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英國人在近代帝國發(fā)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英】基爾南：《人類的主人》，商務印書館，2006年，35-36頁）。 2023年，英國倫敦赫斯特出版公司（Hurst Publishers）出版了一部關于英帝國史的學術新著，《內部帝國：英帝國主義的興衰》（Internal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English Imperialism)。此書作者維克多·布爾默-托馬斯（Victor Bulmer-Thomas）是倫敦大學經濟學榮休教授，他曾擔任過著名的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即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主任。筆者讀過之后，覺得頗有意思，愿與對英帝國史感興趣的讀者分享其見解和論點。
此書理論框架的一大新穎之處即是將英國本土的內部構造與其帝國形態(tài)的外部展開這兩個層面密切聯系在了一起。按此書的描述，在初始階段，愛爾蘭-不列顛群島（ Hiberno-British Isles ）上的英格蘭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通過強力和簽訂條約等手段將群島上的其它三個民族統(tǒng)一聯合了起來，構成了英帝國的最初秩序。恰好，構成這最初秩序的四個子級實體——英格蘭、愛爾蘭、威爾士、蘇格蘭都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追求海外領土擴張和大西洋奴隸貿易，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英國（United Kingdom）和英帝國（ British Empire） 才得以不斷維系下來。
此書還簡要回顧了英國本土內部秩序中的征服與建構史，1284年，英格蘭完成了對威爾士的征服，之后在都鐸王朝時期完成了對愛爾蘭的殖民占領，并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開始了最早的海外殖民嘗試。直到1707年之前，英格蘭和蘇格蘭大致都仍是雙雄并峙的局面，且雙方都有各自的海外殖民地（在北美獨立戰(zhàn)爭時，亞當·斯密曾主張英國對美洲殖民地取懷柔態(tài)度，他認為，“最佳的選擇是建立一個聯邦性質的聯盟，該聯盟是13個殖民地與英國的聯合體，就像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組成的聯合王國一樣”。此點引自【美】帕戈登：《帝國的重負》，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313-314頁）。終于，在1707年之后，英格蘭基本完成了以其為主體的對本土內部帝國秩序的營建與構造。從這個角度看，1284年就成了一個異常重要的年份，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英格蘭開始了其內部性帝國的構造，并一步步向著廣大地域的所謂“外部性”帝國去發(fā)展。
后來，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樣， 從美國獨立戰(zhàn)爭開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一方面是英帝國在全球范圍的持續(xù)擴張，另一方面是美國的這種獨立模式開始漸漸被別的英屬殖民地所借鑒和取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英國勢力遭到了削弱，各殖民地的民眾紛起要求獨立，一時間蔚為潮流，舊的帝國和殖民體系漸趨于瓦解。為有效挽救頹勢，英國設計了英聯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框架，試圖將本土的四大民族（或者說族群）和包括愛爾蘭自由邦在內的各帝國領地仍整合在同一個“共主邦聯（confederacy）”性的秩序結構之下。后來到了二戰(zhàn)之后，這套框架的有效性和關鍵地位也逐漸被歐洲經濟共同體所取代，英國開始更多地托命于歐洲，并藉由此來實現內部的整合與協調一致。自從1973年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后，英聯邦體系雖然名義上繼續(xù)存在，但對于大多數英國本土人民來說已經無甚意義了。
但最終，隨著2016年的脫歐，“托命于歐洲”這一路徑也失去了效力。 整體而言，按此書的描述，自14世紀以來的英帝國史可被歸納為“漫長的逐步崛起和快速的墜落下沉”（the slow rise and rapid decline ）。
隨著英國費心構筑的英帝國體系秩序的瓦解和消亡，英國本土各民族對“大不列顛”的意識和認同感也在消減，而這種消減，甚至在英格蘭人民那里也不為例外。英格蘭人民的觀點和西班牙人民有顯著不同，后者看到加泰羅尼亞鬧獨立時，普遍傾向于反對，但前者看到愛爾蘭和北愛爾蘭要求重新統(tǒng)一，蘇格蘭鬧獨立，威爾士要求更大更多的自治權的現象時，卻有相當一些人覺得無所謂，甚至有不少人覺得這也是好現象，因為這樣英格蘭也能逐漸找回其獨立地位，而不需要再去考慮對別的英國本土子級實體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哪怕代價是徹底告別英帝國也在所不惜）。
按照此書的邏輯，英帝國對外擴張的首要動力是內部四個子級實體的協同一致，而對外擴張的成功會促使這種協同更加堅不可摧，但一旦英帝國停止擴張，開始向內收縮，這種協同性也會隨之顯著下降，甚至最后可能會有引向內爆的風險。當帝國邁向殘陽時代，就連英國內部的子級實體都會開始追求自身的獨立性和主體性。
我們可以將此書與布爾默-托馬斯于2018年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后退中的帝國》（Empire in Retreat）一書做比較。在2018年那部書中，布爾默-托馬斯認為美利堅帝國也在退卻之中，其地緣政治意義的支配主導性也在衰減，而且這種趨勢基本符合美國國內多數人民的期許和愿景。但他認為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國力定會有所下降，也不意味著美國的民族國家構建會開始走下坡路。相形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布爾默-托馬斯對美國未來走勢的判斷要比他對英國未來走勢的判斷樂觀不少。
