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后真相”的……精神教父？

《后真相》，[美]李·麥金太爾著，張美華、相欣奕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風之回響，2023年10月版，226頁，49.80元

對于早已降臨的后真相時代，人們已經(jīng)說了很多?！爸e言勝于真理”“雄辯勝于事實”，連這樣扎心的話也都已經(jīng)聽慣了，似乎誰也沒有辦法阻擋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那么，還有必要再讀一本關于什么是后真相的書嗎？讀完美國學者李·麥金太爾（Lee C. Mclntyre）的《后真相》（Post-truth，2018）之后，我感到它的確還是能夠給人們帶來關于后真相的更深刻的思考，能夠讓人們更清醒地看到后真相所帶來的社會危機。應該說，究竟什么是“后真相”，還遠未到已經(jīng)窮盡了所有解讀的時候。比如，讀者或會恍然發(fā)現(xiàn)書中所講的那種“謠言比辟謠更深入人心”的現(xiàn)象在歐美并不少見，于是會從“謠言有時是遙遙領先的預言”的視角思考后真相的另類狀況，這正是麥金太爾在書中實際上觸及的重要議題。作者在書中簡直是不斷苦口婆心地提醒讀者：一定要認識清楚后真相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危險性，絕不能就這樣糊里糊涂地墜入沒有真相、不講事實的深淵。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真相”？“后真相”中最關鍵的問題是什么？《牛津詞典》將“后真相”定義為“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比用客觀事實更能影響公眾輿論的種種情況”（第8-9頁）。這個似乎過于簡潔的定義旨在描述這樣一種輿論現(xiàn)象：真相和事實已經(jīng)變得無關緊要，因此有人敢于扭曲現(xiàn)實來為自己的觀點服務；即便不是完全拋開事實和真相，也是確信在某種政治背景之下和為了某一政治目的，事實總是可以被遮蔽或有選擇地呈現(xiàn)，使其有利于某一種解釋（9-10頁）?；蛘哒f，真正的問題不僅在于任何違背事實真相的特定信念的內容，而更在于支持這種信念的根本思維模式，“即認為某些事實比其他事實更為重要——取決于人們想要讓什么東西成為事實。氣候變化的否認者不僅是不相信事實，他們只想接受那些能夠支持其意識形態(tài)的事實”（14頁）。通過深入思考《牛津詞典》所下的定義，并結合在公開辯論中后真相是如何發(fā)揮作用的種種輿論，麥金太爾指出后真相現(xiàn)象的真正含義與其說是聲稱真相不存在，不如說是指事實從屬于人們的政治觀點，其思想核心在于“有時感覺比事實更重要”。說到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終于提出來了：“后真相……即無論是否有充分的證據(jù)，其踐行者都試圖強迫他人相信某事?！保?7頁） 

很顯然，麥金太爾在書中念茲在茲的是后真相時代的政治，這是我認為這本小書值得一讀的重要理由。他指出“后真相”在2016年與“另類右翼”“脫歐派”等詞匯被《牛津詞典》選為年度詞匯，正是凸顯了該年度的政治背景——“面對以事實的混亂、論證標準的缺失以及徹頭徹尾的謊言為標志的2016年英國脫歐投票和美國總統(tǒng)大選，許多人都驚駭不已。”（第5頁）既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以無憑無據(jù)地宣稱要是他敗選，肯定就是因為選舉受到操縱，那么事實和真相還有那么重要嗎？（同上）作者在書中不斷以特朗普的政治言行為例，揭示“在當今的政治舞臺上，事實和真相岌岌可?！钡奈C（第1頁）。他認為后真相的概念不僅是要挑戰(zhàn)真相，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挑戰(zhàn)真相成為一種維護政治主導地位的機制”，這話說得太準確也太扎心了。麥金太爾說至少在美國政治中，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出現(xiàn)以操弄后真相“作為一種使現(xiàn)實屈從于政治的策略”（第2頁）。他聯(lián)想到喬治·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由此提出了警告：“事實上，現(xiàn)在有些人擔心我們正在奔向那個黑景，威權國家的建立，第一個犧牲品便是真相。”（第8頁）“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理解后真相這個概念的‘基本知識’，就無法回避政治?！保ǖ?頁）如果只從消費社會的八卦、人工智能的神奇等等話題中談論后真相，根本無法真正認識后真相。

