訴說著他們的故事,他們撰述的文章與譜寫的樂曲也將永存于世。

“忠義之邦”:江陰“乙酉抗清”的歷史書寫

江陰作為歷史上兵家必爭的四戰(zhàn)之地,在學使按臨、士人云集的綿綿文脈之外,還彌漫有一段英豪忠義之氣。參觀江蘇學政衙署后,我們路過一座六角形亭,名為忠邦亭。亭內(nèi)懸掛“忠義之邦”四字匾額,墻壁上還嵌有“忠”“邦”兩個擘窠大字,是嘉慶年間江蘇學政姚文田所書的磚刻。

忠邦亭(姚文田所書原為“忠義之邦”四字,曾懸掛于南城門上??箲?zhàn)時期因日寇炮擊毀去“義”“之”二字,1946年8月設(shè)亭,剩余二字便移嵌于此)


江陰享有“忠義之邦”的美譽,起于明清鼎革之際的一段抗清史事。據(jù)忠邦亭下的介紹牌所述:清初乙酉(1645年),江陰士民為抵制清廷的剃發(fā)令,奮起抗擊清軍八十余天,殉難者不可勝計,在后世的口談筆記中凝練為“江陰八十一日”這一代稱。

我們一行人又轉(zhuǎn)至江陰要塞司令部舊址,遍覽館中展板,發(fā)現(xiàn)抗戰(zhàn)時期曾有名為《江陰八十一日碧血史》的作品問世,以清初舊史激發(fā)國人救亡抗敵的熱情。乙酉江陰抗清已由一段具體的史事,演變?yōu)榭梢詮牟煌嵌仍?、闡釋的象征性故事。與忠邦亭介紹的內(nèi)容接敘,自清初以降有關(guān)江陰抗清的歷史敘事,其中義理的顯隱與取舍,目標的差異乃至對立,似乎隱約可辨。

順治初年江陰抗清因抵抗之久、罹難之慘,在嘉慶時期已是清廷褒揚的忠君顯例。學者黃一農(nóng)利用《明史》《欽定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江陰縣志》等史料,說明清廷如何將江陰之變抽離出滿漢矛盾的情境,嵌入儒家道德體系中的忠君一端(黃一農(nóng)《官方與民間、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載陳永發(fā)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若繼續(xù)將目光垂至清季以來乙酉江陰抗清的歷史書寫,革命派發(fā)覆此前隱而不彰的夷夏之防,而這又在抗戰(zhàn)時期為忠于國家的闡釋所取代。如此道來,這條脈絡(luò)簡明而清晰,與近代史的整體敘事同頻共調(diào)。那么其中有沒有改寫的細節(jié)與隱沒的異調(diào)呢?

《江陰八十一日碧血史》


懷揣這一問題檢閱史冊,清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剃發(fā)令下,江南各府縣的抗清活動遂起,江陰即屬其中一例。(顧誠《南明史》;司徒琳著、李榮慶譯《南明史:1644-1662》)后世回溯此際江南抗清潮流時,江陰往往受人矚目,比如魏斐德認為江陰抗清在當時的江南地區(qū)十分特殊,是“明代自殺式忠君思想的夸大”(魏斐德《清征服江南時期的地方觀念和忠君思想:江陰悲劇》,載氏著、梁禾編:《講述中國歷史》)。這種認知本身可能已受結(jié)果與敘事的影響,反之又會引導我們對彼時情勢的判斷。當時異鄉(xiāng)文人對江陰抗清的定位,或與今人的觀感不同。

浙江海寧人查繼佐在康熙四年(1665年)著成的《魯春秋》一書中(沈起撰、汪茂和點?!恫槔^佐年譜》),為說明魯王在紹興監(jiān)國前后的周邊情勢,將江陰抗清歸入剃發(fā)令下“浙東西、江南搢紳士民競舞槊起”的潮流,同時記錄的還有與江陰共屬常州府的宜興縣。查繼佐對江陰抗清的具體記載,有“江陰俗尚拳勇”“每出奇計,累捷”“城陷而復(fù)、復(fù)而陷數(shù)四”數(shù)句(查繼佐《魯春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對比記述宜興時集中于盧象觀等抵抗領(lǐng)袖的行跡,查繼佐在述及江陰抗清時增添了地域民風與守城細節(jié)等內(nèi)容,但是并沒有特意推揚江陰一地的忠勇。據(jù)查繼佐的自序,寫作此書意在表彰魯監(jiān)國政權(quán)的歷史地位,以及為明殉節(jié)的公侯氓庶,擇取人物遵循所在地域“不因魯不載”的原則,一地名譽顯然在其筆削之外(查繼佐《魯春秋》自序)。

