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詞與南宋詞：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花開

“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花開”，李商隱這兩句詩，說是看花，其實是寫他的艷遇，而我的艷遇則是宋詞。少年時代，讀宋詞是誤入藕花深處，有遇仙之感。

北宋詞和南宋詞是有區(qū)別的。王國維偏愛北宋詞，我也是。北宋詞是小棉襖，貼心貼肺，不隔。南宋詞是風衣，好看，但有點隔。

北宋文人的心理人格相當圓融，有寬和包容的氣度。比如歐陽修不喜歡佛教，但并不像韓愈那么強烈地排斥。據說他晚年還和一個和尚做起了朋友。他也并不干擾和反感蘇軾等人接受佛教思想。蘇軾對其門下之士，也是和而不同的態(tài)度，如群星錯落，花葉參差。

“澶淵之盟”，影響深遠。宋、遼兩國對峙結束，百余年內，基本沒有大的沖突，社會生活繁榮富庶。重文輕武的文化政策，使士大夫自身的存在感空前加強。人只有內心世界有了強大穩(wěn)定的依托，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才能變得從容而有余裕。于是“閑愁”、“閑情”出來了，“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兵荒馬亂中的緊張心理，是不可能產生這種情緒的。北宋文人真是有“閑”，他們的詞里有很多“閑”字，“針線閑拈”、“閑坐”、“閑眠”、“閑尋”、“閑信步”，連淚水都可以是“閑”的——“一春離恨懶調弦，猶有兩行閑淚、寶箏前（晏幾道《虞美人》）”。他們的內心世界是舒緩的，因而也是舒展的，用張先的一句詞來形容，正是“日長風靜，花影閑相照”。閑而能定，所以他們的感情質地，有一種靜定的底子，包括傷感。北宋的詞，情調上是溫的，軟的，仿佛一江春水向東流。南宋清而易冷，北宋清而能曠。北宋文人的情感世界，整體來說，是一篇“閑情賦”。他們的煩惱，往往是“閑”出來的。 

到了南宋，江山只剩了半壁，文人的內心世界有緊促感，都城名為臨安，縱有鮮花著錦之盛，也只是暫且姑且之意。心弦繃緊，詞的情調就顯出幾分清冷色彩來，風格上有一點玻璃質，脆，亮，但是格外精美。辛棄疾是一個典型的例外，但他的英雄主義的高昂激切中，其實是有著深深的無奈的。到了晚期，吳文英、王沂孫他們在玻璃上雕花，有一種清晰繁復的朦朧。南宋文人的心靈世界，整體來說，是一篇“秋聲賦”，有很強的身世之感。南宋詞，南宋的繪畫，南宋的藝術氣質，仿佛彌漫著更多的水意，水的氣息。這水，當然是秋水。秋水漫漫，不僅是時勢使然，應該也與南方的地理環(huán)境和氣候有關。關于地理、氣候與文化特質的關系，錢穆和黃仁宇都曾論及過。

北宋詞是直接抒發(fā)，南宋詞是觀照后抒發(fā)，這就有了一個省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方便情感沉淀和結晶，文體意識自然而然就更加自覺起來。

同一種情感表達，在《古詩十九首》里是“思君令人老”，質直樸拙，仿佛伸手直接從生活上撕下來似的。在柳永那兒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具體的描寫刻畫中，有了回環(huán)婉轉。到了南宋的吳文英那兒是“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夜苔生”，虛了，靜了，雅致尖新得有了現代人的意識。而從北宋到南宋的詞人中，有一個公認的過渡性的大家，這就是周邦彥。

周邦彥是一橋飛架南北。南北朝時的傅大士有偈語曰：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傅大士大約是以橋隱喻易逝的肉體，以水隱喻恒常的佛性。而我這里的意思卻是，宋朝的文人雖離我們而去了，宋詞的美卻永遠留了下來。