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逆襲有多難？一句令人心酸的“我奮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實際上已經(jīng)是不錯的狀態(tài)，更多的人失敗于奮斗的路上。階層跨越也不是結(jié)束，階層跨越者如何與自己原先所處的階層相處，同樣是值得探討的社會問題。
2018年6月，經(jīng)合組織發(fā)布的報告顯示，多數(shù)工業(yè)化國家的貧困底層民眾實現(xiàn)階層跨越的難度都極大。在32個國家中，貧窮家庭后代需要經(jīng)歷5代人（即150年）才能達到所在國家的平均收入。最嚴重的哥倫比亞需要11代人，即使是一向以公平著稱的北歐國家，也需要2-3代人，法國和德國則需要6代人，也就是180年。
喜歡抗議的法國人，一向認為法國是社會階級對個人受教育程度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而受教育程度又會反過來影響個人將來所處的社會階層，增加逆襲難度。
法國作家阿德里安·納塞利在《逆襲：16個法國家庭的案例》一書中書寫了階層跨越的案例，也書寫了那些不易與失敗，更書寫了階層跨越者的家人——這是一個往往被忽視的群體。
《逆襲：16個法國家庭的案例》
納塞利在巴黎高師的學妹、社會學博士呂斯·普勞特豪斯在巴黎高師畢業(yè)生典禮上曾這樣致辭：“我的媽媽是一名清潔工，我的爸爸是一名面包師。我成長在南錫郊區(qū)的一處貧民區(qū)里……巴黎高師中僅有3%的學生父母之一是工人……當你來自底層社會，而你又有幸一路走到了這里，你會感到自己與周圍格格不入。”
更讓人感慨的是，呂斯·普勞特豪斯致辭時，她的媽媽和妹妹就坐在臺下。但出席畢業(yè)典禮的她們，聽不懂校長在說什么，也不太理解呂斯·普勞特豪斯致辭的含義。它讓納塞利思考：一個階層跨越者如何與自己的家人相處？
底層逆襲難并不僅僅是單純的經(jīng)濟問題，而是社會整體問題。當父母受困于各種匱乏與不公時，他們不僅無法為孩子提供穩(wěn)定的經(jīng)濟條件和求學氛圍，甚至還會產(chǎn)生各種暴力，將自身與孩子一起推向深淵。無數(shù)底層家庭之所以一代代在泥潭中打轉(zhuǎn)，正是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但反過來說，孩子能夠?qū)崿F(xiàn)逆襲，家庭往往在困窘和夾縫中為其提供了養(yǎng)分。
2000年，日本愛知縣發(fā)生了一起女童死亡案。一對年輕父母將年僅三歲的女兒真奈放進紙箱近二十天，在此期間真奈幾乎沒有任何進食，最終餓死。此時他們還有一個一歲半的兒子，母親雅美還懷有身孕。他們所住的是狹小公寓，連孩子的呼吸聲都能清晰聽見，可當小真奈在饑餓中發(fā)出凄慘叫聲時，她的父母甚至專門去買了耳塞，繼續(xù)戴上不聞不問。
日本紀實作家杉山春采訪了這一事件。她歷時三年半，多次采訪涉案父母及其家屬、兒童保護組織與醫(yī)院等多方人士，搜集法庭審判資料，最終通過《育兒放棄》一書詳盡客觀地還原了案件的全貌，深刻揭示出種種深層原因。
在日本社會，育兒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女性專屬工作，也因此造成極大的社會壓抑。小真奈的死是一起“育兒放棄”的極端事件，因為它放棄的是生命，而在更多日本家庭，人們放棄的是孩子的前途。小真奈之死所暴露的并不僅僅是一對父母的不負責任，而是日本社會的階層困境。
法國孩子的逆襲離不開父母
《逆襲》的作者阿德里安·納塞利是幸運的逆襲者，僅僅通過一代人的時間，他就實現(xiàn)了階層跨越。父親是公交車司機、母親是秘書的他，在經(jīng)歷過高等教育后，成為獨立記者和作家。生活在兩個階層間的經(jīng)歷，使得納塞利試圖去尋找那些有同樣經(jīng)歷的人，比如出身貧寒的學者、法官、記者和作家等，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妮·埃爾諾、作家迪迪?！ぐ＠锱畹?。他們有著不同的家庭生態(tài)，有些是移民，有些是所謂的“外省人”。
但納塞利的尋找并不是媒體慣常操作的模式，他所關注的并不是媒體最在意的“個人逆襲故事”，也沒有將《逆襲》寫成一本“階層跨越指南”式的成功學著作。他希望尋找逆襲者的父母，了解這些父母為了孩子犧牲了什么，而在孩子實現(xiàn)階層跨越之后，對家庭關系又有何影響。