傳統(tǒng)媒體的衰落與社交媒體的興起無疑給后真相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更為方便的傳播工具，但是沒有理由認為歐美在傳統(tǒng)媒體時代就不存在以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目的操控新聞、遮蔽真相的事情；同時，更沒有理由認為社交媒體時代的后真相盛行是由于“審查和編輯的減少”而導致的。在傳統(tǒng)媒體時代中的歐美大媒體有著最嚴格的審查和編輯程序，但是所報道的某些事實新聞之違背常識、捏造事實以迎合需要的離奇程度令后人難以相信。說到這個問題，麥金太爾在書中引述了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著作How Propaganda Works 中的一些論述，非常深刻和犀利。斯坦利將其定義為利用和強化有缺陷的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手段，其目的不僅僅是欺騙，而更是一種統(tǒng)治的企圖。在一次采訪中，針對特朗普使用的一些經(jīng)典的宣傳技巧（煽動情緒、詆毀批評者、嫁禍于人、分化與造假等）， 斯坦利指出其“目標是建立忠誠。重點不是交流信息，而是讓我們‘選邊站’”。他警告說，人們可能會走上威權政治的道路。說得更直白就是，“目的不是要說服某人‘我是對的’，而是要證明‘我管控著真相本身’。當一個政治領袖極有權勢時，就可以挑戰(zhàn)現(xiàn)實。這聽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但就算在美國政壇，我們也不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119頁）。在這里關鍵是要弄明白，利用假新聞來欺騙和愚弄公眾并不是宣傳的真正目的，你是否相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誰在掌控”，然后只能假裝相信（122頁）。那么，在后真相與政治問題密切關聯(lián)的背景中，作者坦言書中的論述可能不太符合人們對學術著作應該“維持一種冷靜的中立”的期望，因為“冷靜的中立”會導致一種虛假的均衡（false equivalence），“當錯誤不成比例地倒向某一方時，仍然假裝處處平等，就等于對真相這一概念的不敬”（同上）。放在上述后真相與政治的關系之中來看，“冷靜的中立”往往就是虛假和有害的。

因此，在關于后真相的討論中重要的問題已經(jīng)不是如何區(qū)分真相與謊言，而是要研究和識別政客如何以謊言顛覆真相的各種方式、話術。這種識別性質還可以用于對政客的個人判斷中去，就如作者以特朗普為例子所講的，那些歪曲真相使之對自己有利的政治騙子完全知道他們正在做什么，就是力圖使人們相信所有確鑿的事實都是有爭議的。“專家們可能會爭論特朗普究竟屬于何種情況：他到底是騙子、冷漠、憤世嫉俗，還是妄想。但不管屬于哪種情況，他的所有言論似乎都對真相充滿敵意，足以稱之為后真相?！保?3頁）“當……我們社會中的多數(shù)人——都否認基本事實時，后果可能是驚天動地的?！保?4頁）誰說不是呢？這樣的后真相后果在每時每刻都在發(fā)生，其對社會輿論和民眾心態(tài)的塑造力量如何強調都不會過分。麥金太爾進一步把政客的后真相現(xiàn)象與他們政治代價為零聯(lián)系起來：“在一個政客們可以質疑事實且不付出任何政治代價的世界里，后真相現(xiàn)象比任何個人都重要?！保?8-19頁）更準確地說，必須要讓以權力綁架了事實與真相的政客付出沉重代價。

