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yè)還是家庭？》，[美]克勞迪婭·戈爾丁，顏進宇、顏超凡譯，中信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30頁
早年間在我“博覽群書”學習育兒知識的時候，看到有一種育兒工具叫做“有限的選擇”，大意是你要給孩子選項，以讓她/他感覺自己有某種決定權，但又不能給太多選項，免得給自己找麻煩。比方說，你可以問孩子：“你想吃蘋果還是吃梨？”這就是“有限的選擇”。在我孩子一兩歲能夠清晰表達自己的意愿時，我就嘗試問她這樣的問題。但她沒有上鉤。她有時會說：“都要”，或者“都不要”。這無疑要增加我們民主協(xié)商的溝通成本，但是比起讓我自己省事兒，我還是更愿意看到她能夠跳出思維盒子的限制。于是我們會討論“你想吃什么水果”這種開放式的問題。
“事業(yè)還是家庭”就是提供給女性的“有限的選擇”。但顯然，克勞迪婭·戈爾?。–laudia Goldin）不認為女性應該在“事業(yè)”和“家庭”之間二選一。這位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她這本關于“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的新書中，是給這趟旅程預設了方向的，她將女性所要追求的平等界定為——事業(yè)家庭雙豐收以及夫妻間的公平。英文版的主標題是Career & Family（事業(yè)和家庭），二者是可以兼得，而不是互斥的關系。
按照戈爾丁自己的定義，她本人也沒有實現事業(yè)家庭雙豐收。事業(yè)不同于工作，工作只是為了獲得收入，而事業(yè)被定義為“持久的、受歡迎的職業(yè)”，“這份職業(yè)往往能塑造個人的身份”。盡管戈爾丁承認事業(yè)是個人的就業(yè)理念，志愿者和社區(qū)領袖也很偉大，但是作為經濟學家，她還是給事業(yè)成功設置了一個量化的標準：“在相同年齡段和教育水平的男性中，收入超過全職全年收入分布的25百分位?！薄疤热粢幻?0-44歲女性大學畢業(yè)生的收入至少相當于一名處在男性收入分布第25百分位的40-44歲男性大學畢業(yè)生，那么她就可以被認為擁有事業(yè)?！笨吹竭@里，我也默默回想了一下我的工資單。但戈爾丁無需懷疑自己，即使在寫作此書的時候，她還沒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作為哈佛教授和知名學者，她毫無疑問地擁有極為成功的事業(yè)。
家庭則被定義為“有親生的或收養(yǎng)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戈爾丁有丈夫和一條狗，但沒有子女，所以她沒有“家庭”。單親媽媽或單親爸爸則被視為有家庭。這樣的定義看似反常規(guī)，卻也點破了在女性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構成挑戰(zhàn)的是母職，而不是婚姻。“你愿意為撫養(yǎng)孩子放棄雄心勃勃的事業(yè)嗎？如若不愿意，那么誰來準備午餐，接送參加游泳培訓的孩子，接聽學校醫(yī)務室打來的令人慌張的電話？”處于這種永遠的待機狀態(tài)的往往是媽媽（畢竟學校的電話也總是首先打給媽媽）。
媽媽們?yōu)槭裁锤市模ūM管不無抱怨地）扛起家庭的重責呢？對這個問題的診斷體現了戈爾丁和一些女性主義者（我們在這里對女性主義內部的多元性存而不論）的不同分析路徑。一些女性主義者可能更多地歸因于父權意識形態(tài)的洗腦、性別文化規(guī)范的規(guī)訓。但戈爾丁認為媽媽們的選擇是符合經濟理性的。問題的癥結在于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她把（白領的）職位分成兩類——靈活的職位和貪婪的職位。我們可以在地化地理解為，一種是朝九晚五、可以臨時請假的工作，一種是996、需要出差、需要應酬的工作?？梢韵胍姡@兩種職位類型的報酬和上升空間都有著顯著差異。戈爾丁發(fā)現，相同學位的男女在剛畢業(yè)時收入差別不大，隨后，婚育的女性收入被落下，而不婚不育或者婚育之后幾乎不休假的女性則大致可以追趕上男人的步伐。