法國寒門子弟所面對的人生與其他地方并沒有太多不同。他們的父母受限于財力和能力，無法為孩子提供足夠的支撐和引導；從觀念上來說，他們也無法提供足夠支持，因為在其身處的階層，更容易產(chǎn)生“讀書無用”的思維，希望孩子早點出來工作?！翱创挛飼r總是非黑即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不清楚教育體制里的彎彎繞繞”，當然也不可能對孩子進行更好的升學和就業(yè)指導。他們要想延續(xù)學業(yè)，必須自己了解各種升學路徑，還要為了學費而長時間打工。他們沒有課余時間，沒有課外讀物和假期旅行。除了成績，他們無法拿出像樣的才藝和愛好。
寒門子弟還要面對的一個困境，是那些“冒牌寒門子弟”會出來搶占他們原本就非常稀少的資源。比如寒門子弟憑借自身努力改變命運，原本是值得宣揚的故事。這種針對性的宣揚可以讓社會各界對寒門子弟更為關注，繼而有可能帶來政策和資源等方面的傾斜，也可以讓同階層的其他人得到鼓勵。但這個話語權空間往往被“冒牌貨”搶占，不少案例都有矯飾成分。在法國社會，強調(diào)自己白手起家的人很多，但他們的父母往往是公職人員或是醫(yī)生。
真正的寒門子弟，還比中產(chǎn)以上家庭的孩子多出一個任務：如何與自己的父母相處。無論是成長期的相處，還是在實現(xiàn)階層跨越之后的相處，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難題。正如書中所言：“非社會階層跨越者很難理解我們這類人矛盾的心態(tài)。一方面，我們渴望社會階層的上升，又害怕因此羞辱了我們的父母；另一方面，我們又擔心別人看不起他們，憤怒地為他們辯護，不容許任何人‘貶低’他們。”
202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妮·埃爾諾就在書中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她坦言在這些問題上，“父母與我之間總是籠罩著一種誰也不愿意打破的沉默?！?/p>
安妮·埃爾諾是法國階層跨越者們心中的偶像人物，她曾在《一個男人的位置》和《一個女人的故事》兩本書中，展示“父母說話的方式、吃飯的習慣、喜好和性情”，同時又努力做到“不激起讀者的憐憫、鄙視或恥笑”。
納塞利曾將《逆襲》的初稿發(fā)給安妮·埃爾諾，對方指出了稿子中的巨大缺陷：受訪者可能沒有告訴納塞利他們心中所想的一切，就連納塞利自己的父母也沒有。他們不安地和納塞利玩了一場叫作“采訪”的游戲，在回答完最后一個問題時長吁一聲，感嘆終于可以結(jié)束了。
事實上，在這類采訪中常有套路式回答，父母總會說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將之歸于孩子的天賦，說起教育方式，就是“我們都是順其自然”。
但無論是法國，還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寒門子弟僅僅依靠天賦實現(xiàn)階層跨越，頂多只是某些特定時代的部分案例，可遇不可求。
納塞利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即使是寒門，階層跨越者的家庭仍有某種肥沃土壤可供依靠，成功并沒有偶然。在遞進式的階層躍升中，每一代人的努力都不能忽視。比如書中就有一位受訪者坦言，自己的父母雖然只是出租車司機，但相比身為農(nóng)民的祖父母，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階層跨越，正是父母的階層跨越，給了自己進一步跨越的基礎。
社會學家羅斯-瑪麗·拉格拉沃在回顧自己的階層跨越時，也借用另一位社會學家保羅·帕斯夸利的觀點，將自己的父母比喻為“階層跨越的盟友”。她還坦言：“一個人是無法獨自跨越社會階層的?！?/p>
但階層跨越者在完成跨越后，就已經(jīng)與自己的“盟友”產(chǎn)生了距離，與自己的家人和舊時朋友出現(xiàn)價值觀的極大差異。因為要想實現(xiàn)階層跨越，就必須接受新階層的特有邏輯。