麥金太爾對美國政治中后真相的剖析最后還指向了一個更值得思考的維度，那就是通過剝奪言論自由來遮蔽真相、樂于在后真相的迷霧中維護統(tǒng)治權力的官方最后也會遭遇后真相的報復。在已經(jīng)并不少見的現(xiàn)實語境中，雖然官方的確擁有并且極力說出真相與事實，公眾卻仍然愿意被謊言所迷惑和鼓舞，在這里不能僅僅認為因為官方說出了真相與事實就代表了正義倫理。在法國大革命前十年，荒誕不經(jīng)的催眠術風行一時，許多公眾相信催眠術家的謊言，從而引起法國政府對催眠術可能會導致的政治危險的警惕和調查。于是政府在1784年派出由著名醫(yī)生和科學院院士組成的委員會對催眠術的療效進行科學調查，經(jīng)過一系列的科學實驗并以清晰、理性的文字把結果記錄下來，證實了痙攣及催眠術的其他效果只是由于催眠師們的過度想象。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1968）一書關注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份掌握了事實與真相的科學報告不但沒有打退公眾對催眠術的熱情，反而激起了強烈的反擊和巨大的熱情？這也正是在后真相時代要堅持相信真相、回到事實的人們必須思考的問題。從一個方面來說，答案很簡單：當法國波旁王朝的政府機構失去公信力的時候，即便說出的是事實與真相也沒人相信。這當然是后真相時代中非常致命的政治倫理問題，所有真相都無辜地、不幸地被政府機構一向的傲慢、偏見和撒謊的本性所抹殺。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即便公眾知道波旁政府這回講的是事實真相，他們也不會愿意接受。在這里不是因為認知偏差的問題，而是現(xiàn)實政治提出了比相信真相更高的正義倫理：反抗壓迫性的統(tǒng)治秩序和當權利益集團是與反抗被作為工具的學術體制以及即便是正確的知識生產(chǎn)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達恩頓說，“對那些已對舊體制失去信仰的人來說，催眠術提供了一個新的信仰。而這一信仰標志著啟蒙運動的終結、大革命的來臨和19世紀的曙光?！保ㄍ蠒?，周小進譯，華東師大出版社，2010年，165頁）更重要的是：“激進催眠派表達了他們同時代人的感覺，即‘舊制度’已經(jīng)腐朽到了無法自然愈合的地步，必須動一次大手術；但宮廷醫(yī)生不可信，不能讓他們來做這個手術?！保ㄍ?，166頁）在這樣的語境中，堅持相信真相的人們真的遇上了無法回避的站隊難題，雖然麥金太爾在書中一再提醒讀者不要陷入站隊思維之中。因此，既要把相信真相作為反抗后真相的根本立場，同時未嘗不可以思考如何在局部事件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at their own game）。

“后真相”當然并非在二十一世紀突然降臨人間的現(xiàn)象，無論從理論上或是經(jīng)驗上說，在人類的認知與輿論史上的后真相確如作者所講的，有著數(shù)千年的深厚根源。比如貫穿于整個人類進化史并植入我們的大腦結構之中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心理學家的實驗研究證明我們并沒有自認為的那樣理性，而認知偏差與信息孤島（information silo）又有著緊密聯(lián)系：“固有的認知偏差使我們很容易被那些帶節(jié)奏的人操縱和利用，特別是在他們可以詆毀所有其他信息來源的情況下。正如無法擺脫認知偏差一樣，信息孤島也使人無法抵御后真相。危險在于，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關聯(lián)的。我們都受制于自己的信息來源，特別是當他們說的正是我們想聽的時候，我們尤其會受到影響。”（67頁）這正是當下每時每刻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的信息狀況，從八卦新聞到熱點話題，人際關系的撕裂也由此產(chǎn)生。

當代以來的思想史、科學社會史和大眾傳播史等領域都從不同領域遭遇了后真相趨勢的發(fā)展，麥金太爾主要列舉了有關客觀真理之不可能性的學術辯論被用來攻擊科學的權威性，在過去二十年里，在歐美對氣候變化、疫苗和進化等主題的科學否定論呈爆炸式增長，在大眾傳媒格局的變化中更加劇了這些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以及不斷催生出在后真相中所運用的各種策略。更應該補充的是近年來西方世界在面對種族問題、恐襲沖突、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疫情對經(jīng)濟的影響等等動蕩態(tài)勢的時候，后真相現(xiàn)象有增無已，政治上的右翼民粹主義在民調中紛紛勝出，“特朗普”作為一種全球后真相政客的標記越來越多出現(xiàn)在批評輿論中。