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英國，就很容易發(fā)現其虛弱性：曾經賴以維系的三重框架，帝國、英聯邦和歐洲因素，都已在歷史舞臺上謝幕，英國當前所處的情況可說是過去幾百年來相對而言最為虛弱的。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連英國本土民族都開始有了分化的苗頭，包括蘇格蘭獨立，愛爾蘭與北愛爾蘭歸于統(tǒng)一，乃至于威爾士也日益傾向于強調其自治地位。換句話說，當前的英國缺乏一個宏觀的、整體的、有效的大型“使命”性敘事來將其內部四大本土民族的訴求和愿景整合與扭結到同一處來（當然，此處是指以英格蘭為中心），在一致對外的進取上無法實現廣泛共識和相關的集體行動，就有可能導致內部的渙散和離心離德。就這種前景來看，英格蘭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盡力穩(wěn)住英國本土，使其免于內部進一步分裂和解體的可能。
英國學者霍布森在其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很坦率地提到：“英帝國通過擴張推行的并非都是英國式的自由政體。帝國大多數臣民生活于其中的政體，從目前情況來看顯然不是英國式的，它并不是建立在被統(tǒng)治者同意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帝國官員意志的基礎上；統(tǒng)治形式固然是多樣化的，但實質上卻都不是自由的。即便我們運用更為開明的管理方法也無法掩蓋這一特征”（【英】霍布森：《帝國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111-112頁）。英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巴里布贊曾在其作品中提到：“對英國人而言，他們的‘帝國網絡’包括直接統(tǒng)治的殖民地（例如1857年后的印度）、定居殖民地（如澳大利亞）、保護國（如文萊）、共管地（如蘇丹）、基地（如直布羅陀），以及其勢力范圍（如阿根廷）。帝國統(tǒng)治所采取的多種多樣的形式意味著它必須是隨機應變的：其統(tǒng)治與其說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單一模式，不如說是‘制度拼湊’（institutional bricolage）的結果。帝國不同區(qū)域的臣民所體驗到的經歷并不是一致的，英國所經營的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帝國’，而不是一臺運轉良好的機器。帝國是碎片化的，有著破碎的國境和流動的主權管理體制”（【英】布贊等：《全球轉型》，崔順姬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0-121頁）。讀此書，益發(fā)能與霍布森、布贊之書互證和闡發(fā)。
我們可以將英國大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的一生行跡與此書聯系起來。十八世紀下半葉時，柏克曾就英帝國框架下的愛爾蘭、北美、印度、魁北克、英歐關系等問題都發(fā)表過重要論述，對于愛爾蘭，柏克希望英國政府能正視其多數人民信仰天主教的事實，勿使少數的新教教徒凌駕于大多數的天主教徒之上；對于北美，柏克希望英國政府能停止對其橫征暴斂，轉為柔性對待，同時希望北美殖民地能仍留于英帝國框架之內，即使北美十三州獨立之后，柏克仍對其憲政秩序多所肯定；對于印度，柏克譴責東印度公司無法無天，將會危害到傳承綿延久遠的印度本土文明的福祉，因此勸英政府必須對印改弦更張，在尊重印度本土文明的前提下構筑殖民和帝國秩序；對于英歐關系，作為所謂“現代保守主義之父”的柏克，其主張卻與今日盛行的右翼民粹主義論調大相徑庭，柏克曾多次強調歐洲的重要性，多次點明緊密的英歐關系對英國實有大利。柏克仍希望英帝國能發(fā)達昌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仍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但同時，柏克已能清醒地看到，帝國只有靠更多的廣義寬宏和大度才能維系其命脈，若一味只顧及殖民母國的狹義本土利益，必將早早衰頹乃至于傾覆（a great empire and little minds go ill together）。
倒也不是說凡柏克講皆有道理，但我們可以看到，柏克似乎早就參透了英帝國運轉的核心內在邏輯：如果在柏克所論之諸事上一一用強，導致帝國框架非預期性地解體，那最后可能連英國本土的內部情勢都穩(wěn)不住陣腳。
英國學者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在百年前完稿的《世界簡史》一書中曾如此寫道：“英國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整體，也沒有某個機構或某個人能把它看成一個簡單的整體。事實上，英國確實是一個在不斷發(fā)展中逐漸由各個國家拼湊起來的混合體，這與以前所謂的帝國是完全不同的。盡管大英帝國的官方施行各種苛政，暴露出各種弊端，但是它還是保證了表面的和平與穩(wěn)定；雖然‘國內’的百姓并不認為這樣做法有多好，但它還是贏得了很多‘隸屬’國民的支持和容忍。與‘雅典帝國’一樣，大英帝國是一個海上帝國，日常聯系完全依靠不列顛的海軍。交通發(fā)達是大英帝國凝聚在一起的物質保證。16世紀到19世紀，正是因為有了航海技術、造船技術、蒸汽輪船技術的發(fā)展，大英帝國統(tǒng)治下的表面的和平穩(wěn)定才很容易地成為可能。不過，當航空運輸和高速陸地運輸有了新進展后，或許某一天，會使大英帝國的和平發(fā)生動搖，這不是沒有可能的”。百年后的今天，隨著民粹主義主導下脫歐的成功，英國也正面臨著收縮乃至于內部裂解的風險。正是從這個角度，脫歐很可能是一件影響極深遠的大事。英國政府似乎是希望以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脫歐后造成的沖擊和影響，但效果究竟如何，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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