在乙酉抗清的親歷者及后世邑人的記述中,江陰人因抵御清軍最久而產(chǎn)生明顯的地方自豪感。魏斐德曾從中央與地方的縱向關(guān)系著眼,指出在乙酉江陰抗清中交織著忠君思想與地方觀念。此處的“地方觀念”,包括地方精英的自治傾向與鄉(xiāng)梓情感,與指向王朝的“忠君思想”之間形成張力(魏斐德《清征服江南時期的地方觀念和忠君思想:江陰悲劇》)。而我在清代文獻中體會到的“地方自豪感”,則是江陰紳民在與宜興、無錫、靖江等鄰縣的橫向比較中流露。季承禹是親歷乙酉抗清的江陰人,據(jù)他在《澄江守城紀事》中所述,當江陰人要在清軍圍困中度過中秋節(jié)時,有一鄉(xiāng)民作歌:

宜興人還似一條槍。無錫人折了一股香。靖江人忙跪沙灘上。常州人不經(jīng)打,既獻女兒又獻娘。惟我江陰人,死守七十有五日,一個沒投降。

以人情揆之,彼時江陰已被清軍圍困兩月有余,江南諸縣的抗清活動敗如山倒,江陰處于垂而將敗之際,城內(nèi)鄉(xiāng)民內(nèi)心的悲觀可想而知。同時比照清軍接連攻占鄰縣之狀,江陰卻能孤城堅守,紳民難免產(chǎn)生一種自豪之情。季承禹補充道,當時江陰人還作有其他詩歌,只不過因為“其文尚雅,其詞過多不復(fù)記憶”(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見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反向推求季氏能夠記憶這篇詩歌的原因,或許就在于其用詞簡短、直白與辛辣。這首詩歌又以多種變體,不斷出現(xiàn)在康熙以降江陰文人編著的相關(guān)筆記中,如《江陰城守紀》《江上孤忠錄》等。

江陰南菁書院舊址“江城忠義”聯(lián)


江陰人對鄰縣的嘲弄,可能還夾雜尋援未果、縣際矛盾等現(xiàn)實不滿。在計六奇《明季南略》所收的難民口述中,江陰紳民曾在守城之初向靖江求援,“時借靖江沙兵二千,每人犒千錢,與清戰(zhàn),殺傷五百人,沙兵揚帆去。程璧有當,靖江沙兵敗歸,恨之,劫掠一空”(計六奇《明季南略》,見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芍幣c鄰縣靖江非但合作抗清不成,反而導致雙方互生怨懟,靖江沙兵敗歸后還劫掠了江陰富商在靖江的產(chǎn)業(yè)。是時居于江陰城外的李寄在《天香閣隨筆》中記道,江陰人犒師時“有詈其無能而饗我牢脯者”,不滿所請來的靖江沙兵未能有效地抵御清軍,兩縣兵民發(fā)生齟齬的原因已然有跡可循。對于此事,康乾時期成書的《江陰城守紀》進一步增添了靖江沙兵“酗酒賭博,人無斗志”的細節(jié)。(《江陰城守紀》,見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

如果要理解江陰人在乙酉抗清中的情感、動機與行為,自然不能忽略這種地方自豪感。只是這一情緒,無法脫離孤城抗清的特殊情境,也很難引起異鄉(xiāng)人的共鳴,甚至可能引發(fā)鄰縣人的不滿。當乙酉抗清不再僅僅作為江陰的地方事件,而是進入異鄉(xiāng)作者筆下乃至官方敘事之中時,此類標榜本地的自豪情緒便成為歷代相關(guān)書寫中改寫的“細節(jié)”與隱沒的“異調(diào)”。