有了孩子以后（甚至從準備要孩子開始），夫妻雙方不可能都待在貪婪的職位上，總需要有人顧家，所以媽媽們大都換到了方便承擔更多家庭照護責任的靈活的職位，而這樣，她們的時薪和升職機會就會低于假設起點一樣卻不必為家庭犧牲的配偶，并且差距不斷擴大。
假如夫妻平分育兒職責，那么意味著雙方都不能996，都不能為貪婪的工作賣命，那么家庭總收入就會相對下降。而中產夫妻為了維持一定體面的生活，出于經濟理性，就不免會犧牲夫妻間的公平。
那為什么犧牲的往往是媽媽們的事業(yè)呢？戈爾丁沒有提供詳細的解釋。我們可以猜測，一方面是多數人遵循了性別文化的慣例，另一方面，多數媽媽們經歷了懷孕、生育，可能要休產假，可能要喂母乳的過程，由于分身乏術，在事業(yè)的進度條上已經落后于伴侶，難以急起直追，索性退到了更多地兼顧家庭的位置上。
“非升即走”的職位，要求員工在職業(yè)早期投入大量的工作時間，“職業(yè)時鐘與生物時鐘和家庭時鐘交織同步，滴答作響”。無法在規(guī)定的時限內完成升職因而出局的，男女都有，但負有家庭責任的女性比例更高。這就是所謂的“管道泄漏”現象，媽媽們從她們的職業(yè)管道中被排擠出去了?！按嬖诟镜慕Y構性因素阻礙女性攀登事業(yè)高峰?！?/p>
阻隔前輩女性的是更顯性的就讀就業(yè)歧視。最近的一則新聞是林徽因被追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學學位。一百年前，賓大建筑學系不招收女生，所以盡管林徽因修讀了建筑學的幾乎所有學分（除了兩門堅決不讓女生修讀的課），而且成績比很多男同學都優(yōu)秀，她仍然拿不到建筑學的學位。與招生的性別限制同樣讓今天的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是就業(yè)的婚姻限制。幾十年前，美國的很多學區(qū)和公司不聘用已婚女性。1941年，兩名在圣路易斯公立學校任教的女教師，因為結婚而遭到解聘。她們提起訴訟，卻在1944年敗訴。她們上訴，終于在1947年勝訴，但人生中的六年逝去了。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還是存在類似的婚姻限制，雖然限制逐漸松動，但又有“懷孕限制”攔在了女性追求事業(yè)的道路上。我們要知道，這些限制不是自然而然消失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持續(xù)抗爭的結果。像林徽因這樣的女生，積極謀求在清一色男生的專業(yè)中學習，而且在明知拿不到學位的情況下努力取得不遜色于男生的成績，也是若干年后賓大建筑學系終于解除不招女生禁令的原因之一吧。
今天，這些妨害女性追求事業(yè)的阻力，在法律文本和政策規(guī)定的層面，看似已經被清除了不少。但是，隱性的障礙仍然存在，工作文化仍然按照一個“無后顧之憂”的男性為模版生成，而負有育兒責任的女性常常被排擠出去。譬如，《自然》雜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常常在周末召開的學術會議加劇了女性學者的流失。周末孩子不上學，女性學者更經常出于育兒責任而放棄參會，而學術會議是學者們進行學術交流、提高發(fā)表機會的重要場合。這是“管道泄漏”的原因。并非女性不努力，或者能力不勝任，而是家庭分走了她們的時間。
“時間花在哪兒，收獲就在哪兒?！惫嫒绱藛?？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耿耿于懷家務勞動中“看不見的女人”，家務勞動、情感勞動、認知勞動等等女性耗費了大量時間的勞動，在很多情境下卻都是無償勞動。不僅女性個體每每得不到報酬，而且不被公共話語所承認。
克勞迪婭·戈爾丁