在現(xiàn)實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在完成階層跨越后，還保持著舊階層的思維模式——如果是這樣，他們也不可能實現(xiàn)跨越。社會學家朱勒·諾德特在《進入精英階層》中就寫道：“如果出身平民階層的人想要捍衛(wèi)他們的原始階層利益，那么對現(xiàn)有的精英們來說，讓他們進入自己的階層將是非常‘危險’的。為了維護已經(jīng)建立的社會秩序，上層社會的精英們要求階層跨越者們改變自己，并盡可能地模仿上層社會的特征……社會向上流動當然會影響上層階級的組成，但不足以將其消滅。”
因為在太多事情上確實無法溝通，有人開始與父母漸行漸遠，甚至嫌棄父母，雙方的誤解和恨意也因之加深。即使子女以金錢方式回饋父母，也很難消除隔膜。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階層跨越者邀請父母參加新階層的活動，以期建立更良好的溝通與理解時，對于父母來說卻往往是一種巨大折磨，會陷入一種“巴不得立刻離開這場合，又不愿意給孩子丟面子”的尷尬。
有人會武斷地將這種隔膜定義為“忘本”，但“忘本”是指品行層面，價值觀差異則是一種客觀存在。納塞利認為，此時最關鍵的是和解。
值得一提的是，納塞利在書中也試圖從有限樣本中尋找一些逆襲者自身和家庭的經(jīng)驗。比如家庭氛圍的相對和諧，對孩子的鼓勵，對興趣的培養(yǎng)等，還有逆襲者自身從不驕傲自滿，甘愿為學業(yè)犧牲時間，對閱讀的興趣等等。
但稍有社會經(jīng)驗的人都知道，這些遠遠算不上“成功秘笈”，因為這樣做的底層家庭并不會是少數(shù)，但成功者的比例仍然很低。對于個體而言，實現(xiàn)階層跨越，運氣因素或許更為關鍵。大多數(shù)底層仍然因為無法向上流動，置身于焦慮、悲觀甚至絕望中。
也正是因為大多數(shù)逆襲者最大的倚仗僅僅是運氣，所以才會有許多人選擇放棄，甚至是極端性的放棄。
她為何殺死自己的女兒
2000年的小真奈死亡案轟動了日本，她短短三年的人生極為悲慘。出生后，她曾短暫得到父母的愛，但九個月大時因為被倒提著猛晃而導致頭部受傷，從此發(fā)育遲緩，父母也對她失去耐心。弟弟出生后，她完全失去父母的愛，父母怕她傷害到弟弟，將她的活動區(qū)域限制在很小的圍欄里，經(jīng)常被獨自關在家中。死前一兩個月更是被放置在紙箱里，每天只有一根小面包和幾口牛奶，最后在狹窄空間里孤獨死去。
一直關注育兒問題的杉山春并沒有停留在“譴責惡母”的層面，而是試圖直擊東亞女性普遍性的育兒困境。在她看來，小真奈之死這一極端事件背后，是一個個孤立無援、陷入絕望的母親。
《育兒放棄：被困住的母親與被忽視的女兒》
巧合的是，納塞利在《逆襲》里總結(jié)道，逆襲者要想實現(xiàn)階層跨越，母親的啟蒙作用非常關鍵。雖然有一個好母親不一定會改變命運，但起碼他采訪的這些逆襲者都有一個相對更為開放和有耐心的母親。
但這種母親的存在，并不能只靠女性自身的力量。雖然法國的階層固化非常嚴重，但不可否認的是，法國社會整體福利體系相當完善，即使是底層，只要有穩(wěn)定工作，都不會有過多壓力。而在觀念層面，法國相對日本更為注重性別平等，男性在育兒和家務中的參與度更高，這已經(jīng)是一種社會習慣。當然，除了觀念之外，這也與法國人更多的假期、相對更輕松的工作量有關，男性的閑暇時間遠遠多于日本男性。
因此，在日本乃至東亞社會，當一個女孩成為母親，她要遭遇的問題遠遠多于法國同性。
杉山春發(fā)現(xiàn)，美奈那對狠心的父母對家庭中男女分工的看法相當傳統(tǒng)：“男人在外面工作，掙錢養(yǎng)家。家務活和育兒則是女人的工作，男人沒必要幫忙。直到真奈去世，父親智則都從未質(zhì)疑過這種價值觀。”
妻子雅美最初也想做一個好母親，但她很快就發(fā)現(xiàn)，自己想象中的育兒生活無法實現(xiàn)。生活的拮據(jù)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無法達到日本社會對一個母親的要求。
在日本社會乃至東亞社會，“每個母親都是這樣過來的”是一個很常見的說法。事實上，每當人們對某件事情有所不滿、提出異議時，都會有人說“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這種思維慣性很容易帶來壓力，它對個體的消耗甚至遠遠大于困難本身。
這對放棄孩子生命的年輕夫婦幾乎符合所有的社會底層特征：學歷和收入都很低，不到二十歲就結(jié)婚生子，女方只能喪偶式育兒，而且他們自身的原生家庭也問題多多。
真奈的父親智則，成長于貧困家庭。從小父母關系不佳，父親沉迷于賭博，母親時常對其打罵，弟弟在事故中喪生。后來父母離異，他與養(yǎng)父的關系仍然糟糕，在學校也遭到欺凌，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