黃一農(nóng)的研究提示,民國初年河北玉田人趙煥亭在《明末痛史演義》一書中化用該歌時,或許是為了減輕江陰與周邊地區(qū)的矛盾,不僅改換原文中“跪”“獻”等尖刻的用詞,并將諷刺對象改為距離江陰較遠的松江、紹興與嘉定。(黃一農(nóng)《官方與民間、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

清季以降反清與抗戰(zhàn)接連發(fā)生,無論宣傳語境以漢族還是中華民族為本位,地方觀念顯然均無法與之相宜。這一趨勢,可以取1937年澄錫地方報刊上的一則征兵啟事為例:

江陰團管區(qū)司令部,辦理江陰、靖江、無錫三縣征兵事宜……查我澄、錫、靖三縣,素稱忠義之邦,各界志士抱同仇敵愾,有我無賊,恨無路請纓,難酬壯志者,定不乏人。(《江陰團管區(qū)司令部募志愿兵兩營殺敵》,《錫報》1937年9月7日)

澄、錫、靖三縣既組成一個軍事單位,相關(guān)動員活動自當劃一。原屬于江陰人的“忠義”之稱,此時也被及其先輩曾嘲弄的錫、靖二縣,一道鼓振三縣軍民為國家效忠,主動外御敵寇。

江陰文廟“抗清三公”塑像


再將目光收歸歷史中的志士身上,江陰享此美譽,自有先輩為之挹入忠義的精血。我們還在江陰文廟看到“抗清三公”塑像,分別是典史閻應(yīng)元、陳明遇與訓導馮厚敦。閻應(yīng)元、陳明遇以卑秩御強敵,組織邑民堅守孤城八十一日,在后世追懷中尤獲贊譽。乾隆時期江陰為閻、陳二人立專祠紀念,縣令蔡澍在所勒石記中道“斯時之死節(jié)者,惟江陰縣尉閻、陳二公,材最良、官最卑、忠最著”(蔡澍《閻陳二公祠記》,見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后世也常沿用這一觀點,例如當代史家顧誠便認為南明抗清敘事中相較于史可法,“更值得歌頌的是閻應(yīng)元、陳明遇為首的江陰百姓,在他們面前,史可法的官愈大、權(quán)愈重,就愈顯示出其作為之渺小”(《南明史》)。

實際上,對乙酉抗清殉節(jié)諸人的評價同樣暗伏異調(diào)的隱沒。查繼佐在《魯春秋》中認為江陰抗清由中書舍人戚勛及典史閻應(yīng)元、訓導馮厚敦等人組織,著重褒揚戚勛的忠烈事跡,詳敘他勸說家眷一同殉節(jié),自經(jīng)前在墻壁上題寫“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闔門殉難戚勛之宅”等行為。書中對于閻應(yīng)元在守城中的地位與作用則語焉不詳,關(guān)于殉節(jié)的描述也僅有“閻卒被執(zhí),不屈死”一語。(查繼佐《魯春秋》)待至乾隆年間清廷表彰明代殉節(jié)官民,在《欽定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中對“平生無大表見, 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賜以“忠烈”“忠節(jié)”“烈愍”“節(jié)愍”等通謚。江陰殉節(jié)諸人中閻應(yīng)元獲謚最高一等的“忠烈”,戚勛則獲謚稍次一等的“烈愍”,兩人在乙酉抗清中地位的易置宛然可見(《欽定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卷二、卷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掩卷思及忠邦亭內(nèi)惟余“忠”“邦”的姚文田手跡磚刻,乙酉抗清賦予江陰的精神象征好像正系于此二字。查《辭源》《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邦”兼具“地方”與“國家”二義。這一層字義上的交匯,暗合“忠義之邦”自清以降的內(nèi)涵變遷,由稱贊一地官民的忠君勇毅,到激勵公民忠于現(xiàn)代國家的飛躍。

(參與江陰考察的人員有戴海斌老師、周雨斐、王藝朝、鄒子澄、牛澎濤、唐益丹、李娟、王守頂、鄭西迅、陳文睿、董洪杉、伊楠。鄒子澄、陳文睿與董洪杉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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