戈爾丁在書中寫到了女性經濟學家瑪格麗特·里德（Margaret Reid）。1934年，里德發(fā)表了博士論文《家庭生產經濟學》（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最早評估了家庭無償勞動的價值，旨在將女性的無償勞動納入國民收入核算?！芭院推渌彝コ蓡T在家里提供勞動，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幾乎構成了每個公民消費的重要部分。”時任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研究員、后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其主要貢獻是將國民生產總值（GNP）的計算標準化——盡管一度猶豫，但他最終還是將無償的家務勞動和照料工作排除在國民收入核算之外。里德提出過若干種測算照護勞動的方法。“可是庫茲涅茨的核算程序一直沿用至今；而這些程序，始終排除家庭和其他方面的無償勞動?！崩锏卤救瞬换椴挥瑓s不影響她將學術志業(yè)傾注在家庭生產經濟學上，致力于女性的家庭內無償勞動受到認可。
戈爾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消息一出，一些對其專業(yè)能力一無所知的吃瓜群眾，便言之鑿鑿戈爾丁獲獎純粹是由于西方的“政治正確”。實際上，戈爾丁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第三位獲獎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獨得該獎的女性（以前的女性獲獎者都是與他人分享獎項）。她還是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終身教授（1990年）。在她和她之前的年代，女性經濟學家屈指可數。和前面提到的建筑學類似，經濟學（還有很多別的學科）在很長一段時間也是一個“厭女”的領域。
有意思的是，一個歐洲保守主義網站將戈爾丁“抹紅”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作為一個主流經濟學者（雖然研究的并不是其中最主流的問題），戈爾丁的主張是如此溫和，以至于馬克思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都不太能將她視為同志。我們看看自我身份認同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的上野千鶴子，她犀利地指出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的共謀關系，如何將女性排除在社會生產之外，通過剝削女性在家庭內的無償勞動，來完成社會再生產。但戈爾丁的書里既沒有討伐父權制，也沒有批判資本主義。
戈爾丁指出了我們當下仍然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她的解決方案是什么呢？“我們已經來到探尋如何改變制度以實現更大的性別平等和夫妻公平的時刻……答案是必須改變工作的結構設計。”所以，在她看來，這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問題，而是一個結構設計的技術性問題。她相信，這個問題可以通過改變設計來優(yōu)化。她舉出了“藥師”的案例。“藥師這一職業(yè)不僅平等，而且收入豐厚?！?/p>
配藥行業(yè)在過去幾十年間發(fā)生了巨變。從前，私人藥房是男藥師當老板，女藥師當助手，所以行業(yè)內男性的收入遠高于女性。后來，藥房向大企業(yè)轉型，獲得企業(yè)凈利潤的人不再是男藥師，而是股東們。藥品也更加標準化，還有了先進的信息管理技術，這些變化“使藥師能夠與廣泛的客戶合作，藥師成為彼此的完美替代者”，“進而，配藥業(yè)已然成為高度平等的行業(yè)。不僅收入可觀，而且就算進駐這個行業(yè)的女性人數創(chuàng)下紀錄，薪酬也并未下降；這與通常認為女性一旦進入某個職業(yè)，收入就會暴跌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反差”。
而且對戈爾丁來說，藥師的案例非常有吸引力的部分是：“這種轉變不需要革命、社會運動或劇變?！彼普摚皳碛型昝溃ɑ蚪咏昝溃┨娲摺笔桥渌幮袠I(yè)實現性別平等的成功經驗，值得推而廣之。
但是，這種經驗究竟能多大程度地復制到其它行業(yè)？由于從業(yè)者彼此可以完美替代而達至的平等，是穩(wěn)固的嗎？戈爾丁的方案并不能令我心安。只要想想，在大學里面，哪怕在同一個專業(yè)里面，假設所有老師都可以上任意一門課，在從事研究和指導學生上，我的同事們都是我的完美替代者，那我究竟是離平等更近一些，還是離失業(yè)更近一些？假如到了那一天，AI是我們所有人的完美替代者。
