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與《史記》

“辛德勇《漢書》概說”系列共七篇，此為第五篇。

在認識到《漢書》的基本狀況之后，現(xiàn)在我再和大家談談怎樣閱讀和利用《漢書》。事實上我們也只有清楚了解《漢書》的基本狀況，才有可能更好、更合理地利用《漢書》。下面，我就分作幾個方面，來講述相關(guān)問題。

前面在談《漢書》的“作者”問題時曾經(jīng)講到，班固在撰著《漢書》時，其西漢中期以前的內(nèi)容，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承用了司馬遷的《史記》，或?qū)Α妒酚洝放f文略加改竄。這就提示我們，在閱讀這部分同《史記》重迭的內(nèi)容時，有時需要并觀兩書；對于利用《漢書》做史料的歷史研究者來說，這更可以說是一項“默認”的程序。

那么，具體地講，一般歷史愛好者，或者是對相關(guān)文獻學知識還比較陌生的歷史研究學人，又究竟怎樣入手好呢？

我建議大家先看一看清朝學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在趙翼這部書中，列有“史漢不同處”、“史漢互有得失”（以上見卷一）、“漢書移置史記文”、“漢書增事跡”（以上見卷二）諸條目，分別從幾個不同的角度，具體列舉了《漢書》與《史記》相重的這部分內(nèi)容在兩書當中的異同。讀了《廿二史札記》講述的這些情況，便可以讓大家在參互對比《史記》以閱讀《漢書》時先具備一個基本的出發(fā)點。

總的來說，今傳本《漢書》和《史記》相同之篇，往往《史記》文字繁而《漢書》簡。南宋人倪思且因之撰寫了《班馬異同》一書，以見二者的差異。

呂思勉先生論述其致異緣由，以為是由于《漢書》問世后讀的人多，而在雕版印刷發(fā)明前書籍流通依賴傳抄，在眾多人抄讀《漢書》中，因圖省力，就把許多虛字省略掉了。蓋古人“無論自謄寫，或請人代寫，以為與意義無關(guān)，即皆隨手刪節(jié)。此風甚為普遍，且久而未已。如《史通·點煩篇》照錄《史記》原文，以與今本校勘，其虛字較今更多?？梢娮蕴崎_元至《史記》刻板時，抄錄者又有刪節(jié)矣。大抵書經(jīng)傳抄之次數(shù)愈多，則其被刪節(jié)愈甚。自隋以前，《漢書》之通行，遠較《史記》為廣”，而《史記》因為抄讀者少，虛字倒多保存著，并非班固和司馬遷的文筆真有那么多異同（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之《史記選文評述》）。

然而呂思勉先生所說，只是情況的一個方面。只要稍稍對比兩書就會很容易地看到，所謂《漢書》簡而《史記》繁的文字，絕非只是之乎者也一類的虛字而已，而是兩書在實打?qū)嵉氖肥聰⑹龇矫嬉泊嬖诓町悾疫@樣的差異還相當明顯，相當普遍。

在我看來，這些差異，很多是因為班固沒有能夠準確理解《史記》的本義而妄做的改動；特別是其中那些像天文歷法這樣比較專門的內(nèi)容，班固明顯不像司馬遷那么老道。盡管其中也有一部分內(nèi)容是對《史記》差誤的訂正，誠有所謂青出于藍之效，但總的來說，班固所做的這些涉及實質(zhì)性內(nèi)容的更改，是失多得少。

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本來就應當盡量采用更早出、更原始的典籍作史料，因而在利用《漢書》治史時，凡同見于《史記》與《漢書》兩書的內(nèi)容，即使二者完全相同，也是應該取閱《史記》并優(yōu)先利用太史公書，慎重對待這些先見于《史記》的文字。

至于那些純屬敘述形式的文字繁簡問題，顧炎武嘗謂“班孟堅為書，束于成格而不得變化”（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六“《漢書》不如《史記》”條），即《漢書》所謂行文之簡，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出于其既定的“成格”，也就是套路化的格式。在這一認識的基礎(chǔ)上，顧炎武還明確地對《史記》與《漢書》的文字繁簡問題做出了一個總體判斷，以為“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妒酚洝分碧幈貏儆凇稘h書》之簡處”（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章繁簡”條）。其實關(guān)于史書紀事的文字繁簡問題，宋人趙與時早有同樣認識，趙氏乃謂之曰：“夫為文紀事，主于辭達，繁簡非所計也。”（趙與時《賓退錄》卷一〇）

附帶在這里說兩句題外話?，F(xiàn)在頗有一些學者，大力主張高品味的學術(shù)論著要力求簡而不繁，繁則墮入缺情寡趣的畜生道，而我讀顧炎武“辭主乎達”的論述，則別有戚戚焉。沒什么科學的依據(jù)，就是出自對顧炎武學術(shù)造詣的崇拜。沒辦法，他讀書確實讀得多，很多很多。我相信，見多才能識廣。