真奈的母親雅美，年少時父母關系破裂，母親兩次離家出走。在生活極度困窘的情況下，雅美承擔了母親的責任，照顧弟弟并料理家務，父親則對她完全忽視。初中時遭遇欺凌又不知道如何求助，只能以逃學應對。初中畢業(yè)后，她遭遇性侵犯，但并沒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幫助，后來退學，陷入自卑與孤獨?！坝捎谧杂椎貌坏礁改阜€(wěn)定的愛，雅美從小到大一直有一種不安全感：如果不做一個好孩子，或許就會失去父母的愛。所以她不會向父母撒嬌。父母的愛本應構(gòu)成孩子個人意識的核心，但雅美的核心始終飄搖不定?！?/p>
這樣的底層年輕人，要想實現(xiàn)逆襲，難度比墮落要大得多。他們也深受自己的父母影響，正如杉山春所寫的那樣：“智則的父母仿佛認為，給自己抹黑的孩子就該被拋棄。真奈一歲半體檢時，智則得知她發(fā)育遲緩，就對她不再關心?！?/p>
杉山春總結(jié)道：“這家人從真奈往前數(shù)三代（不，說不定是更久以前），就已經(jīng)重病纏身。病癥經(jīng)過世代的累積，最終令真奈餓死。如此想來，幾乎令人絕望。”
“育兒放棄”事件并不是孤例，而是在日本社會時有發(fā)生。它們往往都有代際傳遞性，對孩子施暴的父母，往往有曾經(jīng)對他們施暴的上一輩。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缺乏向上動力和自控力的底層，就會陷入惡性循環(huán)的生活。書中寫道，真奈父母的住處骯臟雜亂，還有一股惡臭，但智則和雅美卻覺得骯臟和惡臭都并非無法忍受。很顯然，他們放棄的不僅僅是育兒，還包括自己。
這對父母建立家庭雖然草率，但也曾有過自己的憧憬。雅美就將成立自己的家庭視為擺脫原生家庭不幸的辦法，她希望能在新家庭里獲得舊家庭里沒有的愛。但“好不容易得到的丈夫的愛，本是足夠填補這份缺失的，但越是心里的缺失得到了填補，雅美在潛意識里就越是深深地擔心：如果失去了丈夫的愛，自己恐怕就活不下去了。乍看上去，雅美是深深地愛著智則，但這份愛的本質(zhì)其實扎根于其自我意識的不安，是一種束縛的愛、不依不饒的愛?！钡@種不依不饒衍生的強烈占有欲，使得智則選擇逃避，沉迷于游戲。
在這種人生迷茫中成為母親，懵懂投入育兒生活，加上經(jīng)濟能力同樣處于低下水平，悲劇率自然極高。后來的雅美，沉迷于貸款購物，不再收拾房間，任由家里變成垃圾場，即使小真奈餓得無法站立，她也選擇無視。丈夫智則也選擇對這一切無視，一句“男人出門工作，女人負責養(yǎng)家”，就讓他拒絕參與家庭生活，永遠選擇逃避。
他們當然無法理解一個事實：“孩子的出生和撫育過程，往往是父母價值觀的直接體現(xiàn)。父母需要具備成熟的智慧和自信，才能避免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于孩子，進而接受孩子原本的樣子?！?/p>
日本社會的原子化也加劇了育兒困境。智則和雅美的祖父母輩和父母輩同樣不擅長育兒，但家族中的親戚可以幫忙，但對于當下的年輕人來說，舊時家庭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瓦解，在個體原子化狀態(tài)中無法求助，“弱者仿佛被剝光了身子，暴露于社會之中?！痹谶@種困境下，代際創(chuàng)傷的傳遞性幾率大大增加。
杉山春在《育兒放棄》中最想表達的問題，是結(jié)構(gòu)性的性別不平等，女性的個體需求很容易被忽視，但一旦出現(xiàn)問題，女性就更容易成為問題的靶心。在小真奈事件中，智則和雅美夫妻都是兇手，但社會焦點仍然集中于“惡母”。這個思考視角看似與《逆襲》里關注的階層固化沒有直接關系，實際上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因為階層固化并不僅僅是經(jīng)濟問題，結(jié)構(gòu)性的性別不平等也會加劇固化。反過來同樣成立，越是這種服從于社會整體陳腐觀念的家庭，越無法擺脫自身階層。即使他們不放棄孩子，也不可能實現(xiàn)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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