從過去幾十年不斷出現(xiàn)的“科學否定主義”（science denialism）入手，追蹤后真相現(xiàn)象的發(fā)展軌跡，這是該書第二章的主要內容。本來從科學事業(yè)的正常發(fā)展來說，任何新的理論、發(fā)現(xiàn)都必須經(jīng)歷同行評議、證據(jù)與事實檢驗以及對其研究背景與前景的全面檢驗，面對和回應所有質疑本來是最為正常的事情。但是“科學否定主義”往往是指來自科學界外部的那些發(fā)現(xiàn)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信仰或利益動機與科學結論相沖突的人，他們最常用的策略是宣稱對某科學家的動機、能力及其研究結果提出質疑與否定，通過在輿論上大做文章而達到挑戰(zhàn)和顛覆科學結論的目的。麥金太爾指出，在所有現(xiàn)代科學否定論的案例中，對全球變暖是由人類引起的觀點，所發(fā)起的質疑與攻擊是最為惡劣的案例（30頁） 。假如在這些科學否定論的背后還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現(xiàn)實力量加持的話，“在意識形態(tài)勝過科學的世界里，勢不可當?shù)恼呛笳嫦唷保?8頁）。

揭穿在學術界，尤其是在歷史學界的各分支學科領域中盛行的后真相現(xiàn)象，這是我讀這本小冊子的很大收獲。一直以來我對于學術界的“房間里的大象”現(xiàn)象更多從研究者語境中進行分析，認為在排除了這些人對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都真的不知情以及真的對他們所維護的那種觀念有真誠信念這兩個假設之后，他們之所以還會作出那些顯然罔顧歷史事實的所謂研究成果，就只能從利益動機來考慮了。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問題還沒有這么簡單。從我較為關注的視角來說，第六章“后現(xiàn)代主義是否導致了后真相？”是全書中尤為值得進一步思考的章節(jié)。麥金太爾說有些人原以為那些一直思考證據(jù)的標準、批判性思維、懷疑論和認知偏差的學者可以為解決后真相問題提供方案，但是讓人無比尷尬的是，“必須要承認，后真相現(xiàn)象最可悲的根源之一，似乎直接來自高等院校”（129頁）。他說“似乎”，似乎要給歐美的大學留點面子，實際上接下來的論述則無疑是肯定的，并沒有什么“似乎”。作者在開首引用喬治·奧威爾的那句話有深刻的寓意：“這些人甚至不知道火是燙的?！边@話說得夠狠的；放在后真相議題的語境中，所指向的是后現(xiàn)代主義也無法推卸責任和逃脫被懲罰的命運。

作者關于后現(xiàn)代主義導致后真相的問題有兩個基本論據(jù)。一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文學理論，認為人們無法確定作者本人真的明白自己在文本中要表達的“意思”，因此必須根據(jù)背后的政治、社會、歷史和文化假設對其進行解構并檢驗。這一充滿活力的觀點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北美和歐洲人文學界風靡一時，幾乎一切文學經(jīng)典都受到質疑。社會學家及其他學者把解構主義擴展到更廣泛的領域，一切都可以被視為有待質疑的“文本”，不再有什么正確的答案，一切都只是敘事。這就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第一個論點：客觀真相是不存在的。（130-131頁）二是米歇爾·?？碌睦碚摚J為人們的社會生活是由語言來定義的，但語言本身卻充滿了權力和控制的關系。因此從根本上說，所有的知識主張實際上只是一種維護權威的方式，它們是權勢者用來迫使弱者接受其意識形態(tài)觀點的欺凌策略。這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第二個論點：任何宣稱的真相都不過是其制造者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反映，因此根本不存在“真相”，擁有權力就可以使人控制真相（132頁）。接下來麥金太爾對于后現(xiàn)代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當前的后真相狀況進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論述，與他的審慎推論相比，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將后真相的責任更為直截了當?shù)赝平o后現(xiàn)代主義，甚至認為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所為確實是邪惡的，因為他們使得對真相和事實持有懷疑態(tài)度反而得到了尊重。麥金太爾最后的結論是：“由此可見，后現(xiàn)代主義是后真相的教父?！保?57頁）