戈爾丁信奉技術的決定性力量。比起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引領的第二波女權運動的喧囂革命，她更加肯定避孕藥的發(fā)明和應用所引發(fā)的“無聲革命”。避孕藥讓女性得以先立業(yè)再成家，但也可能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不過，另一項科技——生殖輔助技術——則有效延長了女性的育齡。這些都助力了女性通向事業(yè)家庭雙豐收的旅程目的地。
除了寄望于產權和勞動關系重組以及技術革新，戈爾丁還期待企業(yè)文化的改變。她批評了讓勞動者互斗、內卷、贏家通吃的企業(yè)文化。想想那些中年失業(yè)的互聯(lián)網大廠高P，在末位淘汰的競逐中，沒有一個勞動者是安全的。企業(yè)才是那個笑到最后的最大贏家。而這也的確是美國的發(fā)明物。
“美國從來不像丹麥、法國、瑞典等國家那樣，認為照護幼兒是一種社會責任；在那些國家，兒童保育能獲得大量補貼，女性勞動參與率也高于美國?！痹谶@樣的文化下，戈爾丁沒有太多著墨于國家承擔起更多照護責任的設想，她說：“讓男性參與照顧孩子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薄拔覀冃枰行栽诠ぷ鲿r伸出援手，鼓勵男同事們休育嬰假，投票支持補貼兒童保育的公共政策，讓公司改變貪婪的工作方式，使公司明白家庭比工作更有價值?！?/p>
這樣的溫和倡議能不能發(fā)揮作用，能不能隨著戈爾丁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取得更廣泛的共識，我們還不得而知。不過，至少我們知道，不能把一切都推給個人選擇。曾任德勤CEO的道格拉斯·麥克拉肯（Douglas McCracken）聲稱人們“不會愿意為了額外的10萬美元放棄家庭和社交生活”。但戈爾丁說：“不幸的是，大家愿意。夫妻公平的代價到底太高了?！比绻粡姆N種層面去改革，而僅僅交給個體去選擇，很多夫妻會從經濟理性出發(fā)，犧牲女性的事業(yè)和性別平等。
回到我們開頭所說的“有限的選擇”。當“事業(yè)還是家庭”被呈現為一種二元對立的選擇，那么選擇更多投入家庭的女性如果受困于事業(yè)不夠成功，她就會被認為是咎由自取，反之亦然?！笆悄阕约哼x的?！苯o你有限的選擇的背后，就是這樣一種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個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就好比說，我的孩子既不要吃蘋果也不要吃梨，她選擇要吃藍莓。當我買了一盒藍莓擺在她的面前，她嘗了一顆覺得太酸之后，我要強迫她把剩下的藍莓都吃完嗎？“是你自己選的?！蔽覀兊纳鐣C制對于個體選擇有沒有容錯率？一個媽媽選擇為了孩子回歸家庭之后，當她不論出于何種原因想要復出打拼事業(yè)，她還有沒有機會？
不巧的是，不少女性研究和女性主義的書在引進到國內的時候，常常被營銷策略縮減為個人選擇的指南。上野千鶴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譯本的腰封上，醒目地寫著：“全職媽媽是一個好選擇嗎？家庭和職場，女性的最佳選擇究竟為何？”聽上去是不是很熟悉？戈爾丁和上野千鶴子，一個是對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職場女性的研究，一個是對日本的家庭主婦制度的分析，盡管都憧憬性別平等，但兩人的學術立場也有比較可見的差異，結果卻都被簡化為“事業(yè)還是家庭”的單選題。而且被要求作出選擇的都是女性。女性真的存在所謂的“最佳選擇”嗎？在只能二選一的格局里，無論怎么選，都已經是輸家。
那么，身為女性，我們能不能既要、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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