除此之外，在《史記》與《漢書》之間，還有一些既非文言虛詞多寡、還不在于文字繁簡，同時也無關(guān)乎實質(zhì)性內(nèi)容的重大差異，這就是篇章設(shè)置方式以及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文句表述形式的不同。對此，清人錢大昕曾具體論述說：

石奮傳不當以“萬石”為題，夏侯嬰傳豈宜以“滕”標目？荊王賈、燕王澤之篇，首不必稱“劉”；韓王信之傳，端當去“王”字。萬石君、兩龔之號，已載諸篇中，而復系之篇首，非例也。傳馮奉世而遠述馮亭，傳揚雄而追溯伯僑；若司馬遷傳，首不舉姓名，敘譜系全取自序之文，又非例也。《史記》以數(shù)人合為一傳，一篇之中，首尾相應，《漢書》則人各為篇，略以時代事類相從，與史公合傳之例，固有別矣。然多承用舊文，不加刊改。史公作《陳平世家》，附見王陵事，今陳、王各為一篇，而敘陳平事于王陵之后；史公作《張蒼列傳》，附見周昌、趙堯、任敖諸人，今張、周、趙、任各為一篇，而敘張蒼事于任敖之后。在陳、張之傳則缺而不完，在王、任之傳則贅而無當。以及竇、田、衛(wèi)、霍諸篇，多沿斯失。于是史公錯綜變化之文，皆齟齬而不相入矣。

錢氏復總括之云：“大抵《史記》之文其襲《左氏》者，必不如《左氏》；《漢書》之文其襲《史記》者，必不如《史記》?！泵鞔丝芍肮湃怂栽~必己出，未有剿說雷同而能成一家言者也”（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漢書》）。

這些情況，說沒用，可以說什么用也沒有。因為不管怎么編排怎么寫，實質(zhì)上都是那么一些事兒，就所記述的歷史事實而言，二者之間基本上沒有什么差異。

可是若說重要，也可以說相當重要。因為文體、文筆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要素，這意味著它就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內(nèi)容和重要對象。特別是在唐宋古文運動興盛之后，歷代學者在撰寫所謂“古文”的時候，都要學為秦漢之文，競相取法于《史記》和《漢書》，而《漢書》的閱讀在士子之間尤為普遍。

這樣看來，了解《漢書》與《史記》之間這樣的差別，對于今天所有閱讀《漢書》的人，都應該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不了解《史》《漢》之間這種差別，就不能合理地把握《漢書》在文字處理形式上的功過得失，而對于那些僅僅是把《漢書》視作古文讀本的讀者來說，清楚知悉《漢書》這樣的文字缺陷，才能免得因懾服于班固大名而錯效東施之顰，誤仿邯鄲之步。

鑒于上述情況，即使是非專業(yè)的讀者，也就是完全沒有史料利用目的、身在功利需求之外的讀書人，只要時間和精力允許，最好也適當瀏覽一下《史記》中那些與《漢書》相應的內(nèi)容，這總會使你獲得更為豐富的感受，增添一種特別的體驗。這樣的閱讀，只是汲取人生的營養(yǎng)，看起來似乎沒什么具體的用處，可實際上更為重要。它會在潛移默化之中，滋育人心，煥發(fā)人性。這就是老子所說惟當其無，方有其用，所以我才會在這里特別講講這方面的情況。

在閱讀和利用《漢書》時需要注意的另一個與《史記》相關(guān)的事項，是保留在《史記》舊注中的《漢書》注文。

談論這一問題的前提，是顏師古注本《漢書》通行之后，覆蓋了此前所有注本，特別是晉灼和傅瓚匯纂眾說的集注、集解本（包括蔡謨散入《漢書》本文之下的傅注本）。晉灼和傅瓚集注、集解本的很多內(nèi)容，對我們今天理解和利用《漢書》是很有幫助的，可這些內(nèi)容有很多在顏師古注本中并沒有體現(xiàn)。

幸好劉宋裴骃的《史記集解》和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在注釋《史記》相關(guān)內(nèi)容時都引述有很多晉灼或傅瓚的舊注（若是按照前文所述二者的先后關(guān)系，晉灼舊注或轉(zhuǎn)據(jù)傅瓚集解而得）。如清人錢大昕稱“裴注《史記》所引《漢書音義》，蓋出于蔡謨本”（錢大昕《潛研堂集文集》卷二四《漢書正誤序》），講的就是這樣的情況。又清人王鳴盛亦稱裴骃《史記集解》其“下半部則簡略，甚至連數(shù)紙不注一字。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余以下，裴于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瓚及蔡謨《漢書音義》，裴所自為者十無一二”，以致造成“《漢書》之所取者《史記》也，今《史記》注反取《漢書》注以為注”的奇特景象（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裴注下半部簡略”條）。

因此，充分注意并參考保留在《史記集解》和《史記索隱》中這些《漢書》舊注的內(nèi)容，對我們更好地理解《漢書》載述的史事、特別是利用《漢書》從事史學研究，一定會提供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