追求真相是歷史學研究的最高目標，John H．Arnold的《歷史之源》（“牛津通識讀本”之一，李里峰譯，譯林出版社，2008年）最后一章就是“說出真相”，雖然作者認為很難同意認為歷史存在著一個“單一的真實故事”，“因為沒有任何‘事實’和‘真相’可以在意義、解釋、判斷的語境之外被說出”，但他強調這些說法“絕不意味著歷史學家應該放棄‘真相’，僅僅關注于講‘故事’”，而應該“嘗試在其偶然的復雜性的意義上說出真相——或者其實是許多個真相”。由此想到，有一個問題是麥金太爾沒有談到的，但是作為教師卻是要關心的，那就是在后真相時代如何幫助學生識別謊言、追求真相。

非常重要和有意思的是，美國學者詹姆斯·洛溫（JamesW.Loewen）的著作《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1995；馬萬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在書名上就已經(jīng)提醒當教師的首先要“革自己的命”——要認識到自己有可能參與了傳播謊言。這本書的主題是揭露美國至今為止的歷史教科書中存在的謊言、錯誤和對歷史真相的隱瞞，這正是后真相的產(chǎn)生背景之一。亞利桑那大學人類學網(wǎng)站的評論說：“洛溫最獨特的貢獻在于，他解釋了歷史神話是如何通過我們國家的歷史教學被建構起來的”；洛溫稱之為“一幅自上而下的謊言產(chǎn)業(yè)鏈的圖景”，并質問說：“如果有足夠多的教師抱怨美國歷史教科書，難道出版商不會改變它們嗎？”（356頁）同樣的質問可以針對各種人群：究竟誰應該對關于歷史的謊言負責？最后發(fā)現(xiàn)，“我們的社會在對自己說著關于自己過去的謊言。質疑這些謊言似乎是在反對美國。教科書可能只是因為我們需要這些謊言才寫進它們”（360頁）。更加重要的是關于對學生影響的分析，他認為那種不要在美國教科書中揭示真相是為了保護學生的理想主義的說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對學生隱瞞真相是為了使他們不會成為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認真想一想吧，這不正是所謂的理想主義教育在其內心最害怕的事情嗎？“向學生說謊就是在走一條下坡路”，洛溫這么說。在后真相時代，如果說還存在抵御后真相的希望的話，教育無疑是其中最必須爭奪的陣地。

最后，問題要回到如何才能抗擊后真相？喬治·奧威爾說，“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陷入深淵，重述顯而易見的事實成為聰明人的第一要務?！眴栴}是，首先要解決什么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然后如何重述、向誰重述。在第七章“抗擊后真相”的論述中，我覺得有兩點是挺重要的。一是不能讓自己學會如何適應生活在一個認為事實無關緊要的世界里，而是要有捍衛(wèi)真相的觀念，并學會如何抵抗后真相。麥金太爾說“這是我們應該接受的第一個實際建議”（162頁）。他一再警告人們：“除非自愿，否則我們不會陷入后真相?！保?79頁）這的確是對抗后真相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不能在后真相面前舉手投降，否則就真的永遠后真相了。人們要想清楚的是，所謂的投降并非很容易就會被投降者自己感覺到。麥金太爾說人們絕不能以為某種說法“太離譜了，讓人無法相信”，因此就對這種謊言不抵制、不反擊。說謊者之所以不停說謊，是因為他們認為會有人相信，事實上也是這樣。人們或許會寄希望于聽者有足夠的常識來識破謊言，但在一個信息來源碎片化的時代，人們難以對這一假設再抱有希望（163頁）。正因為所有的謊言都有聽眾和相信者，因此，“在后真相時代，我們必須挑戰(zhàn)一切混淆事實的企圖，在任由假話發(fā)酵之前，就要及時去質疑它們”（165頁）。二是麥金太爾的這段話：“反擊后真相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與我們的內心斗爭。無論我們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我們都容易產(chǎn)生各種認知偏差，從而導致后真相。我們不應該假設，后真相只來自別人，或其后果都是別人的問題造成的。要指出別人不想看到的真相很容易。但我們中有多少人準備以同樣的標準審視自己的信念，去質疑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哪怕內心僅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在提醒自己，我們還沒有掌握所有的事實？”（171頁）說得太對了，在當下這個信息時代，我們真的必須在內心時刻回響著這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